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8日，人們冒著零下30多度的嚴寒，清早就擁堵到黑河市第三百貨商店門前，等待購買憑票供應的每戶兩瓶玉泉二麯酒。
中國蘇聯兩個共產大國都經歷過自己的六十年。蘇聯由六十年（1917—1977）的鼎盛走向衰落，完成一個帝國興亡的周期。它們的歷史經驗，有些什麼異同之處？對於未來中國有何啟示？
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建立「共和國」，迄今已整整六十年。中國曆法六十年是一個「甲子」，一個紀元的循環。天道可畏，是回首展望的時候了。這個當代一黨專制最嚴厲的國家，度過一甲子，還在「崛起」之中。怎樣看待這個歷史現象？它的獨特性在哪裡？它的存在，有沒有可比性？一個明顯的參照物，就是蘇聯的六十年：一九一七至一九七七。一九七七年的蘇聯，被中國稱為「超級大國」，美蘇兩霸之一，那是它不可一世的鼎盛時期。然後，走向衰落。對比中蘇的兩個六十年，可以發現許多令人玩味的看點，不無啟示。
這是一個龐大的選題。本文只能有限地探討中蘇兩國六十年道路對比的幾個方面。選擇中國與蘇聯作對比的依據，顯而易見：
◇兩國皆具大國的特徵：疆域遼闊，歷史悠久，人口眾多，民族繁雜。
◇兩國都由革命起義或戰爭奪取政權。
◇兩國都奉行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都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為立國教義。
◇兩國有過深厚的依存關係，有如父子、兄弟之稱。有體制上的廣泛淵源。
因此，兩國歷史軌跡的同質性使得中國六十年無法和類似歷史相近的印度、後來崛起的巴西這些大國相比。對比顯示，蘇中兩國發展道路的許多差異，導致後來的勢不兩立。
所謂「蘇聯」，嚴格說是一九二二年底成立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當時入盟的只有四個共和國。確定蘇共的一黨領導權也是一九一九年俄共（布）八大。但世稱蘇聯建國歷史仍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建立「工兵農蘇維埃」為起點。本文從俗，毋庸置疑。
戰爭嚴重破壞與和平環境六十年
一、戰爭與和平的差異。蘇聯六十年（1917—1977）中經歷兩場戰爭，一是建國初的內戰。十月革命第二天，列寧就主張退出一次世界大戰，以保住新政權。和德國簽訂割地賠款的《布列斯特和約》，面對國內外反布爾什維克勢力的軍事干涉與內戰，從一九一八年打到一九二二年結束，成立蘇聯。這次內戰至少死了紅軍一百萬、白軍五十萬、平民數百萬，經濟幾乎崩潰，工業減產到戰前的七分之一，農業減產到三分之一。還有一場瘟疫斑疹傷寒流行，死人三百萬。
二是和納粹德國的戰爭，從一九四一年打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以五百五十萬兵力突襲蘇聯，一直打到莫斯科近郊，蘇軍頑強抵抗，浴血奮戰，終於扭轉敗局，攻克柏林取得勝利。這場二十世紀最慘烈血腥的戰爭中，蘇聯付出代價最大，據俄國最新資料，蘇軍和平民共死亡二千六百六十萬人。全國成年男子半數非死即殘。經濟遭到巨大破壞，三萬二千個大企業被毀，一千七百個城市、七萬個村莊被破壞或焚毀。
中共六十年也有過三場戰爭：一九五○至五三年的朝鮮戰爭，一九六二年的中印和一九七九年的中越邊界之戰。三場戰爭都在中國境外進行，以「抗美援朝」戰爭規模與付出最大。中共出兵一百五十萬人，陣亡十七萬，發動五次戰役，被俘二萬一千八百餘人（其中14,200人自願去台灣）。總軍費開支六十二億五千萬元（約二十五億美元，相當於一九五○年的國家財政支出）。中印、中越之戰規模小，時間短，戰爭的政治含義高於軍事，中越之戰中方陣亡約七千人。
以上資料顯示，在中蘇建國的六十年內，中國基本上是處於和平環境，領土內沒有戰爭，除最初的韓戰外，境外也並無嚴重的戰爭威脅，而蘇聯則遭遇過兩次嚴酷而全面的戰爭的創傷巨痛。這種差別在兩國發展史上，有至大而深遠的影響。蘇聯戰後黨內「修正主義」思潮泛起，乃至冷戰的軍備競賽都與此有關，而中共則一直陶醉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武力崇拜中（這崇拜延續到六四以至迄今的軍委至上、軍權高於黨權的體制上）。夜郎自大的毛時代，高呼世界革命，軍事上嚴重落後，七九年打越南已暴露不少問題。可幸的只是，毛不像希特勒要吞下整個歐洲，他以折騰自己的同志和百姓為樂。
史達林與毛的暴政的區別
二、內部整肅與清洗。蘇聯六十年中包括二十九年（1924—1953）史達林時期，和中國二十七年（1949—1976）的毛澤東時期相若。斯毛的殘暴本質沒有區別，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大獨裁者。但他們暴行的方式有所不同。
史達林的大鎮壓源於一九三四年可能的接班人基洛夫被暗殺，高潮在三七、三八年，鎮壓主要針對黨內軍內，並及株連，被殺戮人數學者多指為五百萬以上。二○○九年根據解密國家檔案披露，因政治原因判處死刑者，一九二五至一九九○共達二百一十六萬三千二百二十八人（烏克蘭學者波達可夫提供），另外加上史達林強迫推行農業集體化、勞改營、流放等造成的死亡，中共學界提出的總數字達二千萬人。另外，一九三二、三三年的烏克蘭大饑荒，死人為二百五十萬至四百八十萬。史達林大規模的政治迫害，二戰之後基本停止。斯氏死後蘇共大規模平反冤案，八百萬政治犯釋放回家，為六百萬死者昭雪。一九五七年國慶曾舉行大赦。解散三分之二西伯利亞勞改所。
毛澤東時代的政治迫害與殺戮，不算大饑荒，也有三千餘萬死者。其特徵是：
◇從土改鎮反到文革結束，貫徹始終，越演越烈；
◇大部份以無法無天的群眾運動方式進行，甚至野蠻殘酷到人吃人的地步；
◇官方高度保密，後果嫁禍於人，從無自我譴責與道歉。
毛的罪行與史達林相比，一個最大差別是，毛的迫害遍及知識份子，以至對文化領域的廣泛摧毀。史達林的鎮壓（含革命初期列寧的恐怖政策）主要在政治範圍，對俄國的文化傳統，教育制度，從硬體到人才，尚有相當的尊重（宗教破壞例外）像中國砸鍋敲鎖的大煉鋼鐵、萬斤衛星田的大躍進，關閉全國學校鬧革命，除保護幾個核武專家，「臭老九」通通趕去農村勞動的事，絕對是不可思議的。
更嚴重的是，毛的殘酷專政，正是實施於史達林死（1953）之後，蘇共和國際共運沉入深刻的反省修正之際，毛大逆時代潮流，直至發動瘋狂的文革，以可恥的禍國殃民而告終。蘇共則在二戰後透過二十大（1956），赫魯雪夫推動歷史性的政治改革體制，依然領導潮流，到一九七七年勃列日涅夫時期，有所停滯，卻並未倒退（延伸至七七年後的演變至九一年蘇聯解體。但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中共結束毛獨裁之後，從經濟上尋找出路，政治上卻一仍舊章，一黨專政，三十來沒有「新思維」，沒有「公開性」，鄧小平一句「宜粗不宜細」，嚴禁清算毛罪行，實質上維護獨裁統治，為六四事件血腥鎮壓作了鋪墊。
政治體制的對比，反映了中蘇兩黨兩國在歷史文化素質上的巨大落差。
計劃經濟在兩國不同的實踐
三、計劃經濟與對外開放。蘇共在一九七七年十月革命六十周年時宣稱，蘇聯已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共則稱美蘇是「主宰世界的超級大國」。怎樣從經濟層面去評論蘇聯及其與中國經濟的比較？一個明顯的困難在於，蘇聯經濟前六十年，一直在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中發展，雖然五十年代中期起，有不斷的改革，也只是企圖完善那種模式。直到一九九○年七月，蘇共二十八大，正式撤銷國家計劃委員會，蘇式中央計劃經濟模式方告結束，那時距蘇聯解體僅有一年半。可是中共開國六十年的經濟路線卻沒有這種連貫性，中國前三十年照抄蘇式路線，後三十年卻幾乎是斷然與前三十年分離，毅然走上市場經濟之路，變成不可逆轉的現實。
今天俄羅斯與中國的經濟問題，無疑都是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問題，但是歷史的回顧，也許能找到過去和今天的某些關聯。首先，不能否認，蘇聯前六十年確實實現了經濟上的崛起，成為一個有完整工業體系的現代強國。沙俄時代工業雖有一定基礎，但一場革命加內戰，將生產力毀掉大半，四百萬噸鋼產量只剩下二十萬噸。蘇共推動幾個五年計劃，到一九四○年便實現了工業化，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占七成五。史達林的路線是高速發展重工業，「否則要挨打」。一九四○年的鋼產量達到英法德三國之和的五成三，在蘇德戰爭中，蘇聯在慘敗中能夠站起來，反攻勝利，四年生產十萬二千輛坦克、十三萬架飛機、四十九萬門大炮，很大程度上是得益於重工業的支撐（雖然西方也提供過一些武器與軍用品的支援）。
這是一個專家們認同的觀點。換言之，如果蘇聯沒有戰前的重工業路線，可能已經敗給納粹（當然，不一定亡國）。因此，「優先發展重工業」，便成為蘇式計劃經濟模式的定律。在蘇聯戰後的冷戰時代導致軍工、核武和太空科技的沉重軍備負擔。這種在「資本主義包圍」下形成的高度集中管理的經濟慣性，使赫魯雪夫到勃列日涅夫的多次改革，都未能飛出鳥籠——這是計劃經濟的一段歷史記錄。到了戰後世界格局的重組，現代資本主義的活力和蘇式經濟模式的僵化落伍便愈益凸顯。
對於熱衷於「階級鬥爭」對現代經濟毫無素養的毛集團，犧牲人民福利的蘇式模式的為害，那就不言而喻。
其實，中國實行比較象樣的計劃經濟，最多不過五年，即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從一九五八年在超英趕美口號下，毛親自上陣瞎指揮，發動大躍進以後，至毛一九七六年去世，前後近二十年時間，中國經濟未曾回到真正有序的計劃經濟軌道上，而不斷受到毛肆意的干擾、破壞，從大躍進、大饑荒、調整恢復、四清社教、終於文革。國家實力除了爆了兩顆核彈，扮了一陣紙老虎，最後是自稱「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民生更是苦不堪言，票證供應達數百種，僅糧票全國有二千四百個單位印發。
我們不妨假設，中國經濟與政治如果不是被一個希特勒式的瘋子所蹂躪，老老實實地搞一番計劃經濟，後果又如何？至少可以避免那場大饑荒吧。事實上，五十年代中蘇的「超英趕美」，蘇聯七十年代確已實現了「在若干主要工業指標上超過美國」。雖然蘇聯模式終將被取代，但是，中國比蘇聯提早進入市場經濟，卻是因禍得福，是一場「浩劫」造成的大危機，而不是計劃經濟失敗導致的結果。毛宣稱「走俄國人的路」，那才是一個不可能的口號，事實已經證明，不僅在經濟上，最終在政治上，中蘇都是漸行漸遠，分道揚鑣。因為中國不是東歐，毛也不信馬克思。我們也很難回答，如果史達林像莫洛托夫（1890—1986）一樣長壽，毛澤東會不會、敢不敢亂搞大躍進和文革？
對引進外資的不同態度
四、自力更生與引進外資。中國三十年毛路線統治的徹底失敗，所謂「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牛皮破產，迫使中共從經濟上改弦易轍，這是「改革開放」出籠的背景。在偉大的「總設計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些堂皇包裝下，我們看到深圳的血汗工廠、各地家園被毀上告無門的冤民和層出不窮的貪官污吏的背後，是源源不絕的港幣和美元。
引進外資成為崛起的本錢。在史達林毛澤東的教條中，引進西方資本是大逆不道的事。中國革命的理論依據之一，就是要改變在外國資本奴役下的「半殖民地」狀態。因此，儘管辯證大師列寧在建國初期主張過引進外資以度過難關，但史達林推行五年計劃完成工業化之後，引進外資和外國技術與設備，就失去可議論的空間。戰後史達林更提出「兩個平行的世界市場」理論，使拒絕外援合理化。毛集團亦步亦趨，完全以援助亞非拉革命的冷戰心態，度量國際資本不懷好意。直到毛死前夕，唐山大地震吞噬二十四萬人，還拒絕一切國際支援，不讓「和平演變」有可乘之機。
史達林死後，蘇聯開始解凍。但一九七零年之前總共才引進外資三十五億美元，當局的經濟戰略重心是在謀求更先進的科技應用和企業管理的集約化。七一至七七年加大步伐，外資進入七年共計二百四十億美元。
中國一九八零年開始轉向。從當年外匯存底區區二十二億美元（五十年代接受蘇援七十四億盧布，另當別論）起步，八一年外資引進已超過五十億美元。大幅度增長是九十年代中期，從投資設廠提升到併購企業、外資銀行進場。二○○五年一年的契約外資已達一千八百九十億美元，到位金額六百零三億美元。而二十年來注入的到位資金總額，已達八千億美元。相當於當年馬歇爾戰後重建歐洲計劃一百三十億（合2006年1300億）美元的六倍。
引進西方資本與新技術，打破毛時代的閉關鎖國，無疑是一項巨大的歷史進步。中國加入世貿，經濟走向全球化，中國以廉價勞力和土地資源成為「世界工廠」，深刻的改變了中國社會及對外關係。然而，利弊相隨。國際資本促進的中國經濟市場化，並沒有帶來在許多保守國家都出現的政治進步。本文不能對此深入剖析，卻可以指出千萬個官商勾結的利益共同體霸占了這個國家，已經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不幸的是，在這樣一個龐大的專制社會裡，外資的商業身份也被變色，講究誠信的企業家變為精明的賄賂者。著名學者何清漣指出，「外資通過賄賂與中國政府結成的聯盟，使中國的專制統治獲得了新的生命力，更加富有韌性。」她認為這是「中國的制度性腐敗的國際化」。
中國也有人擔心外資的過度進入。但是分管社保基金的前央行行長戴相龍（○八年七月）說，外資對國家GDP的貢獻率很大，外資還要加大對中國企業的併購投資。
再來看看俄羅斯。他們重視外資已是「建國六十年」之後，即使在蘇聯解體後，踏上重建俄羅斯的崎嶇之路，也沒有那樣依賴外資。一連串經改嘗試、衰退，熬了好幾年，九九年方有起色，二○○○年借油價大漲，能源豐富的俄羅斯又一次站起來。經濟成長百分之八，開始脫窮，迄今每年GDP增長維持百分之七，國民所得從十年前人均一千美元躍升到二○○八年的一萬美元（中國人均二七○○美元）。
俄國二千年後每年引進外資二百多億，現已累積引入二千四百二十一億美元。民調顯示，很多俄國人不放心外資外商進入傳統企業，尤其是能源企業。害怕損害他們賴以自立的工業和利益外溢。
俄羅斯加入世貿WTO的談判還在繼續中。俄羅斯民主化二十年，表面上沒有中國對外開放那樣風光亮麗，沒有中國各地的高樓群和新地標，遊客們欣賞的還是老俄羅斯的景觀，他們和一九四一年面對納粹進攻時一樣，忍受著社會制度轉型的痛苦，他們身上有舊時留下的傷痕，他們對待傳統不像中國人那樣可以扔掉一切。從彼得大帝以來，他們有很多的天才和英雄在記憶中抹不去。他們沒有像一個窮光蛋拾到了一塊金幣似地忘乎所以。他們在享受浴火重生的真實的快樂。
蘇聯建國六十周年，曾是他們榮耀的高峰，然後在制度的逐漸衰敗中，下滑到解體的谷底。蘇共沒有逃脫一個帝國興亡的周期。今日中國挾著零八奧運的「光輝」，也登上六十大壽的高峰，他們將滑向何處？誰能預測？誰能回答？
（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