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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戰升級情景:美國貿易之外的打擊手段

平安宏觀張明等認為,美國擅於對目標對手進行多維打擊。如果中美貿易戰加劇,美國在貿易之外的三大後手包括:加強對中國直接投資的審查、切斷從美國到中國的技術傳遞渠道以及或重返多邊貿易談判,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

此文探討了在貿易領域之外,美國可能對中國採取什麼後手,並在此基礎上研究了這些手段可能給中國宏觀經濟帶來的影響。

■美國擅於多維打擊,貿易外後手難避免

美國擅於在投資、匯率、技術等貿易之外的領域採取多樣化手段對目標對手進行多維打擊。目前中美貿易戰面臨升級風險,同時美國在貿易領域外的外商直接投資、人才技術流動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有對中國加強限制的趨勢。對中國而言,除了針對貿易制裁做好防範舉措外,也需要就美國貿易領域外的後手進行防備。

■美加強直投領域審查,知識產權或為主要抓手

中國對美直投增長顯著,漸成提升技術新方式。隨著對外投資的系統性支持政策不斷跟進,2007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顯著,其中對美直投規模更是加速增長。隨著中國對美直投規模顯著提升,中國對美直投的範圍也有所擴大。利用積累的資本進行海外併購投資來獲取所需技術正成為中企提升技術水平的新方式。

美國或加大投資審查力度,中國海外投資恐面臨衝擊。通過研究美國審查外資投資的制度可以發現,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作為核心機構有相當靈活性,在美國加大對中國投資的審查背景下,中國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難度將顯著增加。即使中美貿易局勢有所好轉,美國增加中企投資限制的趨勢或仍將繼續,中國可能更加需要將提升技術的重心放到自身的技術研發與積累上。

“301條款”調查結果關鍵,知識產權或為美主要抓手。我們認為,無論是貿易範疇還是投資領域,知識產權領域都會成為美國的主要抓手。美國政府或在審查外國投資的法規中增加對先進技術領域的投資限制。而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成為外國投資委員會、商務部等美國政府相關部門的託辭。

■人才流動或受限,留學審核恐趨嚴

專項計劃效果顯著,海外人才加速迴流中國。在各專項引才計劃實施後,我國留學人員迴流率明顯上行,海外人才迴流明顯加速。伴隨著海外人才迴流,中國在各學科及產業的科研或技術的進步均有所提速。

美展開調查華人學者,留學審核有趨嚴可能。在中國科技加速進步的當下,美國政府大概率將針對華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國的流動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這對中國的產業升級與科研工作將是非常不利的衝擊。另外,可以預計美國大學未來對吸收中國留學生可能變得更加嚴格,這將影響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從而給中國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製造障礙。

■美或返多邊貿易談判,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

多邊平台各國群龍無首,美國有望重返擔當“領袖”。聯繫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重新談判仍在推進,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達成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協定。美國或以此為範本針對目前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又稱“11國TPP”)進行修改並最終實現重返TPP。若美國在NAFTA、TTIP甚至TPP等多邊貿易談判中進展順利,中國或成為美國及其盟友運用多邊武器進行全面施壓的對象。

國際投資協定或趨嚴,中國面臨壓力恐增強。美國除了可能利用雙邊貿易談判來團結部分經濟體之外,多邊談判也將成為美國團結盟友的一大利器。雙邊貿易談判達成的協定容易被一一擊破,不穩定較強;而多邊貿易談判一旦達成具體協定,成員國作出違背多邊貿易協議的成本將高出許多,且多邊協議可以添加更廣泛領域的明文條例。所以對中國而言,美國利用TPP等多邊武器來團結盟友進行更全面的施壓較美國通過雙邊貿易談判來團結第三方更值得警惕。

一、美國擅於多維打擊,貿易外後手難避免

從歷次美國與各國的貿易戰中可以看出,美國擅於在投資、匯率、技術等貿易之外的領域採取多樣化手段對目標對手進行多維打擊。

在1985-1995年的美日貿易戰中,美國通過簽署《廣場協議》獲得了綜合的戰略優勢,並在貿易、金融、匯率等維度對日本進行多維打擊,不僅有效壓縮了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還大幅刺激了日本對外投資與國 大陸產金融泡沫的膨脹,同時日央行受制於《廣場協議》,貨幣政策空間不大,最終日本在貿易戰中完敗,迎來“失去的20年”。日本的經濟實力雖然強大,但日政府缺乏戰略眼光,且反制手段單一溫和,導致了日本在貿易戰中處處被動,難以招架。

目前中美貿易戰面臨升級風險,同時美國在貿易領域外的外商直接投資、人才技術流動及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有對中國加強限制的趨勢。對中國而言,除了針對貿易制裁做好防範舉措外,也需要就美國貿易領域外的後手進行防備。

 

二、美加強直投領域審查,知識產權或為主要抓手

近期川普政府在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的同時,也在加緊制定限制中國投資的方案。考慮到“301調查”主要針對知識產權領域,美國或利用知識產權作為主要抓手,加強在直投領域對中國的限制,從而對中國進行更加嚴密的技術封鎖。

2.1中國對美直投增長顯著,漸成提升技術新方式

隨著對外投資的系統性支持政策不斷跟進,2007年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增長顯著,其中對美直投規模更是加速增長,其增幅遠超中美貿易順差的增速。2016年,美國已超越歐盟和東盟,成為中國對外投資規模最大的目的地。另外,由於中國海外直投中有一大部分是通過中國香港、海外第三方國家及開曼群島等避稅天堂直接向美國投資的,並沒有上報中國商務部;加上中國對美投資也可能轉向別國,所以中美官方在雙方直接投資規模上的統計數據存在較大差異。按中國統計數據,2012年中國對美投資規模就已經超過了實際利用美資規模,中國在中美雙向投資中已呈凈投資狀態;按美國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中國對美投資規模仍未超過美國對華直投規模。但中國對美直投增速超過美國對華直投增速已是共識。

隨著中國對美直投規模顯著提升,中國對美直投的範圍也有所擴大。2014年之前,中國對美直接投資主要集中於地產租賃、銀行、運輸設備、初級金屬製品與批發貿易領域;2015年後,中國對美直投範圍擴大到電子、非銀金融、信息與科技領域。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電子、非銀金融、信息、科技等技術密集領域對美直投的規模增速顯著高於其他行業,可謂爆髮式增長。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就採取了“用市場換技術”的方式來獲取西方的工業技術與先進管理。由於中國起步較晚,基礎較差,西方並不先進的技術在當時的中國看來已比較先進,所以西方起初並沒有對中國的“市場換技術”策略產生過多的反感。各大跨國企業看中了中國 大陸龐大的潛在市場,紛紛用其並不十分先進甚至已處淘汰邊緣的所謂“先進技術”來換取進入中國大陸這個黃金市場的敲門磚。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科技水平的迅速積累,中國需要的技術越來越接近全球最先進的水平,考慮到先進技術的高研發成本及中國企業強大學習能力的潛在競爭力,西方企業越來越難以接受中國“用市場換技術”的方針。在該背景下,中國企業利用積累的資本進行海外併購投資來獲取所需技術正成為提升技術水平的新方式。

除了海外併購之外,以“BATJ”為首的中企近年來也開始進行創建投資(即“綠地投資”)與早期項目投資。由於部分領域中國企業的科技水平已不亞於美國企業,加上美國擁有強大創造力的人力資本,中國移動、華為、阿里巴巴、百度、京東、蘇寧等中國科技企業紛紛開始在美國加利福利亞洲等科技人才密集區域建立研發中心,平安、騰訊、阿里巴巴、中源協和、葯明康德、麗珠醫療等集團則針對美國的生物科技與軟體公司進行了早期投資布局。

整體上看,隨著中國企業競爭力的增強,“以市場換技術”的策略逐漸被西方企業所排斥,海外直接投資正逐漸成為中國企業獲得先進技術的新方式。中國海外直投的規模增速顯著提升,投資範圍也從傳統行業向技術密集領域拓展,中企在併購美企的基礎上,逐步增加了對美國的創建投資與早期項目投資。

2.2美國或加大投資審查力度,中國海外投資恐面臨衝擊

在當地時間3月22日中午,川普簽署貿易備忘錄。內容除了針對中國向美國出口的600億美元商品進行徵稅外,還有限制中國企業對美投資併購的相關內容。白宮準備增加中企收購美國先進技術和投資美國企業的難度,並指示財政部列出法規來管理中國投資。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也在最近表態美國政府的目標是破壞“中國製造2025”計劃。目前美國財政部正考慮採用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等選項限制中國在半導體與5G通信等領域的投資,不排除未來會就限制投資領域進行擴張的可能。

通過研究美國審查外資投資的制度可以發現,外國投資委員會(CFIUS)是美國對外資的投資行為進行審查的核心機構。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是典型的跨部分機構,1988年由財政部牽頭經貿、安全、司法等領域的多部門共同組建。除美國財政部外,國務院、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商務部、國防部、能源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職能部門均在其中,另外還有7個白宮機構參與。成立初衷是通過對有投資美國意願的外資進行審查來判斷其是否會對國家安全造成隱患,還有外國投資審批制度與之配套。

外國投資委員會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國會通過的《外國投資研究法》,但當時對外資進行審核的職權主要分布於財政部和商務部。直至1988年通過《埃克森—弗羅里奧修正案》,總統擁有了否決外國投資者兼并購提案的權力,外國投資委員會也被賦予調查與建言的職權,自此,外國投資委員會成為國家安全審查中的“看門人”。

21世紀初“9·11”事件的爆發提升了美國對國家安全的要求。國會通過《國家安全外國投資改革和加強透明度法案》與《外國投資與國家安全法》之後,經過改革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職能得到強化,外國投資委員會負責審查,總統最終決策,國會進行監督的國家安全審查體系也得以建立。外國投資委員會可根據具體情況適當延長審查時間,在一定的條件下還可重審過往交易,涉嫌恐怖主義的兼并購提案的結案還需總統批准。

儘管外國投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審查外國投資以保障國家安全,但由於委員會成員出自不同部門,代表的利益方並不完全一致,所以在審議外國投資案中也存在分歧。加上國家安全並無法律細則規定具體內容,委員會化解分歧時缺乏具體依據,進而導致委員會審議時標準並不統一。

此次白宮針對中國投資增大限制的要求必將體現到外國投資委員會具體的審查過程中,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對美國技術與項目的兼并購投資案通過審查的難度將進一步增加。我們認為美國增加中國投資的限制有長短期兩個因素:①短期因素主要是在中美貿易博弈升級的背景下,限制投資作為附加手段能夠擴大美國對中企制裁的效果。②長期因素則是中國經過多年的追趕,在人工智慧、通信等部分領域的技術水平已經接近美國,甚至與美國相當。美國精英階層對此深感憂慮,逐漸開始形成即使犧牲短期利益也要遏制中國上升勢頭的共識,因為中國技術進步過快將有損美國的整體利益。

整體來看,在美國加大對中國投資的審查背景下,中國的海外直接投資將面臨較大衝擊,通過海外直接投資獲取技術的難度也將顯著增加。即使中美貿易局勢有所好轉,美國增加中企投資限制的趨勢或仍將繼續,中國可能更加需要將提升技術的重心放到自身的技術研發與積累上。

2.3“301條款”調查結果關鍵,知識產權或為美主要抓手

3月23日,美國根據301調查結果宣布計劃對600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徵收25%的關稅,其中航空產品、信息通信、機械、現代鐵路、新能源汽車等高科技領域成為制裁的重點,具體的商品清單將於三月底或四月初公布。屆時可能還會有限制投資的相關法律條文出台。美國聲稱進行制裁的根據是中國在知識產權領域強制技術轉讓侵犯了美國的利益。我們不能排除美國通過301條款調查宣布中國全面違反知識產權保護,從而對中國在美國的高科技行業直接投資實施更加嚴厲制裁的可能。

我們認為,無論是貿易範疇還是投資領域,知識產權領域都會成為美國的主要抓手。與以往通過貿易摩擦換取短期利益不同,此輪中美貿易戰爆發的背景是美國精英階層對中國的態度由接觸(Engaging)轉為遏制(Containing),作為遏制中國的工具,美國此輪對中國的制裁可能包含著美國政府更多長期的考量。

聯繫到中國對美投資漸成獲取技術的新方式,美國政府或在審查外國投資的法規中增加對先進技術領域的投資限制。考慮到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審議標準的較高靈活度,實現對中國投資美國關鍵領域與先進技術的“定向歧視”恐非難事。而知識產權保護可能會成為外國投資委員會、商務部等美國政府相關部門的託辭。

儘管兩周內即將公布的商品清單會對中國利益形成短期衝擊,但我們認為,屆時公布的投資限制條文可能會對中國的技術提升渠道產生更深遠的影響。在遏制中國崛起漸成美國精英階層共識的當下,如何利用現有資源在美國技術封鎖趨嚴的環境下實現科技領域的“彎道超車”將是中國面臨的重大時代課題。

三、人才流動或受限,留學審核恐趨嚴

我們認為,美國在限制中國投資的同時,還將採取限制人才流動、加強留學審核等措施。這些措施是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在不同領域的體現。我們認為,未來美國對接觸核心高端技術的華人學者的戒心將有所提升,中國學生留學美國的審核也將趨嚴。

3.1專項計劃效果顯著,海外人才加速迴流中國

2008年12月,中國實施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的“千人計劃”。截至目前,“千人計劃”已分12批引進逾6千名高層次創新創業人才,涵蓋生物醫藥技術、能源資源環境、經濟金融管理、信息科學技術、高新技術產業、工程材料、化學化工與數學物理等多個領域。除了中央層面的“千人計劃”外,各地及部委也設立了相應的地方引才計劃與部委引才計劃。

在各專項引才計劃實施後,我國留學人員迴流率從2008年前低於40%的水平上行到80%附近,海外人才迴流明顯加速。伴隨著海外人才迴流,中國在各學科及產業的科研或技術的進步均有所提速。全國專利申請受理數也加速上行。

3.2美展開調查華人學者,留學審核有趨嚴可能

2018年2月15日,聯邦調查局(FBI)以詐騙罪逮捕了前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教授、著名機器人專家席寧。2月22日,美國司法部宣布曾在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隸屬於美國商務部)大西洋海洋學與氣象實驗室(AOML)任職的海洋學家王春在因接受中國薪金而獲刑。兩位科學家在離職之後幾乎同時被美國執法部門逮捕甚至被司法判刑非常少見,聯繫到兩位的華人身份和席寧作為中科院“百人計劃”成員、王春在作為中組部“千人計劃”與教育部“長江學者計劃”成員的事實,我們認為這是美國正在嚴密調查包括“千人計劃”、“長江學者計劃”等中國引進海外人才的若干專項計劃中在美國大學與科研機構工作的華人學者的結果。

儘管前些年也有華人學者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逮捕的事件,但並未如此緊密地發生。由於美國在1996年通過的《經濟間諜法》(EEA)將竊取商業機密或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認定為刑事犯罪,所以華人學者多被指控為違反《經濟間諜法》。我們比較近20年美國政府起訴的與《經濟間諜法》相關的案件數量可以發現,在加大引進海外人才的2008年之後,中國更多的被指控為經濟間諜案件的受益方。這還不包括以其他名目遭到逮捕的案件(如:陳霞芬案、郗小星案等)。從近二十年美國政府指控違反《經濟間諜法》的被告人族裔分布也能看出,美國政府對華人的指控比重顯著上升,由2008年前的17%上升為2008年後的52%。可以看出,針對華人學者的調查與指控並非川普上台後才出現的新情況,而是在中國加強引進海外人才後美國政府有趨勢性的行動,並不會因為總統大選或黨派鬥爭而廢止。

2018年2月16日,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Wray)在國會聽證會上稱幾乎所有領域中學習和工作的華人教授、科研人員、學生都有可能秘密地在為中國政府收集情報,可被視之為“非傳統的情報收集人員”。並認為在美華人學生和學者是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需要美國全社會關注應對。另外,中央情報局局長等多名美國高官也對此發言表示附和。考慮到FBI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發言僅發生在席寧被逮捕的後一天,該發言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美國近年對華人科學家加強調查並採取強制措施是對中國加強引進海外人才從而實現技術進步的恐慌行為。

在中國科技加速進步的當下,美國政府大概率將針對華人高科技人才向中國的流動實施更加嚴格的限制。這對中國的產業升級與科研工作將是非常不利的衝擊。另外,考慮到華人學者原先大多是赴美留學生,可以預計美國大學未來對吸收中國留學生可能變得更加嚴格,這將會影響我國的人力資本積累,從而給中國的產業升級與技術進步製造障礙。在該背景下,我國不得不減少對美國甚至海外人才培養機制的依賴,同時需迫切提升國內人才培養的效率,進而為中國的科研進步與產業升級提供人力資本支持。

 

四、美或返多邊貿易談判,聯合盟友對中國施壓

從近期美國政府的表態看,若TPP協議經過適當修改,美國有重返TPP的意願。聯繫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重新談判仍在推進,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達成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協定。美國或以此為範本針對目前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又稱“11國TPP”)進行修改並最終實現重返TPP。若美國多邊貿易談判進展順利,中國或成為美國及其盟友運用多邊武器進行全面施壓的對象。

4.1多邊平台各國群龍無首,美國有望重返擔當“領袖”

2009年與2013年奧巴馬分別宣布美國加入TPP談判與TTIP談判,其中TPP被視為遏制中國崛起的大戰略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2017年1月20日,川普上任當天就宣布退出TPP,並在三天後簽署退出TPP的行政命令,導致TPP的GDP規模由原先全球經濟總量的38.2%降為13.5%。雖然日本、越南、澳大利亞、加拿大、汶萊、智利、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等11國在2017年11月11日達成繼續推進TPP的共識,將“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更名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全面進展協定(CPTPP)”,並於2018年3月8日在智利首都聖地亞哥舉行協定簽字儀式,但從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的表態來看,各國還是顯得群龍無首。日本目前雖擔當起CPTPP的領導角色,但美國這個巨大市場的失去,無疑將顯著減少其他國家參與該協定的吸引力,各國在爭議條款上可做出的妥協空間也會有所壓縮,這增大了部分條款達成的難度,也降低了整個協定給成員國經濟前景帶來的提振。

2018年1月25日的達沃斯論壇上,川普聲稱在TPP條款經過深層次的談判並取得成效後,美國願意重新加入TPP。2月27日,美國財長努欽在一場美國商會投資峰會上表示,美方正在討論重返TPP的事宜,也同相關國家開啟了多次的高級別對話,並形容川普態度為““願意協商”。美國政府態度的大幅轉變給美國重返TPP並擔當領袖提供了可能性。聯繫到CPTPP成員國目前在缺少美國的情況下對該協定帶來作用的預期有所降低,且難以達成進一步共識的背景,美國重返TPP或將成為各成員國翹首以盼的事情,只是在協定的商議上各成員國能作出何等程度的讓步仍存變數。

聯繫到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重新談判仍在推進,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有可能達成新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協定。美國或以此為範本針對目前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又稱“11國TPP”)進行修改並最終實現重返TPP。若美國在NAFTA、TTIP甚至TPP等多邊貿易談判中進展順利,中國或成為美國及其盟友運用多邊武器進行全面施壓的對象。

4.2國際投資協定或趨嚴,中國面臨壓力恐增強

美國在3月初決定開徵全球範圍鋼鋁進口關稅之後,歐盟、日韓等國就開始尋求美國鋼鋁關稅的豁免。目前已有歐盟、澳大利亞、加拿大、墨西哥、韓國、阿根廷和巴西獲得暫時性關稅豁免,雖然仍將受到美國進口配額的限制,但這也是為了避免上述關稅豁免國成為第三國的中轉站。目前上述國家獲得的關稅豁免只是暫時性的,最終豁免結果或將在4月底公布。我們發現獲得暫時性鋼鋁關稅豁免的經濟體大多對美鋼鐵出口規模較大,且經濟規模較大,與中國經貿關係也很密切。我們認為,美國可能通過該策略實現兩個目的:①利用暫時性關稅豁免政策向對方展示自己談判的誠意,從而讓對方在部分利益上作出妥協和讓步。②暫時性關稅豁免政策可能起到拉攏對方的效果,讓對方在經貿甚至其他領域偏向美國而非中國,若對方無法給予承諾或表現不及美國預期,將很可能被美國調出關稅豁免名單。

近期歐盟官員透露了美國提出的五大豁免標準,分別為:①是否曾經使用貿易防禦措施來阻止有傾銷嫌疑的鋼鐵產品進入。②是否曾在WTO支持過美國提出的反傾銷和反補貼稅調。③參考美國與該國有關的鋼鐵和鋁的歷史交易量以決定授予該國關稅豁免的年度配額。④是否參加過全球鋼鐵產能過剩論壇。⑤是否為美國的“安全合作夥伴”。其中包含較明確的支持美國同時針對中國的意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真實目的。

美國除了可能利用雙邊貿易談判來團結部分經濟體之外,多邊談判也將成為美國團結盟友的一大利器。雙邊貿易談判達成的協定容易被一一擊破,不穩定較強;而多邊貿易談判一旦達成具體協定,成員國作出違背多邊貿易協議的成本將高出許多,且多邊協議可以添加更廣泛領域的明文條例。所以對中國而言,美國利用TPP等多邊武器來團結盟友對中國進行更全面的施壓較美國通過雙邊貿易談判來團結第三方更值得警惕。

我們對TPP部分領域條款的解讀如下:

在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企業方面,除了要求各國全面取消對國企的支持等硬性標準以外,還有一份豁免名單。這不僅是對發展中國家及與美存在戰略競爭性國家的歧視,而且對豁免名單外的國企並不公平,甚至有可能增加成員國對有意向的潛在加入國家的談判籌碼。

在知識產權領域,加強了對各類版權的防護,甚至達到了可能威脅到成員國機密保護的程度(類似於“稜鏡門”),並且給予相關企業在當事國調查時可拒絕提供材料的權利,這不僅將影響到技術的溢出效應,進而阻礙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而且還會導致技術較落後的國家有被侵權甚至泄密的潛在風險,且無法進行及時有效的防護。

在政府採購領域,要求各方僅依據招標公告等材料的明示標準來決定中標結果,並採取正面清單的方式進行管理。由於科技發達的美國在大多領域都有制定標準的地位,在政府採購領域採用招標公告的明示標準有利於具有先發優勢的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同時,設置正面清單而非負面清單增加了締約國與潛在加入國的談判優勢,對潛在加入國不利。

在生物製藥領域,協定對藥品仿製採取5-8年的長期限制,有利於生物醫藥技術發達的美國,並不利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另外,TPP協定還賦予勞工自由結社集會的政治權利,有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潛在風險,並可能涉及到包括中國等潛在加入國的敏感問題。環保方面並未提及《巴黎協定》,減輕了發達國家承擔環境保護的義務,增加了環保的彈性,不利於全球環保事業的發展。

通過對TPP協議中的各項具體條款的研究,我們認為該協定整體或對中國非常不利。若中國作為潛在加入國,將會遭到多領域的歧視與制約,並在部分敏感問題上面臨困境;若中國作為非締約國,將被排斥在成員國團體之外,無法享受到成員國具有的廣泛權益,甚至有被孤立的潛在風險。

總的來說,當前川普政府挑起貿易戰體現了以貿易為工具來系統性遏制(Containing)中國的思路,美國極有可能在投資、人才流動、多邊談判等領域對中國採取全面遏制手段。考慮到目前川普在美國國內草根階層和精英階層的支持率都在上升,且美國精英階層可能開始逐漸形成遏制中國的共識,我們應該對未來一段時間之內中美博弈的複雜性、長期性與嚴重性做好準備。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楚天 來源:華爾街見聞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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