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夸爾與沈邁克所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一書，是西方學者近年來就中國文革史研究的具有獨特意義的專著。該書使用了大量的中文史料，同時也吸取了不少這些年來史學界有關文革史的研究成果，詳細地解析了中國這一史無前例的革命。作為西方史學界研究文革的代表作，該書對中國學者的深入研究無疑會起到進一步的推動作用。書中論述的「林彪事件」是筆者關注的重點，研讀之餘，感到有以下幾點值得稱道：
〔1〕關於毛澤東選擇自己的繼承人一事，作者認為毛澤東真實的意圖是傳位於江青和她的親信，而非林彪。作者指出：「林完全可以懷疑，主席之所以決定將其立為接班人，只是為了建立一套制度，以便讓另一位毛派的狂熱信徒順理成章地接班。否則，主席為什麼要建議林，林自己也應該指定一個接班人，並且點出了張春橋的名字，而讓林大為尷尬呢？儘管毛沒有公開力圖推動他的建議，但至少表明了：在毛看來，他的妻子及其親信才是自己在意識形態上的真正接班人。」（《毛澤東最後的革命》中文版，星克爾出版社2009年4月版327－328頁，以下簡稱該書並只標明頁數）
1970年8月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林彪在廬山上主動發起的針對文革極左派張春橋的鬥爭，使毛澤東赫然發現，林彪在黨內竟然有如此眾多的支持者，而文革極左派張春橋一夥又是如此不得人心，林彪的一篇講話就幾乎置張春橋於死地，如非毛澤東採取斷然措施，毛澤東賴以發動文革的極左派們很可能就此土崩瓦解，而毛澤東傾其後半生發動的文革運動就有可能在其身後被否定被清算，這是毛澤東絕對不能容忍的。由此而觀之，林彪絕非毛澤東理想中的接班人，而江青、張春橋們才是毛真正意義上的衣缽傳人。林彪事件後毛澤東大力扶植江青等文革極左派，尤其是讓這夥人逐步地掌控軍權，張春橋成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王洪文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軍委常委，而這在林彪時期是不可能發生的。毛澤東從黨天下向家天下過渡，江青、張春橋才是毛澤東心目中真正意義上的接班人，也只有他們才能在毛身後繼續推行毛澤東那套烏托邦的理論和實踐。該書的作者在這一點上，看得是很準確的。
〔2〕關於林彪是否有「篡黨奪權」的意圖，作者對此持懷疑和否定的態度。作者指出：「儘管中共的黨史學家是如何受到鼓勵去批評文革的觀念和必要性，但是還沒有什麼人願意說：主席為了搞文革，無情地密謀打倒其過去的親密戰友。一個晚年誤入歧途的戰略大師的形象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一個暗地裡策劃卑鄙手段的黑幫頭子的形象是不可接受的。」「但是，如果毛成功地策劃了第一任接班人的倒台，就沒有什麼明顯的理由可以解釋為什麼他就不能打倒其第二任接班人，從而部分地降低解放軍在重建中共中的主導份量。文革後，國家主席問題被當作是林彪圖謀『奪取最高權力』的證據。這樣一個罪名會不會是毛給林構陷的呢？人們也許永遠也不會知道事實真相；動機仍然晦暗不明。但是，為什麼毛就在自己還在準備林彪的罪狀、林彪還沒有逃跑和死亡的時候就聲稱：『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呢？」（該書329頁）
有關「設國家主席」的問題早有大陸的學者予以論述（王年一、何蜀《「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見《重審林彪罪案》上冊），在「913事件」前，並沒有任何直接的證據證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林彪至多是對毛澤東的勸進，希望毛澤東在四屆人大召開時出任國家主席，林彪的建議得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們的一致贊同。文革極左派的重量級人物康生在廬山會議的發言中說：在要毛澤東當國家主席、林彪當國家副主席問題上，「所有意見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當（國家）主席，那麼就請林副主席當（國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當的時候，那麼（國家）主席這一章就不設了。」（《周恩來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5月版387頁）而最先指責林彪「想當國家主席」者卻是毛澤東自己，毛澤東在1971年8月南巡途中，指責林彪「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急於奪權。」可毛澤卻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該書作者看到這一關鍵的問題，指出：「既沒有什麼證據表明葉群的野心，也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林彪希望得到這一職位。」（該書329頁）事實上，「913事件」後中共拿出來的唯一證據是吳法憲在關押期間的交代，即「葉群說，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擺？」但是這唯一的證據也被吳法憲日後所否定，指出那不過就是專案組「逼供信」的產物。由此可見，林彪「想當國家主席」不過就是毛澤東的構陷，毛澤東要打倒林彪的法理依據完全是向壁虛構。
〔3〕關於林彪是否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發動一場旨在推翻毛澤東的「政變陰謀」，該書作者明顯持懷疑態度。作者指出：「正是由於9月12日至13日事件的戲劇性，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材料和中國史學家敘述的真實性一直受到西方出版物的質疑。」「令人不清楚的是，林彪是參與了林立果針對毛澤東的所謂陰謀，還是被動地聽天由命。9月12日晚上，林彪在服用安眠藥後已經上床睡覺了。在其妻子和兒子把他推進汽車，風馳電掣地趕往機場時，他是否清楚地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對此也完全有理由產生懷疑。」（339頁）
該書的作者在此並不盲目地輕信大陸官方長期以來的一貫說辭，而是採取客觀的態度質疑官方的觀點。作者進一步指出：「總之，有難以計數的、疑竇叢生的問題。」（該書339頁）大陸官方在「913事件」後指責林彪和葉群密謀策劃了針對毛澤東的「武裝政變」陰謀，指使自己的兒子林立果在前台發動這場政變，並將林立果周圍的親信的「供詞」作為林彪涉案的證據。然而迄今為止，世人所知的由官方披露出來的林立果在北京策劃的所謂「殺毛」大計，皆為中共官方公布的「批林」材料，應屬刻意地加工，突出渲染了所謂林彪要謀害毛澤東的種種罪行，而內容皆屬於林立果周圍個別親信人士在「913事件」後的口供，其真實性和可信度殊為可疑，在那個年代裡官方可以任意製造出他們需要的「口供」，這早已被太多的史實所證明。儘管如此，林彪涉案的直接證據卻幾近於無。退一萬步說，即使官方指控林立果策劃「政變」的設想完全屬實，亦無證據將林立果的言行與林彪直接劃上等號。由此而觀之，那個所謂的「殺毛」的設想僅僅是林立果的一廂情願，只停留在口頭上，從未付諸實施。根據原空軍作戰部部長魯珉向專案組的交代，林立果把「殺毛」這件事看得很輕鬆很簡單，似乎可以一蹴而就，馬到成功，根本沒有任何周密系統的計劃，諸如如何指揮、調動相關的部隊，如何負責偵查與情報，如何具體準備槍枝、彈藥等武器設備，如何策劃組織和宣傳工作，特別是作好相關人士的思想工作，以及如何進行善後事宜等等。所有這些均付之闕如。如此之「殺毛」設想焉有成功之理？這只能是林立果這位從未上過戰場、從未指揮過軍隊打仗的年輕後生的異想天開，其設想的流產也是必然的。筆者認為，以中央專案組多年來在林彪一案上製造偽證、假供等種種劣跡來看，對林立果的相關指控也不排除是專案組人為製造逼供信之後的產物，所謂林立果策劃「殺毛」一事應可存疑，指控林彪涉案就更是一個天方夜潭。筆者期待相關檔案的解密和有關當事人披露出更多的真相。我們基本上可以認定的是，林立果確實想通過非常手段打擊張春橋等文革極左派。林立果曾對江騰蛟等人提及林彪痛恨江青、張春橋這夥人，此一點應無疑義，否則林彪也不會在廬山會議上「太歲頭上動土」公然打擊毛澤東的心腹張春橋。
筆者還想對該書中就林彪事件的某些看法提出不同意見，就教於方家。
〔1〕有關「國家主席問題」，該書作者設有專門一個小節予以論述。作者說：「毛拒絕擔任國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在列寧和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也沒有強有力的國家主席，顯而易見，這個職位並不是一個革命國家的必要組成部分。此外，毛曾經擔任過那個職務，他討厭它的繁文縟節，而且他不需要權力的裝飾。」（該書328頁）
筆者認為，中國的政權結構與蘇聯既有相同之處，也有某種不同。其相同之處是，兩國都是以黨領政，黨中央總書記（蘇聯）或黨主席（中國）居於絕對領導地位，是最高權力的核心和領導者，而黨的最高領導者不必非兼國家主席不可。中蘇兩國的不同之處在於，中國的國家主席是國家元首，蘇聯雖然沒有設國家主席一職，但不等於蘇聯沒有國家元首。蘇聯的國家元首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38年前先後稱為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蘇聯蘇維埃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1959年以前毛澤東身兼黨主席和國家主席於一身，搞的是大權獨攬，而列寧與史達林沒有兼任這一職務，只說明他們在權力上的獨裁程度尚遜於毛澤東。雖然國家主席一職在中國純屬政治上的擺設，但畢竟還是出現了「天有二日」的現象，文革中的毛澤東剷除劉少奇後吸取了讓位於劉少奇的教訓，這一次毛無論如何都不願重蹈覆轍，毛自己則不好重新拾起劉少奇戴過的這頂帽子，又不願交予他人——包括他的「接班人」林彪，所以毛乾脆提議將該職廢除，而其所持的理由皆為強詞奪理，無以服人。毛澤東的這一陰暗心理，聰明如林彪、周恩來者都不曾看透，更遑論其它人了。因此，該書作者認為「毛拒絕擔任國家主席也不出人意料」並不準確，因為那實在是大大的「出人意料」了。
毛澤東真的不需要「權力的裝飾」嗎？1970年9月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草案》，該草案第一章「總綱」第二條即稱：「毛澤東主席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全國全軍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對此笑納，甘之如飴。從世界範圍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革命國家」還是民主社會，國家的憲政體制都需要有一個國家元首。廬山會議通過的這部憲法其最後的定稿恰恰說明毛澤東需要這麼一個「權力的裝飾」。換句話說，無論是面子還是里子，毛澤東都要占上，還要對社會、大眾有個交代。正如文革史史家余汝信所言：「『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不就是『國家元首』羅嗦一點的說法嗎？這一『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是1970年憲法草案的一個創造性提法，它更類似一個尊號，無須履行任何實質性職權。國家元首的部分職權，實際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集體行使。」「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完全浸透於憲法條文之中；與現代民主精神背道而馳的以人入憲，以接班人入憲；毛澤東在國家政治體制中並無具體職務但仍是『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國家元首的部分實際職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集體行使但卻無國家元首的名份；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改稱主任而無實際職權，這些，都是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首創的『特色』。」（余汝信《國家政治體制建設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屆人大的籌備與夭折》，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說毛「討厭它的繁文縟節」不過就是其表面現象而已，廢除了「國家主席」一職，使毛澤東既可享有「國家元首」之實，又無需擔心大權旁落，真可謂一舉兩得。
〔2〕該書作者在提及設立國家主席問題時說：「事實上，在7月下旬，據說毛讓其秘書打電話告訴林彪辦公室：『我不當，你也不當。讓董老去當，讓幾個年輕人當副主席。』」作者進一步推測說：「這也可能是一種挑釁：讓年輕人擔當此職，有可能就此威脅到林的地位。面對這種情況，林彪還會繼續拒絕擔任此職嗎？」（該書331頁）
該書作者在這裡的推測應該是對毛澤東原意的誤解。作者此處所言的時間有誤，毛讓秘書給林辦打電話的時間不是1970年7月，而是當年的4月份。4月11日，林彪向秘書於運深口述了幾條意見：「一，關於這次『人大』國家主席的問題，林彪同志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這樣做對黨內、黨外、國內、國外人民的心理狀態適合。否則，不適合人民的心理狀態。二，關於副主席問題，林彪同志認為可設可不設，可多設可少設，關係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認為，他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林彪的意見同時報給了在長沙的毛澤東和北京的中央政治局。這是林彪第一次就「設國家主席」問題表示了自己的態度。毛澤東的秘書高必成打電話給林辦，說他已向主席轉報，主席聽後笑了，說設國家主席，誰來當主席呢？反正我是不能再當了，你不當，我不當，那就讓董老來當吧！再找兩個年輕人當副主席，紀登奎和汪東興。於運深一字不差地記了下來，報告葉群。（舒雲採訪林彪秘書於運深筆記，2005年10月25日。見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221－222頁）另據原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回憶，陳伯達說：「什麼說過六次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說過，中國農民多，可以讓陳永貴當。」（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6月版378頁）從中共高層互動的情況來看，包括林彪在內的政治局大多數成員都認為，毛澤東是國家主席的不二人選，沒有任何人可以替代毛澤東出任這一職務。林彪提議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應是揣摸毛澤東的心態而提出，「勸進」總比貿然響應更為穩妥。毛澤東口中所言的「董必武」或「陳永貴」可當國家主席不過是一句戲言而已，很大程度上說的是「氣話」——毛的不滿是因為林彪、周恩來等人竟然都不理解毛澤東推辭國家主席職位背後的真實含義與動機。毛澤東提出「不設國家主席」的本意是，毛澤東決不可能去接被打倒了的劉少奇的班，那麼既然毛澤東自己都不當，其它任何人也都不能當！國家主席一職在中國意味著國家元首，名義上對軍隊有統率權，即使國家主席只是一個名義上的職務，毛澤東也不會再讓給別人了。正是因為毛澤東很在意這一「裝飾品」，故毛澤東必須對此堅持到底。從中共的組織原則來講，中共當政者的實際權力來自於執政黨——中共中央，中共歷來堅持的是，個人服從組織，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這個黨主席從來以「中央」自居。劉少奇的權力並非來自於國家主席，而是來自他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因而才可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劉少奇倒台後，由毫無實權的董必武任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甚至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需要時才出來應應景，平時幾乎是無事可做，因此「國家主席」在當時僅僅是個政治上的花瓶而已。毛澤東口中的「年輕人」——紀登奎、汪東興在當時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構成對林彪地位的威脅，林彪又何須對此擔心呢？林彪本人是中共黨章上規定的接班人，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只須韜光養晦、按部就班即可接下毛澤東身後的大位，林彪有何理由和必要去追求這個毫無實際權力的國家主席職位，步劉少奇的後塵呢？
〔3〕該書作者認為：「……因此，不管是林彪在『緊跟主席』，還是葉群出於家庭的野心主動爭取，他們都在催促憲法起草委員會的軍方成員（吳法憲將軍和李作鵬將軍）堅持設立國家主席。」（該書331頁）
該書作者說林彪和葉群（出於「野心」？）都在「催促」吳法憲、李作鵬堅持設立國家主席，並沒有事實依據。該書作者有可能受到汪東興等人日後根據政治形勢批林的需要而「回憶」的影響，如汪東興回憶說：「據吳法憲1971年10月21日交代說：1970年5月中旬，有一次我見到林彪時，問他對憲法修改有什麼意見，他說，主張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國家沒有一個頭，名不正、言不順。林彪要我和李作鵬在憲法工作小組會上提出要寫上設國家主席。7月，葉群又向吳法憲當面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很明顯，這是示意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11月版25－26頁）林彪在當年的4月11日從蘇州通過電話向毛提出：關於國家主席問題，「仍然建議由毛主席兼任」，「否則，不合人民的心理狀態」，林彪還表示自己「不宜擔任副主席的職務」（《周恩來年譜》下卷361頁）4月12日，周恩來主持中央政治局討論林彪意見，「多數政治局成員同意仍由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對此也沒有提出異議。」（《周恩來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1970頁）顯然，政治局多數人都同意林彪的意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幕的8月22日下午，毛澤東在廬山上他的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商定有關會期、日程、分組等事項。「關於設國家主席的問題，討論中除毛澤東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據群眾的願望和要求，應實現黨的主席和國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個國家元首、國家主席。周恩來提出，如果設國家主席，今後接見外國使節等外交禮儀活動可以由國家主席授權。康生說，設國家主席，這是全黨全國人民的希望，我們在起草憲法修改草案時也這麼希望，但又不敢違反主席關於不設國家主席的意見。處在這一矛盾中，我們感到壓力很大。陳伯達說：如果這次毛主席再擔任國家主席，將對全國人民是一個極大的振奮和鼓舞。陳伯達講後，林彪也附和。毛澤東在會上仍然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不當國家主席的意見，說：設國家主席，那是個形式，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國家主席。如果你們願意要國家主席，你們要好了，反正我不做這個主席。」（《周恩來年譜》下卷386－387頁）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比林彪走得更遠、也更積極。汪東興特別突出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無非還是想證明林彪有野心，林自己想當國家主席。至於葉群的那句話——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麼辦？往哪裡擺？——已經被證實，那不過就是中央專案組製造出來偽證而已。
〔4〕該書作者說：「8月13日，廬山會議前夕，憲法起草委員會在此分成兩派。此次爭論的是憲法中要不要寫毛『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該書331頁）
此處的敘述不夠準確。吳法憲、張春橋等爭論的是，要否將「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以及「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寫進憲法草案。（《周恩來年譜》下卷385頁）
〔5〕該書作者說：「為了尊重毛對擔任國家主席的反覆推辭，林用了一個不大正式的術語（「國家元首」）以表達毛作為最高領導人的意思。」（該書333頁）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原話是「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這種地位」（宋永毅主編《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碟2006年版）1970年8月22日，憲法修改草案已經定稿。林彪在8月23日講話中稱毛為「國家元首」就是依據草案中稱毛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而來。這一用語實為中央正式通過的對毛澤東的稱謂，並非林彪自己獨創的「不大正式的術語」。當然，作者的這一說法總比某些人堅持的林彪提「國家元首」是「改換另一種用語，表達他仍然堅持設國家主席的主張」（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210頁）明智得多。（可參閱余汝信《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解讀》，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6〕該書作者認為：「林立果是一名軍官，儘管年輕，卻已在吳法憲的庇護下，執掌空軍大權。」（該書337頁）
該書作者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大概也是受到中共官方多年來誇大宣傳的影響。中共官方在「913事件」後指控吳法憲「將空軍的大權交給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等。但是，試問林立果在空軍執掌了哪些大權？是指揮了空軍戰鬥部隊，還是任意調動了空軍部隊？吳法憲曾經在私下裡對空軍副參謀長王飛和林立果說過這番話，吳自己承認那不過就是為了討好林彪，吳事後也覺不妥，雖然沒有公開收回，但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消除影響。從根本上來看，空軍的指揮權和調度權絕非吳法憲一句話就可交出去的，事實上吳也從未將空軍的大權交給林立果。吳法憲說：「事實上，關於空軍的領導權、調動權，我從沒有交給過林立果，林立果在空軍里也沒有一分鐘是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凡是懂得我們黨基本常識的人都知道，不要說我這個空軍司令，就是林彪要調動和指揮空軍，也要經過毛澤東的批准，除了毛澤東本人外，誰都不能夠在空軍指揮一切、調動一切。」（《吳法憲回憶錄》下卷，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981頁）事實上，林立果只是調動了指揮了空軍黨辦的幾個秘書和他周圍的幾個親信而已，根本就無可能指揮調動空軍任何一個軍、師、團，林立果最多也只是利用了一架256號專機，其實那也還是在空軍專機師正常的專機調動業務範疇之內。
〔7〕該書作者在林彪事件一些問題上持有西方學者經常持有的「陰謀論」的看法，但是「陰謀論」大抵都是想像和臆測，與事實相距太遠。我們不妨再予以詳盡的辨析。
（一）有關毛澤東為何同意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那番講話，該書作者說：「毛為什麼要同意呢？為什麼要採用這種煽動性的方式呢？他相信自己對中央文革小組領導人們的批評導致了1967年的『二月逆流』。他是不是希望現在激起類似的反應，然後以此為藉口來收拾林彪及其同事呢？毛在廬山上的行為也同樣讓人想起了1966年他對彭真的處理。當時他贊同後者的《二月提綱》，但是不久後又對它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一次距離他的憤怒反擊只有48小時了。」（該書332－333頁）該書作者懷疑毛澤東在廬山上為林彪設下了一個圈套，靜等林彪上套，從而一舉收拾林彪及其同黨。然而，懷疑歸懷疑，但卻於史無據。
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講話的直接原因是，吳法憲與張春橋在憲法修改草案會議上的爭論。在8月份張春橋主筆憲法修改草案時，張對已實行多日的官方「標準政治用語」進行了刪除，即「毛澤東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原本是中央的正式提法，也用在了以林彪名義發表的一些文章當中。在1970年的8月13日的政治局會上，吳法憲同張春橋就草案稿再次發生激烈爭吵。草案稿序言部分有一段話：「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張春橋提出：「已經有了理論基礎一句，後一句可以不寫了。」又說：「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是諷刺。」吳法憲不知道後一句話是毛澤東在會見羅馬尼亞外賓波德納拉希時針對赫魯雪夫說的，而以為這下可抓住了張春橋的把柄，找到了對他們發動猛烈攻擊的突破口，立刻情緒激烈地反駁：「天才地、全面地、創造性地發展馬列主義，是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肯定了的。這樣說不是要否定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和《《毛主席語錄》再版前言》嗎？」又說：「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偉大謙虛貶低毛澤東思想。」會議休息時，吳法憲打電話向黃永勝通報情況。會後，陳伯達又邀吳到他家裡進一步磋商，最後由黃永勝向正在北戴河的葉群作了匯報。葉群在電話里告訴黃永勝：林副主席聽了很高興，夸吳胖子「放炮」放得好！（《毛澤東傳》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1569－1570頁）
張春橋為何敢於向林彪作挑釁，筆者認為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張春橋自忖其背後有江青的支持，而江青的背後當然就是毛澤東。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對中央工作格局的不滿，江青等極左派們認為文革初期打倒劉少奇的鬥爭中他們出力最多，本應取得更多的權力，但實際上九大之後他們權力僅僅局限在文化宣傳領域，政治方面的權力卻十分有限，國家的主要權力集中在周恩來手中，而周恩來又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大力支持，張春橋等人即使執掌了文宣方面的權力，但依然受到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制約，想發個中央文件都不能如願以償。面對九大後的政治局勢，江青等人當然心不甘、情不願，一有機會就要發難，只有不斷挑起新的鬥爭，才能將已經大大趨緩的文革運動再次推向新的高潮。林彪之所以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發表針對張春橋的批評的講話，就是要對江青等人的為所欲為有所節制和批評。正如文革史家程光所言：「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開幕，林彪在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張春橋』們，是前不久『八一』社論和十天前吳法憲和張春橋爭吵的繼續，是林彪直接對江青等人一系列挑釁行為的回答。是對文革派在『九大』後抵制周恩來主持中央工作、干擾和破壞團結的批評。事情是文革派挑起來的，對江青不便明著說，只好指向張春橋。廬山之爭已成必然，只是以什麼題目、用什麼方式爆發出來而已！」（程光《1970年廬山會議背景的研究》，載《文化大革命：歷史真相和集體記憶》下冊，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版，還見丁凱文主編《百年林彪》）
毛澤東不可能預見到吳法憲和張春橋會在憲法修改草案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執，也不可能預見到林彪會站出來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因而毛澤東不可能預設圈套讓林彪來鑽。事實上，林彪自己是否在會議上發表講話批評張春橋也還有些猶豫，而在陳伯達和葉群的鼓動下，林彪終於站上了批張的第一線。筆者曾就這個問題作過論述。（丁凱文《廬山會議的鬥爭與毛澤東處理林案之我見——兼談所謂「林彪集團」》，載《記憶》第11期，2009年1月11日）林彪在講話前向毛作了請示，得到毛的許可。據陳伯達回憶：「在九屆二中全會正式開會前，林彪單獨和毛主席在一個房間談話，周總理和我，還有其它人，在另一個房間等待，等的時間不短。他們談完出來後，大會開了。……散會後，我去問林彪，他的講話是否事先同毛主席商量過。林彪說，他的講話是毛主席知道的。」（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374頁）吳法憲從葉群處得知，開會前林彪請示毛說：「有一個問題，想請示一下主席，就是在憲法修改小組會議上，張春橋反對提天才，不同意寫國家機關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公開反對，……」而毛表示「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毛還說「這個張春橋的後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吳法憲說：「這個講話的大體內容，毛澤東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態同意了的。」（《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793頁）以往召開的中央全會上，在開幕式上從無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都不發表講話的先例。林彪要求在開幕式上發表講話乃合情合理之事，並非什麼「突然襲擊」，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林彪一提他要講話的內容，毛澤東馬上就意識到林彪的用意，隨即表態「這個要講一講，要批評，但是不要點名。」可見，毛澤東並非不同意林彪講話，毛關心的是不要「出格」——即「不要點名」，要將「批評」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如果是毛澤東預設圈套的話，應該是毛澤東鼓動林彪講話，要求林彪去批評張春橋（事實上，這既不合邏輯，也不合當時的政治情勢），而非反過來林彪向毛表示要發表講話。因而，「陰謀論」一說在此是站不住腳的。
（二）該書作者另一處「陰謀論」是，「汪在其回憶錄中聲稱，在毛盤問他關於國家主席的事時，他的解釋是聽到陳伯達的講話後昏了頭。人們會懷疑：為什麼毛會在與自己如此密切的關鍵崗位上保留這樣一個不可靠的官員。主席將痛斥陳伯達。為什麼不痛斥汪呢？大有可能，汪做了主席希望他做的事情，而他自己還蒙在鼓裡，即煽動起人們對於中央文革小組殘餘者們的情緒，讓毛有藉口打掉忠於林彪的軍隊派系」（該書334－335頁）該書作者似乎認為，汪東興在廬山上被毛澤東當了槍使，被毛所利用，毛澤東不僅給林彪預設了圈套，還利用了汪東興誘騙眾多的中央委員們上當，參與擁護林彪打擊張春橋。然而，這一「陰謀論」依然於史無據。
汪東興在廬山會議前後所扮演的角色，筆者曾有專文予以論述（丁凱文《論汪東興與林彪事件之關係》，載《百年林彪》），文革史家余汝信也撰文予以論述。（余汝信《汪東興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發言解讀》，載《記憶》第23期，2009年5月20日，又見《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704期，2009年6月8日）汪東興曾經是鐵桿的林派，不僅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有密切的來往，思想上有共鳴，且積極參與了廬山會議上的倒張活動。可以說，汪東興幾乎就是林彪在毛澤東身邊的「臥底」，毛澤東及其周圍人員的一舉一動都會由汪東興傳達給林彪。有意思的是，汪東興這個「臥底」並非是林彪有意發展出來的，恰恰是出於汪自己的主動。因此，汪東興實為林彪為首的軍隊派系的一個關鍵人物，這一點毋庸置疑。然而，問題的關鍵是，毛澤東是否事前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及軍委辦事組之間的密切關係，毛澤東在廬山上為何放過汪東興而將陳伯達一舉打倒？
筆者認為，毛澤東從事政治鬥爭的經驗極其豐富，爐火純青，在抓大的問題和主要矛盾方面尤其老道。廬山會議上針對張春橋的鬥爭，毛澤東馬上意識到這是由於林彪講話而引起，下面搞得沸沸揚揚，根子卻在中央。對於張春橋，毛澤東必須加以保護，否則一旦毛澤東鬆口，張春橋立即就會倒台，連帶著張春橋從事的活動以及其它文革極左派也可能落馬，文革成果由此不保。對於林彪也不能貿然予以批評，林彪是毛澤東自己在文革中扶植起來的接班人，批林會導致思想上更大的混亂，對於政局的穩定尤其不利。而陳伯達是唯一可以被犧牲的人，陳伯達是從文革極左派分裂出去的文人，本身沒有什麼政治實力，轉向林彪的軍隊一方更多的是因為政見上的共鳴。為了抑制這股反文革極左派的浪潮，拿掉陳伯達是代價最小、見效最快的辦法，毛澤東不缺「秀才、文人」，張春橋、姚文元都可以隨時取代陳伯達，打掉陳伯達對林彪也是一個警告，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因此，陳伯達成為廬山會議上首位蒙難者，這完全出於毛澤東的政治考慮。毛澤東為什麼會放過汪東興？筆者認為，毛澤東並不清楚汪東興與林彪方面的密切關係，一來，汪東興並未卷進政治局內部關於憲法修改草案的爭論，未曾與張春橋等人形成直接的對立和鬥爭；二來，汪東興也從未涉入政治局內具體的工作，自然也不會與張春橋等人發生衝突。汪東興是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樞紐，是個負責上傳下達的「御前行走」。毛澤東本人又有先入為主的習慣（這一點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有很傳神的敘述），汪東興主動檢討，推卸責任，洗刷自己，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另外，無論是公事還是私事，毛澤東還非要汪東興去辦理不可，故毛澤東放了汪一馬。這點，江青曾予以證實。據參加廬山會議的徐景賢回憶，王洪文曾問江青：「東興同志為什麼要這樣發言？他是毛主席身邊的人。」江青則說：「哦，老汪嗎？他也收到了一份語錄材料，不過他事先可不知道那些人的活動。那天在華北組的會上，聽了陳伯達的發言，不知怎麼搞的，他的頭腦發熱起來，就說了那番話。老汪他已經向主席作了檢討，那份語錄材料也上交了。」（徐景賢《十年一夢》，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219頁）江青在自己圈子裡講話不必藏藏掖掖，是江青帶著張春橋、姚文元在廬山上向毛澤東告的狀，由此引發了毛澤東的激烈反應。如果江青和毛澤東知悉汪東興與林彪和軍委辦事組的真實關係，他們一定不會放過汪東興。日後汪東興積極與軍委辦事組劃清界限，嫁禍於人，李雪峰、鄭維山的倒台以及王良恩的自殺都與汪東興有密切的關係。「913事件」後汪東興更是落井下石，積極主動地要求抓捕黃吳李邱，並充當林彪專案組的負責人。粉碎「四人幫」後。汪改變了毛澤東對黃吳李邱採取軟禁的作法，而將他們關進秦城監獄，將黨內矛盾變為敵我矛盾，這些都是汪東興為了掩蓋自己行為所採取的卑劣手段。由此而觀之，汪東興在廬山上的言行是主動的，自覺的，是廬山上鬥爭張春橋的主角之一，絕非是被毛澤東當了槍使。因此，「陰謀論」在此是說不通的。
（三）該書還有一處「陰謀論」是，「從後來發生的事件來看，人們有理由懷疑毛希望通過廢除國家主席一事捉到林彪的馬腳，即假定林以為自己作為接班人，也應該像劉少奇那樣擔任這一職務。這種可能性得到下述材料的佐證。……」（該書329頁）「從毛對待彭真、劉少奇、鄧小平和其它人的政治游擊策略來看，更有可能的解釋是：主席有意誘使林彪接替國家主席一職，讓其名聲趕上毛的地位，自己先表示默許，日後還可以斥責其人是野心家，即垂涎於國家主席的寶座——林彪死後，批林的材料給林按的正是這個罪名。由於林彪堅決拒絕這一職位，這一計謀沒有奏效。在廬山會議上，毛繼續實施這一策略，對林彪大加勉勵，並做出了有關張春橋和江青的暗示。」（該書340頁）
毛澤東有無引誘林彪出任國家主席的意圖和言行？目前並無任何資料可以支持，於邏輯也不通。誠然，1970年3月，汪東興曾代毛澤東傳話給中央政治局，毛澤東說：「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設國家主席，我的意見是不設。如果大家認為要設的話，那麼由誰來當這個國家主席？我毛澤東是不當了。如果要設國家主席的話，也只有林彪同志來當。』」隨後汪東興請軍委辦事組諸人去汪家閒聊，汪再次說起毛澤東的話「要設國家主席的話，只有林彪同志才能當。」說者和聽者都很興奮，都認為這是毛澤東對林彪的信任和關懷。（《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卷775－776頁）但這絕非是毛澤東的真心話，否則毛澤東也不會在後來改口說可以讓董必武、陳永貴當國家主席。毛澤東幾次主張不設國家主席，一來自己不必出任這個有名無實的職位，二來也堵死了其它任何人對該職的覬覦。文革史家余汝信對此作了進一步深入的辨析：「毛堅持不設國家主席，但國家元首的位置不能空置。《草案》給予毛澤東一個國家元首（條文中稱之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元首』）的名份，毛是欣然接受的，否則，由一個黨的主席統率國家軍隊，在國際上無論如何都是不符合慣例的，真真正正是『名不正，言不順』。」「毛澤東只是說不設國家主席，但他從來沒有說不要國家元首，且他心目中的國家元首永遠是他自己。……在毛看來，國家元首代表了國家軍隊的統帥權，毛是牢牢緊抓不放的。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林彪雖是毛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全國全軍的副統帥』，但並沒有被加上『無產階級專政的副元首』的尊號。元首是唯一的，僅僅就是毛一人。」（余汝信《1970年憲法修改草案解讀》，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692期，2009年3月9日）
事實上，所謂的「設國家主席」問題在廬山會議前後，並非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這不過就是憲法修改草案當中諸多議題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央政治局就憲法修改草案準備了兩個方案，一個是有國家主席條款，另一個是沒有國家主席條款，最終通過哪個版本的草案要視毛澤東的態度而定。連大陸的黨史教材也不得不承認「設不設國家主席這本是可以研究討論的問題，不能因為毛澤東講了不設，別人就不能有不同意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208頁）林彪在廬山會議開幕式上的講話亦未曾主張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事後毛澤東猛烈批判陳伯達，吳法憲等人回京後被迫作檢討也與國家主席問題不沾邊。事實證明，「設國家主席」絕非林彪的什麼「政治主張」。
毛澤東視自己為國家元首乃天經地義，這也得到其它中央領導人集體的擁戴，毛完全沒有必要對林彪來個「引蛇出洞」，毛澤東將自己擔任國家主席比喻為「放在爐火上烤」，難道林彪就不會這樣認為嗎？毛又有何把握林彪一定就會上鉤呢？廬山會議上出現的鬥爭出乎了毛澤東的意料之外，毛澤東對林彪問題的重視始於此次會議，廬山會議之後，毛澤東遂逐步採取措施壓迫林彪一系軍人作檢討，對軍委辦事組採取「挖牆角、甩石頭、摻沙子」的辦法拉出來、打進去，予以分化瓦解。說林彪自己想當國家主席不過就是1971年8月毛澤東南巡途中給林彪量身訂造的罪名。正如余汝信所言：「所謂國家主席問題的爭議，是林彪事件發生之後才著力渲染出來的！」「將黨內正常的不同意見歸結為某一位領導人的『反黨政治綱領』，是毛在黨內鬥爭中慣用的手法。顯然，國家主席問題，不過是林彪事件之後用以打人的一個工具。今天回過頭來看，國家主席問題，不是林彪的心病，恰恰是毛澤東自己的心病。毛堅持不設國家主席，聲稱『我提議修改憲法就是考慮到不要主席』，恰恰反映了毛不可告人的陰暗心理——劉少奇當過的，毛決不會再去當，毛不當，別人也不能當。總之，中國只能有一個主席，不能有兩個主席，文革前曾有過的兩位主席在《人民日報》頭版上並列的情形，不能再發生，不管那另一位是姓劉、姓林、抑或姓其它什麼！」「所以，指稱『林彪急於想當國家主席，搶班奪權』，無非都是些莫須有的罪名。」（余汝信《國家政治體制建設史上的一次大倒退——1970年四屆人大的籌備與夭折》，載「華夏文摘」文革博物館增刊第597期，2007年9月11日）因此，該書作者所持的「陰謀說」並無堅實的證據和合理的邏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