1994年11月28日，星期一。時任復旦大學法學院院長的王滬寧上博士生課，討論「中國民主發展模式和道路」。聽完一位博士生把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線索歸結為「不均衡社會中民主政治的不均衡發展」等看法後，王滬寧談了他的想法。
「我們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要『打掃』我們的價值系統，」他給學生們講。「近代以來，西方的價值體系漸漸進入中國，伴隨著西方物質文明的進入，西學東漸。這些價值觀念在中國社會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乃至我們今天的人看問題時或多或少地會受到它們的影響。特別是在政治分析中，我們的參照物或多或少是被西方的價值參照系『輻射』過的」。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是容易受到誘惑的，」王滬寧接著警告學生。「人在自己的欲望沒有滿足之前，總是嚮往著它。人受到金錢、美麗、權勢的誘惑，人多是凡人。在中國社會目前的發展狀態中，這樣的誘惑既是動力，也是阻力。社會的進步和矛盾往往是人所受到的多種誘惑綜合作用的結果。而近代以來，最大的一種誘惑就是『民主政治』的誘惑。」
20多年過去了，如今王滬寧是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在習近平的領導班子主管意識形態。在即將召開的十九大後首次「兩會」上，一直保持低調的王滬寧作為常委在會議上的首次亮相，我很關注。升官之後，他作為擁有更多決策影響力的戰略家，如何體現「打掃我們的價值系統」和「解脫民主政治的誘惑」這一學術論點，人們將拭目以待。
為了解開一些疑問，我最近讀了王滬寧1995年1月出版的沉思錄《政治的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這是王滬寧當年以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組組長的身份進入中央前夕出版的，也是迄今為止王滬寧公開出版的最後一本書。那是中共經過「天安門事件」與「南巡講話」，正在進一步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後冷戰」時代。該書作為「名人日記」系列中的一本，根據自序的介紹，是王滬寧從1994年1月初至12月初，在「夜色下來，一切歸於寧靜，望著穿外窗外閃爍的路燈，可以靜靜地思考自己和世界」的狀態下寫下來的「小小的思想享受」。
今日，身為習近平幕僚的王滬寧到底會有多少「思想享受」的空間？這一點在我看來算是一個謎，從王近期的公開活動與發言等也難以判斷。2018年1月4日，他在北京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上強調「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自覺性堅定性」的同時，向與會者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確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價值取向，堅持立破並舉，突出工作重點，建設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引領力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毫無疑問，做到王滬寧當前的位置，無論是誰，大概都要講同樣的話。不過，王滬寧進入中央之前，其實早已開始系統地研究維護黨中央權威的必要性。
據我觀察，他從學者到政治家，角色與任務發生了轉變，但對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認識和根本立場卻沒有絲毫的變化。王滬寧始終認為，作為社會主義體制的中國政治必須適應中國自身的歷史、社會、文化，在此過程中必須加強黨堅強有力的領導，而千萬不能「全盤西化」。其毫不動搖的黨性應該是王滬寧被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代領導人所信任和重用的不可或缺的原因。這或許也是沒有地方執政經驗的學者王滬寧打破不少觀察人士的預測「入常」的一個原因。
至於王滬寧本人會如何看待移除國家主席和副主席的兩屆任期這一新發布的修憲建議，我認為，只要這一修改有利於維護黨中央的權威，他都會支持，並站在戰略理論家的角度用一切辦法解決憲法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和矛盾。在強調「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習近平「新時代」里，王滬寧的學術研究和思想體系似乎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落地與開花。回過頭來解讀他在《政治的人生》裡的表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證明這點。
蘇聯解體與西方「民主機器」
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最感興趣的無非就是作為政治學學者的王滬寧如何看待中國政治發展，如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及其前景。
1994年2月12日，星期六，王滬寧正在構思寫給《瞭望》雜誌的稿子（《發展中的中國政治學》，發表日期為1994年5月16日），打算談中國的政治學如何對構築中國的政治體制模式做出貢獻。「最近一段國際發展態勢也告誡我們：一個社會要長治久安，必須具有良好的政治體制。」他在日記中寫道。「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體制必須適應一定的國情，必須植根於一定社會深厚的土壤。原蘇聯、東歐一些國家解體後，模仿西方制度，沒有形成有效的政治體制，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大大影響了社會進步和穩定。」
王滬寧接著指出：「中國的民主模式必須以社會主義的基本政治原則為基礎，能有效地保證政治體制的效率，保障政治體制一體化和社會穩定的發展，同時必須能夠適應中國歷史—社會—文化條件。」
這段話令我想起了習近平於2013年1月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說「蘇聯為什麼解體？蘇共為什麼垮台？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各級黨組織幾乎沒任何作用了，軍隊都不在黨的領導之下了。」
依我解讀，王滬寧之所以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適應自身歷史－社會－文化條件，一個原因是他對西方民主政治的看法。
4月10日，星期日，他寫當代西方政治哲學書的最後一部分，名字叫「人化社會中的人化民主」。在他看來，西方民主政治的發展顯示了民主政治本身內在的矛盾，並把此稱之為「邏輯反叛」。據他觀察，民主政治從提出的基本目的來看是要推進社會整體和人的生命價值，因為民主政治在價值上的選擇是政治應該符合人的要求，應該代表人的生命價值。但如今，「民主政治本身已經成為為民主而民主，或為利益而民主，為意識形態而民主，不是為人的生命為民主，」王滬寧寫道。「實際上，民主政治本身也越來越脫離了人本身，發展成一部龐大的政治機器……政治機器控制人。」
權威主義的必然性？
通往當前執政風格之權威主義的治理模式，在王滬寧1994年的學術研究中早已做過探究和確立。
1994年7月19日，星期二。王滬寧要寫維護中央權威的文章，說「難點是分析維護中央權威的必要性。現在需要再認識社會調控的體制設置，確定比較明確的體制和規範。」經研究，王滬寧提出的基本認識是：中國的發展需要能夠對整個社會統一進行調控的權威。作為這一認識的基礎，王滬寧提出：「社會發展出現極度不平衡性，地區和部門之間的差異逐漸拉開，要求統一領導來適度平衡，保證社會利益和福利相對均衡地發展」；「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日益呈多元化趨勢，外部力量越來越介入到中國的邊遠地區，要求統一確定整體利益，保證國家的一體化」等。
王滬寧似乎23年前已經認為，黨中央必須加強集中統一領導來有效治理因經濟社會的發展必然走向分散、多元的權益需求，以及日益擴大的不同地區之間或階層之間的懸殊，而為此關鍵在於黨內部和本身的治理。這就是今天習近平高度重視，到處呼籲的「從嚴治黨」。
儘管如此，縱觀這本書不難發現，王滬寧是認真、系統研究過中國如何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他承認，「中國政治體制模式的形成可能是漫長的過程」，他還認為，研究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模式應該解決四個問題：一，超大社會與政治調控之間的關係；二，一黨領導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係；三，公有制和政治體制的關係；四，倫理民主和法理民主之間的關係（1994年2月12日，星期六）。
而23年後的今天，中共高層公開談論的「政治體制改革」似乎僅限於國家監察體制改革。2018年1月18至19日，十九屆中央二次全會強調「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我感興趣的問題則是，王滬寧是如何評估中共在後冷戰背景下的政治體制改革變遷的，以及23年前提出的四點又是如何呈現於今天中國特色的政治體制模式當中的。畢竟，作為中央政策研究室的掌門人，王滬寧在這段時間以來確實是有著直接的權力和機會策劃和參與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的。
反「超腐敗」
在王滬寧的眼裡，黨應該是什麼樣子的？
1994年6月2日的清晨，王滬寧把正在寫作的《革命後社會的政府》一書中的「政府領導方式」一章修改好，他寫道：「黨是中國社會的一種縱向的控制系統，也是一種穩定系統，一種協調系統。一定要有一個完整的政黨體系，一個高效率的、低成本的、清廉的體系，深入到社會的大眾去的體系。」
談到「清廉的體系」，王滬寧曾於1990年出版過《反腐敗：中國的實驗》（三環出版社）一書，而在1994年6月5日寫這本沉思錄的時候，王滬寧準備增加新的概念，作為討論腐敗活動在中國的發展趨勢的框架，他把趨勢概括為從低量腐敗到高量腐敗；從低層腐敗到高層腐敗；從低質腐敗到高質腐敗；從淺層腐敗到深層腐敗。7月28日，星期四，王滬寧正在寫關於當前腐敗的文章，提出「超腐敗」的概念，認為在中國越來越嚴重和普遍的腐敗「在規模和性質上均為一般腐敗活動不能比擬」，並主張「現在反腐敗鬥爭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反『超腐敗』」。
從這些表述不難看出，作為學者的王滬寧早就開始關注並研究腐敗問題給中國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危害。這樣的王滬寧更有可能大力支持習近平自從擔任總書記以來通過制定八項規定、糾正「四風」等方式推進從嚴治黨，以「老虎蒼蠅一起打」為口號大力開展的反腐鬥爭。
中國會不會亂？
1994年9月28日，星期三。當時，中共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該《決定》提出，在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變革中，把黨建設成為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王滬寧認為這是有重大現實和歷史意義的《決定》，他在書中寫道：
「改革和建設提出的要求和任務，如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轉換國營企業的內部經營管理機制，加強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建立良好的市場秩序，整頓流通和價格秩序，控制通貨膨脹，建立合理的分配製度，克服在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定秩序的失控、失衡、失范和失序的現象，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體系等方面，都十分艱巨，消極腐敗現象、醜惡現象等還困擾著我們……因此，關鍵是執政黨是否堅強有力，是否能夠實施堅強有力的領導。」
以上段落跟強調「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習近平新時代」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化學效應」，尤其在王滬寧談到關鍵在於執政黨能否實施堅強有力的領導上。
1994年4月27日，星期三的清晨，王滬寧讀一本討論中國未來的訪問式的書。訪問者的問題集中在中國會不會亂的問題上。Y教授認為很有可能亂，一種「強人政治」結束之後，新的強人能否產生至關重要。而X教授就認為不會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了正常化的軌道。
王滬寧指出「我們也要研究這個問題，要注意四大系統」：軍隊、政黨、幹部和知識分子。王滬寧認為，只要這四個系統不發生問題，中國就能穩定發展。「當然有很多方面是『暗箱』，如何來透視不容易。如果把『暗箱』變成了『明箱』，問題就制度化了，」王滬寧接著補充道。
不能不政治
王滬寧在本書自序中坦承之所以起名為《政治的人生》，「並非指一種政治的經歷，而是說，作為一名政治學的學者，我的大部分時間均用來做我的專業學問了，以至這一學問占據了我絕大部分的生命。這個領域是那樣的廣闊，所有的課題都可被置於政治的角度下透視。我以為每一個生活在當代世界和中國的人，是不能不政治的。」
10月8日，星期六。王滬寧寫到自己的幸福觀。「我們這類人，已經習慣了無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沒有幸福的欲望，就沒有痛苦。幸福之事，可欲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執。修煉了這麼多年，有足夠的空間在心中，無所謂幸福。當然我不反對他人追求幸福，因為人不可能過同樣的生活。」
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政治家的王滬寧，如今是如何看待「政治的人生」的，我很好奇。倘若有機會，我最想問王滬寧的則是：今天，您幸福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