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九六零年中國青年雜誌社通過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向我徵求稿件。
田在中南海南樓的宿舍，和我貼鄰。他平時知道我喜歡作點雜記，其中個別篇章，他還看過，這是他勸我選一、二篇刊登出去。
自從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空下來我將平日的所見所聞記錄下來，一者為了消磨時間，二者有時拿出來翻翻，作為流逝的年華的紀念，完全沒有想發表的意思。因此，我拒絕了《中國青年》雜誌的徵稿要求。
開始只是記錄一些趣聞趣事。時間一久，成為習慣，於是寫成無所不容的日記了。到一九六六年時，已經積累了四十幾本。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紅衛兵興起了抄家風。這時我已遷到弓弦胡同中央保健局宿舍。前後院住了三位衛生部副部長。我自己住在中南海內，很少回家。可是一回來，嫻就同我說，幾乎天天晚上，來人抄這三位副部長的家。時常敲錯門，敲打我家。嫻很害怕，萬一抄錯了，進來將這四十幾本雜記抄走，豈不是有了十惡不赦的罪狀了，應該趕緊燒掉。
我抱著這四十幾本雜記發愁，不敢在家裡燒，怕鄰居懷疑而揭發，又沒有地方可藏。於是我將這些雜記帶到中南海內一組，即毛澤東的住地。靠南牆的小院內，有一個焚化爐，是為了毛澤東和江青不需保存的文件、信件，加以銷毀之用。我就用這個爐子焚燒。燒到還剩下十多本的時候，汪東興打電話叫我到他那裡。他問我，現在正是抄家的時候，江青的廚師告發我，在一組燒毀文件。我告訴汪，我燒的不是文件，是我的筆記。汪說，筆記有什麼要緊，何必燒。我說，這些筆記都同毛有關係，留下怕惹禍。汪說，你一燒更惹禍，這個廚子如果告訴了江青，就完了。
我回到一組，看到剩下的十幾本日記，心想這些留下來是禍害，反正已經燒了，再燒一次吧。
第二天汪東興又將我叫去。這回他急了，對我嚷！「叫你不要燒，你還燒。主席的廚子來告你的狀了。這事要鬧出去，就成了大問題。你再不聽話，我把你關起來。」
我向汪說，已經燒完了，再也沒有可以燒的了。
這就是我積累了十幾年下來的日記的下場。
文化大革命中間，我一天到晚提心弔膽，片紙隻字都沒有保存下來。
一九七六年四人幫被捕以後，嫻常常惋惜地說：「太可惜了，那四十幾本日記。如果能保存起來，也沒有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為此她常常催促我，寫出這一段的經歷。
一九七七年夏，葉劍英到三零五醫院檢查身體。檢查間隙，葉同我談到往事。他說：「你給毛主席工作了二十二年，時間可不短了。你應該將你知道的事，寫了出來，這也是歷史啊」。他並且說，他要向一些報刊代為宣傳。
此後多種報刊雜誌都找到我，要我投稿。他們願意優先刊登。但是我不願投稿。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觀察，凡是講真心話的文章，作者不是被封為右派，即冠以反動文人的稱號，沒有一個可以倖免。我又不想寫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文章。
但是我又不願意讓我的這些年的經歷，煙沒無存，於是我重新拾起舊憶，撰寫回憶錄。從一九七七年開始執筆，斷斷續續，又寫了二十多本。我並沒有想整理發表，因為根本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性，何況我不想因之取禍。這只不過作為我和嫻逝去年華的雪泥鴻爪，留作紀念吧。
一九八八年二月，嫻發現患有慢性腎功能衰竭。五月住院，到七月下旬，病勢日趨嚴重。兩個孩子、兩個兒媳，都十分焦急。他們一再催促我攜嫻來美國求醫。
八月中旬我與嫻帶著孫女到了美國。嫻繼續求治。我每天要照管嫻的飲食和治療，雖然嫻多次提到，將舊作整理出來，但是我哪裡有這種心境和時間呢？
十二月中旬，嫻因感冒，病勢急轉直下，送入醫院，住院治療。經過多方搶救，終於因為腎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她陷入昏迷前，還一再叮囑我，要將一九四九年以來，這三十九年中的遭遇寫出來。她說：「一定寫出來，為了你，為了我，也為了我們的後代。可惜我不能再幫助你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我點檢行篋，取出了舊記和帶來的全部資料，開始了寫作生活。這一方面是對嫻的永久的紀念。另一方面，身在美國，就可以將這些年的所見所聞，秉筆直書，無需避諱，加以發表。
如果讀過這本書以後，讀者能夠更加珍惜自己的理想和所嚮往的幸福的生活，那將是我和嫻多年來的最大願望。
經過了二十二年的血腥戰爭，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終於取代國民黨，統治了中國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當年夏天，我正在澳大利亞。由我大哥的從仲介紹，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來信，希望我回去工作。於是我返回香港，同我的妻子嫻一道回到北平。
傅安排我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行政處香山門診部，後遷入中南海，成立中南海門診部。
我工作勤奮，受到中共中央一些高級幹部和一般工作人員的讚譽，被選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和中共中央直屬機關的甲等工作模範，吸收入黨，並被任命為中南海門診部主任，後為中南海保健辦公室主任、中央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副秘書長及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三零五醫院院長。
一九五四年，經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推薦，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和中央公安部部長羅瑞卿同意，由周恩來批准，我被任命為毛澤東的保健醫生，以後併兼任毛的醫療組組長。從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為止，我作為毛的專職健康保護人和監護人，無論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隨在他身邊，為時二十二年。
我初次到毛處工作，即驚異於他的生活習慣與眾不同：飲食睡眠都沒有一定的時間，正是「起居無時，飲食無常」。對他說來，一天二十四小時之分，畫夜之分，毫無意義。他的一切公私活動，甚至接見外國元首，都以他的意願為主，都不事先通知，而採取突然行動。即使在身邊工作的人員，也摸不清他下一個行動是什麼。加上共產黨內部控制嚴密，強化保密制度，毛本人親自規定：「不要說這裡的情況」，所以他的真實狀況，從政治活動到私人生活，都籠罩在一層迷霧之中，更形增加了他的神化感和權威感。
一九五九年以前，我崇拜他，仰望他如泰山北斗。但是我雖在他身邊，在他的周圍似乎有一道神秘而不可逾越的障隔，使我不能真正進入他的生活。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逐漸穿過這層密障，進入了他的生活實際。原來他正如演員一樣，除去前台的經過種種化裝的他以外，還有一個後台的真實的他在。
五十年代初期，人們只看到他與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號召「一邊倒」，但不知早在三十年代，他就被蘇聯共產黨和史達林目為「異端分子」，是「白心的紅皮蘿蔔」。一九四九年冬他去蘇聯，受到極大的冷淡待遇，住了兩個月，在他最後憤然要回國時，史達林才見了他，簽了這個條約。他認為蘇聯是中國的最大威脅，最終目的是吞併中國。只是到六十年代初，中蘇關係的破裂才公開化。
自從斯諾等人訪問陝北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向全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生存奇蹟以來，他對美國，特別美國人，有很大好感。當他號召「學習蘇聯」，大家學俄語的時候，他不學俄文，而學英文。他自嘲說：「我是言行不符」。他身邊所用的知識分子，包括我在內，都是受英美教育出來的人。他決不將由蘇聯培養出來的人放在身邊。至於韓戰及越戰是由許多因素，也包括美國一些不了解毛的內心世界和對當時中國共產黨有歧見的人士造成的歷史大不幸。從六十年代末期，毛即致力於恢復中美友好關係，而這一歷史使命的完成，是他去世前實現的。
毛對蔣介石，雖然終生為敵，但並不持完全否定的態度。他認為蔣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不俯首貼耳聽命於美國。他說：「蔣介石和我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在這點上我們志同道合。」
共產黨核心領導中的鬥爭，既複雜又曲折。自一九五七年的所謂「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批鬥彭德懷（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防部長），演變到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表面上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原因，但實際上卻存在一個根本因素。一九五六年蘇聯共產黨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有「反史達林」，「反對個人崇拜」的運動，在中國共產黨內引起一連串反應。毛從種種跡象感到，他作為全黨的最高領導地位受到動搖，因而作出一系列相應的反應。正如中央警衛局局長汪東興所說：「毛認為，全黨沒有誰都可以，可是不能沒有他。」
毛的私生活駭人聽聞。外表上，他凝重端莊，而又和藹可親，儼然是一位忠厚長者。但是他一貫將女人作為玩物；特別到晚年，過的是糜爛透頂的生活。他沒有別的娛樂，玩弄女人成了他唯一的樂趣。汪東興說：「他是不是覺得要死了，所以要大撈一把。要不然怎麼會有這麼大的興趣，這麼大的勁？」江青說過：「在政治上，無論蘇聯和中國黨的領導人，沒有哪一個能鬥過他（毛澤東）的縱橫捭闔的手段。在生活問題上，也沒有誰能鬥得過他，管得住他。」
我不是給毛寫傳記，只不過作為毛的保健醫生，在二十二年的風風雨雨中，將我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筆之於書，用以紀念與我患難與共的愛妻嫻，沒有她生前對我的支持和一再鼓勵，我不會寫成這本書。
時間間隔太久，又沒有讀些參考文獻，疏漏之處在所難免，盼讀者方家斧正。
致謝
著者在此特向廖書珊小姐致謝，她在本書的中譯過程中，無論協譯、剪裁、補譯、貫串、拼貼、校對，都付出極大的精力和時間。感謝夏元瑜教授贈一中南海示意圖，使本書生色不少。
本書中每章後的注釋為英文版助編石文安女士所注；中共中央組織結構圖、中共中央辦公廳組織結構圖、人物簡介及年表，亦均為英文版編者繪製，在此一併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