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降級當做升級也好，把升級誤讀為降級也罷，如果某種失落能感染一群人的話，那它也應該不僅僅是一種情緒吧。
消費降沒降，我自己最有發言權
泡麵，這種本已與很多中國人的生活漸行漸遠的食物，又殺回來了。
雖然是日本人發明了泡麵，但是人多地廣的中國，一直占據世界上最大泡麵產銷國的地位。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到2013年之前，中國的泡麵銷量保持了十八年連續增長。綠皮火車，長途車站，深夜辦公室，大學生宿舍，工地，都是泡麵經常出現的場所。風靡日韓的一些高檔泡麵，很長一段時間裡沒法征服中國人的胃口。在我們的認知里，泡麵幾乎就是中低收入群體解決一餐飯的最優方案。
從2013年開始，國內泡麵銷量大跌，一些專家表示，這是一個信號，表明更昂貴但是也更美味的外賣取代了泡麵，國人的消費邁上新台階。然而到了今年，事情又發生了變化。
剛剛過去的八月份，在各家上市公司公布的上半年的業績中，統一和康師傅兩家泡麵巨頭一片大漲。銷售額增長都超過了8%。而在這兩家公司背後，是泡麵市場的整體回暖。
在近期的很多文章里，都援引了泡麵市場的這一變化，以此來作為一個概念的註腳：消費降級。
對此，有人持不同意見。在官媒發布的一篇文章里，一位專家談到：「花最合理的價錢，買最合適的商品，理性地消費，過更聰明的生活，已經成為當下中國人的消費觀念。」也就是說，泡麵更好賣了，可以側面證明中國人消費觀念在提升，消費結構在優化。
對此，很多人感覺摸不著頭腦：為什麼泡麵不好賣了是進步，賣得更好也是進步呢？答案也許很簡單，這兩種觀點，可能來自不同的兩撥專家。就算是同一撥專家，也要允許人家的想法不斷變化吧。
1.一場難有結果的爭論
後一位專家的言論，來自9月8日的一篇題為《是「消費降級」還是「結構升級」？數據有話說》的文章。這篇文章列舉了數位專家的觀點，認為所謂的「消費降級」並沒有發生。
「無論是二鍋頭還是榨菜抑或是團購與共享單車，它們中任何一種產品的銷量提高都不足以成為『消費降級』的註解。」其中一位專家說道。文章還舉了共享單車的例子，認為共享單車除了年輕男女之外，一些都市中產甚至富裕人群也在使用，除了通勤，共享單車的使用者還有節能健身的考慮，從這個角度看，共享單車倒是消費升級的縮影。
文章還提到中國人消費漸趨理性，消費結構正在經歷變化，並引用了浙江大學社會學教授馮鋼的一段發言：「事實上，榨菜、二鍋頭等物美價廉的商品受到青睞，實質也可能是消費理念提升的表現，消費決定變得更加冷靜實惠了。」
稍顯尷尬的是，馮鋼教授很快在自己的微博上回應，自己沒有接受過採訪，更沒有說過這句話。
在這篇文章發表前兩天，商務部例行發布會上，發言人回應了消費降級的問題，他認為這種說法有失偏頗，目前反而正呈現消費升級的新趨勢。
而在這兩個否認消費降級的回應之前，是消費降級概念的迅速發酵和廣泛傳播。在很多分析文章里，都談到了生產二鍋頭的順鑫農業和涪陵榨菜上半年業績滿堂紅，中產白領們鍾愛的星巴克，則面臨九年來中國市場的首次下降。再加上中低端電商平台的大熱，以及奢侈品牌的遇冷，在普通人的認知里，其中的每一條，都能作為消費能力下降的有力佐證。於是，消費降級的提法，一早就在許多人的手機里流傳。
中國人的消費到底降級了沒？這更像是一場難有結果的爭論。否認者可以列出一系列宏觀數據，說明我國居民的消費態勢穩中上升；支持者也能列出無窮無盡的個人案例，來證明自己的消費確實在萎縮。就像吃榨菜、煮泡麵的你，在一些表述里，可能才是理性消費的典範。
2.降與不降，以誰為準？
針對消費降級的提法，《證券時報》的一篇文章寫道：「居民是消費升級還是消費降級不能一言以蔽之，二者並非對立，而可能是同時存在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經濟與收入下滑背景下，整體消費存在持續下行壓力卻是不爭的事實。」這應該是一種較為客觀的看法。
面對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當然不能用簡單的升級或者降級來概括人們的消費行為。有人在經歷降級，或許也有人在經歷生活的改善。有專家就談到，榨菜、二鍋頭和泡麵銷量大漲，正說明了農村地區的食品消費從小品牌轉向大品牌，恰恰是消費升級的縮影。如果的確如他所言，那我們還真要為農村地區中低收入的同胞感到高興了。
既然每種觀點都有各自的數據支撐，甚至同一個數據都能解讀出完全相反的意味來，那我們不妨以個人的視角來做判斷。
本來在大多數時候，消費就是一件非常個人化的事情。生活在城鎮的中產、白領、學生無疑是中國網絡輿論中最活躍的一群人，消費降級概念的流行，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著他們的焦慮。
如果要問這群人：「錢夠花嗎？」他們一定會沖你翻一個大大的白眼，反問道：「你說呢？」
房價維持在高位，工資卻徘徊不前，消費品漲聲一片，婚嫁、育兒、養老的預計成本都在走高，使得這群人緊張地捂緊錢包，花出去每一分錢都小心翼翼。今年上半年，大城市出租屋的甲醛還沒有散盡，房租就先加入了上漲的行列，再加上p2p平台連續暴雷，不少投資者竹籃打水，城市裡的中間階層，至少在心理上確實已經不敢折騰了。
當然，這個世界總是呈現有人歡喜有人憂的狀態。在轉發「消費降級」的主力軍之外，茅台的股價也連同泡麵、榨菜一起飛漲。喝得起茅台的人，當然不會察覺到降級，經歷降級的人，自然也沒有閒錢投資茅台的股票。與其爭論中國人的消費在降級還是升級，不如說一部分人正在降，一部分人在升。
比如那位專家認為一部分富有階層，會抱著鍛鍊身體、綠色出行的目的騎共享單車，並將此視作消費升級的例子。作為每天在一堆廢鐵中，苦苦尋找一輛勉強能上路的自行車的上班族，我們當然不能完全否認那部分吃飽了沒事做的有錢人的存在，但也有理由懷疑，說出這段話的專家，大概沒怎麼騎過共享單車。
那降與不降到底誰說了算呢？其實，每一個經歷生活的人對這個問題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
3.文字遊戲不能平復焦慮
無論如何，蔓延在一部分人中間的焦慮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即便他們還遠未到無錢可花的地步，但這種不敢花錢的焦慮，還是會對消費行為產生影響。
商務部和官方媒體列舉的大數據、大趨勢，沒法徹底平息這些焦慮，正是由於這種焦慮很大程度上來自最真切的感受，並非空穴來風。
在一些文章里，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消費的增加被作為消費升級的例證，上半年全國電影票房和觀影人次創新高，也被描述為人們更願意把錢花在文化娛樂上。但那些不得不劃出一大部分工資，送孩子去補習班的家長，和聚會時除了看電影消費不起其他活動的年輕人，想必不這麼看。
刻舟求劍式的文字遊戲不足以改變這一大群人的焦慮，更不能增加他們這個月的收入。把降級當做升級也好，把升級誤讀為降級也罷，如果某種失落能感染一群人的話，那它也應該不僅僅是一種情緒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