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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紫陽留下的遺憾:中國二十五年大倒退

趙紫陽逝世十周年了。人們愛說“一個人逝去,一個時代結束”那一類的話,我覺得,只有趙紫陽配得上這句話,這也令我想起一些懸而未決的話題,值得再議。

“六四”是一個雙輸的結局,八十年代的改革勢頭,一敗塗地;更糟的是,中國二十五年大倒退,貧富迸裂,山河破碎,人們會問,這個最壞的結局難道不能避免嗎?

學生絕食和趙戈會的“拋鄧說”,是當年的兩大關鍵。趙紫陽說出“最後決策人是小平同志”,在民情洶洶的當下,無疑坐實了鄧小平“垂簾聽政”的大忌,導致情勢急轉直下。二十年後,有論者評說趙的拋鄧,乃“畫蛇添足,一言喪邦”。

趙紫陽事後稱他“始料不及”;在留下的“錄音談話”中,也未對後世交代清楚這樁公案,可知他忌諱、顧慮甚重。我們不知道,這個懸案,今後將會以怎樣的面目獲得澄清?

趙紫陽成功幾率渺茫

二○○七年初,宗鳳鳴記述《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在香港出版,立刻上了香港暢銷書頭名。爭鳴雜誌刊文稱趙家後代及趙的一些秘書並不贊成發表此書。

趙談到天安門學潮。五‧四亞銀講話後,七所大學複課,形勢已緩和,這時何東昌卻放話說趙講話跟“四二六社論”不一致,不代表中央。趙紫陽在談話中說:“由此學生就越發有顧慮,要求對‘四二六社論’有個說法,而那邊一些人則堅持‘四二六社論’不能退,並還搜集一些有刺激性的材料往鄧那裡送,還發表一些刺激學生情緒的話,搞兩面挑。而我和學生也沒有聯繫,兩面都不買我的帳,我處於十分困難的境地。學生這邊愈要求對‘四二六社論’有說法、對政府施加壓力,鄧的那邊決心也越來越大;學生鬧得越厲害,李鵬、北京市委對鄧小平的影響也就越來越大,這就形成了僵局。”

此乃一場歷史大波瀾的漩渦、風眼、關鍵細節,一個低劣格局的政治運作的奧秘。它也令人聯想起晚清,光緒下了秘詔給譚嗣同,後者卻去找了袁世凱,於是帝制維新的契機喪失,王朝崩潰,軍閥坐大,社會解體,又為血流成河的革命作了鋪墊。

一個偶然的因素,某個人的選擇、錯失、性格毛病等,導致了長久的歷史走向,其背後的制約因素,則是極為淺顯的。顢頇的歷史怪獸哪裡會有什麼規律可尋?不過是無數人的偶然行為的一個綜合結果而已——前現代社會的結構,沒有橫向聯繫,特別是其權力結構中,上層與下層更無聯繫渠道,所以權力頂峰即使存在所謂“改革者”,其成功的幾率也很渺茫,毋寧只是運氣和賭博。

假如趙紫陽贏了

趙紫陽如果當年振臂一呼,會不會是另一個葉利欽?葉氏當政九年,搞私有化賤賣國產,兩年里製造出二十七個十億美元的富豪,而全國民不聊生,人口持續下降。後來葉利欽選普京接班,重拾“大俄羅斯主義”(一如今日中共的“愛國主義”),繼續跟歐美搞冷戰。實際上,歷史背後的制約因素,即俄國的落後社會諸因素,蘇聯七十年暴政的後果,均要浮現出來的。共產社會轉型,也不是一場可以人為設計的工程,同樣無法靠哈耶克所批判的“致命的自負”取勝,毋寧依然是一場人吃人的遊戲而已。以共產社會之粗糙、野蠻、低級程度,經濟組織之簡陋、人性之低劣,種種配合條件之不具備,去走資本原始積累道路,只怕是比十八世紀更血腥——這後來由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完全驗證了。

鄧氏改革因其不過是要“改革”前面的一場毛式烏托邦試驗,而不免仍舊是一場試驗。這場實驗原本就是一場共產黨保江山的政治賭博,其前提是沒有所謂“民眾意願”的,其衡量標準也只有一個,看它能不能奏效,指標只有一個:經濟起飛,它弄成了就是它贏了,別人也是無話可說。

趙不下台的話,由他來主持後來的所謂“改革”“起飛”,是不是會不一樣呢?這種預設雖然沒有意義,但社會的制約是同樣的,換了誰來做,大概結果不會大不一樣。從他的晚年談話來看,對於“把魚湯重新變成魚”,他似乎也只有“市場經濟”一個思路,而對其血腥也並無想像力。大概共產黨人的理念以反私有製為圭臬,要他們“變通”出市場概念來是不可能的,一如不是共產黨人的張五常,日後替江澤民設計“市場經濟”,雖也藉助趙紫陽的理念,卻是徹頭徹尾的血腥的“羊毛吃人”。

趙紫陽的突破

趙紫陽的光彩,是在被廢黜之後。第一次拒絕檢討,是拒絕了保留政治局委員的誘惑;第二次拒絕檢討,又放棄中央委員,接下來就是長達十六年的軟禁,這都在中共歷史上創了紀錄。黨史上拒絕作檢討的總書記只有兩位:陳獨秀和趙紫陽。

趙紫陽拒絕認錯的更大意義,很少有人論及,此意義在於,他突破了共產黨紀律的約束。

中共這種“列寧式政黨”的特色,是“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一個領袖集團”,這要靠所謂“黨的紀律”來保障,黨員服從“紀律”,乃是“黨的生命”,也是這架機器的運作機制。所以,周恩來說過一句經典名言:“你可以犯政治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

我們可以比較兩個人:趙紫陽和萬里。

“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這幾乎是八十年代的一個傳世佳話。

但是後來所發生的,卻是一個“米(萬里)有愧於糧(紫陽)”的故事。

萬里曾被趙紫陽反反覆復地引為“志同道合”者,說他是中央領導人中“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在八九學潮中,萬里也曾預定召開人大常委會否決戒嚴令,後來萬里被軟禁,他的嘗試被鄧小平輕易擺平。

萬里後來在壓力下沉默了。鄧小平去世後,趙紫陽又呼籲萬里站出來,“小平在時不可能有別的說法,小平不在了,我覺得萬里不應該再有什麼顧慮了。誰能怎麼樣他?”但萬里依然沉默,其實他已噤若寒蟬。一九九七年九月趙紫陽給十五大寫信,再次要求重新評價“六四”,宗鳳鳴請張廣友將這封信送給萬里,據說萬里看到此信後,神情緊張,叮囑不要外傳;另一個傳說,在家中,萬里的子孫兩代人,站成一個圓圈,齊刷刷朝老爺子跪下懇求:您一旦站出來,我們所有人的前程全都完了!

趙紫陽與《河殤》

《河殤》的命運,跟趙紫陽的命運聯繫在一起,其背後又牽扯一個極為重大的權力問題、政治危機,這是直到今天,大部分人都並未覺察到的。

趙紫陽在錄音帶里說:“李先念在‘反趙’行動中非常積極,他既是前線人員,也是幕後主腦。一九八八年十月,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大會上,曾有計劃公布架構重組。但王震突然攻擊《河殤》,要求中央委員會正式發出批判。我沒有理會。那次事件之後,葉選寧(葉劍英之子)告訴我,王震當著他面前極力告發鮑彤,說他是支持製作《河殤》的無賴——這是王震從李先念口中聽到的指控。”

我們要問,一九八八年左右,所謂“八大老”為什麼要在“倒胡”之後,緊接著就“倒趙”?“六四”這場衝突,有一個早就被人們忘懷的背景,那就是中共的權力繼承問題。經過“文革”,老人幫的教訓是,他們打下的江山,只有交給他們的子女才放心。“六四”衝突提供了一個契機,使他們如願以償,中共這個政權也從此變成一個封建的“家天下”。“六四”屠殺二十年來,中國和世界都遺忘了許多,卻從未明乎於此。

“倒趙”是一個典型的陰謀。起初,趙紫陽阻擋王震攻擊《河殤》,僅僅是不想再回到“文革”舊路上去;但當王震進一步莫須有地指控“鮑彤支持製作《河殤》”,就是為了構陷趙紫陽支持“自由化”——別忘了,胡耀邦就是被指控“縱容自由化”而下台的。由此,老人幫也終於找到了顛覆趙紫陽的“政治罪名”,所以“八九”風雲一起,李鵬便乘勢扳倒趙紫陽,是註定的。

“天下黃河幾十幾道灣?”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爭鳴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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