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不少高官落馬原因包括「妄議中央」，但涉及什麼言論往往不公開。示意圖：2026年3月9日：一名人大代表抵達北京大會堂參加全國人大第二次全體會議
6月5日，中共中紀委官網通報，前四川省成都市委副書記、市長王鳳朝被「雙開」，並移送司法。
王鳳朝是最新一名被通報「妄議中央」的官員。官方通報除了羅列王鳳朝的貪腐罪名外，還指控他「政績觀嚴重偏差」，「懶政怠政」，搞「政績工程」，涉「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
十八大前，中共落馬官員的通報主要集中於貪污受賄、濫用職權和生活腐化等問題，而十八大以後，尤其是近幾年，通報中越來越多出現「妄議中央」、「對黨不忠誠不老實」，「不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等罪名。
筆者通過網絡檢索發現，2017年媒體統計顯示，截至當年6月，僅省部級及以上落馬高官中，就已有7人被點名涉及「妄議中央」。
2021年《法治日報》統計稱，自中共十八大以來，截至2021年1月，已有10名黨員領導幹部被官方通報存在「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問題，另有6人被指「公開發表與中央精神不一致的言論」。
此後幾年，「妄議中央」已成為中紀委通報中的常見罪名，又陸續出現在多名高官的「雙開」決定中，公開可查的省部級及廳局級官員總數至少已達十餘人，甚至接近二十人以上。
什麼是「妄議中央」？
「妄議中央」並非刑法罪名，而是中共黨紀中的政治紀律概念。最早受到廣泛關注是在2015年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表述為「公開發表違背中央大政方針的言論」等內容。此後，它逐漸成為反腐通報中的一個政治性標籤。
中共是典型的極權專制黨，黨魁壟斷了最高權力，被視為黨和黨中央的象徵。尤其是十八大以來的這十幾年裡，習近平集權的程度更是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甚至超過了毛澤東。因此所謂「妄議中央」，說白了其實就是反對批評質疑習近平。這種反對批評質疑可以是點名道姓，直指習近平本人的，也可以不點名道姓，矛頭直指習近平確定的政治路線和拍板的方針政策，或他的其它所作所為。
從近年來公開的案例來看，很多被指控「妄議黨中央」「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的官員，外界普遍認為其言論往往與對習近平本人、習近平主導的政策路線或中央重大決策的批評有關，其中涉及「共同富裕」政策，房地產調控政策，疫情封控政策，經濟路線問題，對最高領導人的諷刺性評價等。例如天津前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周德睿去年落馬，官方斥其「妄議中央」。今年3月周的「妄議」言論在網上被曝光，包括嘲諷黨魁習近平的所謂「共同富裕」及房地產政策等。
那麼「妄議中央」頻繁現身反腐通報意味著什麼？
第一，意味著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不滿越來越嚴重。
前年移民到美國的前甘肅省統戰部黨委副書記馬瑞林，在接受美國媒體CNN的採訪時透露，大多數「體制內」的人都不喜歡習近平，只是表面上吹捧他。
第二，意味著習近平對黨內政治忠誠和言論一致性的要求在明顯強化。
「妄議中央」這一罪名的功能已不限於約束公開言論，更具有震懾黨內不同意見的作用。在現代政治學中，這屬於典型的「信號政治」（signaling politics）。
官方通報通常不會公開「妄議中央」的具體言論內容，因此外界往往難以知道當事人究竟說了什麼。這種模糊性本身就是制度工具。因為什麼算妄議？批評政策算不算？私下抱怨算不算？飯桌議論算不算？邊界並不清晰。而邊界越模糊，威懾範圍越大。結果就是，許多人為了避免風險，會主動進行自我審查。政治學上把這種現象稱為「寒蟬效應」（chilling effect）。從統治技術角度看，它比處罰具體言論更有效。
第三，意味著中共對官員的考核重點從「績效」向「忠誠」轉移。
以往，中共對官員的考核主要圍繞經濟發展，具體內容包括GDP增長、財政收入、招商引資等。因此很多官員即使政治上沒有特別鮮明的表態，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就有上升空間。但近年來「妄議中央」頻繁出現在反腐通報中，說明「政治忠誠」在中共官員評價體系中的權重明顯上升。換句話說，一個能力一般但絕對忠誠的官員，可能比一個能力很強但有獨立想法的官員更安全，更有上升空間。這實際上改變了中共整個官僚體系的激勵機制。
第四，意味著中南海的決策機制進一步趨於封閉。
政治學界通常認為，從長期來看，最值得關注的未必是有沒有不同意見，而是不同意見是否還能被安全地表達出來並進入決策過程。在正常的政治體系中，不同意見能夠通過制度渠道反饋到決策層。例如在民主國家，有議會辯論，黨內競爭，獨立媒體監督，智庫討論。反之，當不同意見越來越容易被政治化時，官員就更傾向於少說話，不提問題，不承擔責任，最後形成一種現象：上面聽到的全是好消息，下面看到的全是壞情況。這就是政治學所謂的信息失真（information distortion）。歷史上很多高度集權體制都遇到過類似問題，其結果就是權力上層的決策機制越來越封閉。中共目前可以說正深陷這一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