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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授巫寧坤:初嘗洗腦滋味 死亡邊緣

我回國不過兩個月,就到中南海懷仁堂聽周恩來總理做報告,他號召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我聽得頭昏腦漲,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說的「洗腦子」的前景,難道這麼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

一九五一年初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開始撰寫論述愛略特(T.S.Eliot)的文藝批評傳統的博士論文。不料突然接到燕京大學陸志韋校長的急電,邀我儘快回國擔任英美文學教職。隨後,也收到中共國務院發來的信,熱烈觀迎留學生回國工作。我去國已七年,近年接國內親友來信,大都對新中國讚不絕口,令我心嚮往之。我便不顧一些親友的告誡,毅然放棄論文的寫作,應聘回國。八月中旬,我懷著滿腔遊子還鄉的激情,帶著幾大箱進步書刊,到達新中國的首都,即將在風光旖旎的燕園開始我的教學生涯,私心不由得感到慶幸。

思想改造:初嘗洗腦滋味

我回國不過兩個月,就到中南海懷仁堂聽周恩來總理做報告,他號召全國知識份子,特別是高級知識份子,帶頭進行思想改造。他滔滔不絕講了七個小時,我聽得頭昏腦漲,不禁想到送我上船的朋友說的“洗腦子”的前景,難道這麼快前景就要成為現實嗎?

“十一”一過,思想改造就開始成為教師的中心任務,而批判的重點又是“親美、崇美、恐美”思想。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來工作組領導運動,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經多次大會、小會批鬥後,校長被宣布為“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政策的美帝國主義份子”,停職反省。在最後一次全校批判大會上,陸校長最賞識的學貫中西的典範、美語副教授吳興華也登台控訴,慷慨激昂,儼然把校長當作美帝的化身。更加令我震動的是陸校長唯一的愛女、本校一名應屆畢業生,也登台昂然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

緊接著,全體教授分別在各系學生中作“自我批評”,接受學生“幫助”,人人過關。輪到我在西語系全體師生大會上檢討,我坦承自己多年來迷戀西方文學,脫離祖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最需要改造思想。沒料到學生積極份子紛紛指責我平日與學生交談中的三言兩語竟被記錄在案,再加上一本被學生從我書架上借走的美國普及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作為我散布資產階級思想的罪證。我擔心自己的思想太落後了。

思想改造剛告一段落,領導就宣布“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併入國立大學。燕大校園成為新北大的校址,部份教師分配到其它高等院校,我被調到天津南開大學,事後聽知情人說是因為我歷史未查清。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我偕家母來到南開大學,住進兩小間臨時建築。我被分配教三門課,我的工作量是全系最大的,生活也十分清苦單調,但更苦的是刻板的政治學習和沒完沒了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我認為天經地義的言論自由從生活中消失了,老於世故的同仁人人謹小慎微,而我這張沒遮攔的大嘴巴偏偏不時冒出一些不中聽的“怪話”,在小組會上往往成為眾矢之的。

五五年九月一日,新學年開始,但並未上課,卻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肅反運動”。誰料到我竟中了頭彩,當上了頭號“暗藏的反革命份子”,和外文系三名同事在文學院的教師大會上被揪了出來。積極份子一個接一個發言,聲勢洶洶,如臨大敵,把一個曾擔任過偽滿皇帝溥儀的俄語翻譯的教師嚇癱在地,被人抬了出去。中午休會後我剛回到家中,跟著就闖進來三男一女,自稱是公安人員奉命前來搜查反革命罪證。一個男的對我本人進行人身搜查,那女的對我的老母和懷孕的妻子進行人身搜查。另兩個男的翻箱倒櫃,既找不到“武器”,更找不到“電台”,不免失望,只得拿走了我的信件、地址本、札記等等。我還來不及吃一口午飯就被叫去參加下午的批鬥會,一直鬧到傍晚。會上宣布我不得擅自離校,不得在家接待親友。上、下午開會成了常規。每次會上,主持人都要重複“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老調,動員我“徹底坦白自己的罪行”。我絞盡腦汁,卻仍然一無所獲。

開學三周以後才上課。但是,英語專業卻停辦了,因為一位資深的教授受不了運動的壓力在圖書館前的水塘中自沉,我和另兩位教師還被軟禁在家中。一月初,妻子臨產時,我還不能送她去醫院,她只能孤身一人搭公車去市內,當夜生下了頭胎的兒子,我給他取名“一丁”,祝願他在震耳欲聾的“萬歲”聲中當個普通人。不久以前,周總理髮表了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報告,給知識份子鬆了綁,南開大學的“肅反運動”虎頭蛇尾地收場。後來市委派來的一位負責人找我談話,很抱歉地說:“你剛回國不久,對政治運動一定很不習慣,好在這種運動今後保證不會再有啦。”

五六年夏,我被調回北京,在頤和園附近的一所外語學院任教。毛主席倡導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舞人心,新中國眼看就要進入一個自由民主、繁榮昌盛的時代。我也開始期望,浪費了幾年大好時光之後,從此可以在工作中發揮我的專長,同時跟妻子和出世不久的兒子過幸福的小家庭生活。

反右運動:掉進陽謀陷阱

五七年“五一”勞動節,黨中央號召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帶來了全黨全國的“大鳴大放”,“北京之春”儼然如花似錦。運動在學院起步較晚,一位副院長、當年在延安經過“整風”洗禮的日本留學生,接連三個晚上到我家來,動員我帶頭在即將召開的“鳴放會”上發言,向黨提意見。他反覆交代毛主席和黨中央制定的政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我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就在會上發言了。我首先提到“肅反運動”中我在南開大學遭到無辜迫害的情況,要求南大黨委向我們全家賠禮道歉。接著我讚揚“雙百方針”,讚揚共產黨要求知識份子向黨提意見,對言論自由是極大的鼓舞。

“北京之春”曇花一現。“和風細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暴風驟雨的“反右運動”。我掉進了“陽謀”的陷阱。我在“鳴放會”上的發言,平日在會下和同事同學們的閑談,都成了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嚴重罪行。不久以前反覆動員我鳴放並主持會議的副院長又親自主持了一次又一次名為“大辯論”實為大批鬥的會議。最後,院長兼黨委書記、一位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積極份子召見我。她說,根據我的“三反”罪行,可以槍斃我,但是,黨是寬大的,不但不槍斃,而且不定為“現行反革命”,只劃為“極右份子”,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這是對“右派”最嚴厲的處分。

五八年四月十七日下午二時,無言地告別已懷孕七個多月的妻子,鑽進一輛來抓我的軍用吉普車。我隨身帶了一個舊的洗衣用的布口袋,妻子在裡面為我放了幾件換洗衣服和盥洗用具,還有兩本書--一本英文的《哈姆雷特》,一本新近出版的《杜甫詩選》。我本以為車子是送我去農場勞動,哪知道我被送進了半步橋北京市第一監獄內新近開業的勞動教養所。我被關進二樓的一間監房。二十來個中青年男子,個個囚首垢面,坐在鋪著水泥地的草褥子上,把屋子擠得滿滿的。二十多人中,“右派”只佔兩三名,其餘大多是“歷史反革命”、流氓、小偷等“壞份子”。大家都感到驚訝竟然會有一位大學教授來和他們為伍。

在勞教所一關就是四、五十天。天天“交代罪行”,“認罪守法”。一日兩餐啃有霉味的窩頭,日日夜夜聞屎桶散發出的臊味,倒有點“久而不聞其臭”。六月五日晚飯後,我正在翻看《杜甫詩選》,忽然接到妻子從海淀醫院寄來的明信片,恭喜我於三日凌晨得了一個美麗的女兒,並要我給孩子取個名字。恰巧我剛讀過杜甫贊孔明的名句“萬古雲霄一羽毛”,我這個做父親的身系羅網,連女兒出世都不得見,只得托詩聖的福給她取名“一毛”,祝願我家生於憂患的女兒有朝一日翱翔雲霄。

勞改營:北大荒的冰天雪地

六天以後,奉旨離京。午夜時分,八百多名“勞教份子”浩浩蕩蕩乘“專列”,由大批武裝警衛押送到與西伯利亞為鄰的興凱湖國營勞改農場,通稱北大荒。我們在湖邊一片荒無人煙的處女地搭起帳篷,投入建設“八分場”的勞動。第一項任務是造一條幾里長的導流堤,防止洪水泛濫,作為墾荒準備。就地取材,挖土造堤。這裡夏季日長夜短,我們從日出苦幹到日落,每天十多個小時,又累又餓。蚊子和小咬成群,戴著防蚊帽幹活也難逃叮咬。趕上大躍進“放衛星”,還得連軸轉。九月中,導流堤完工,我們搬進自己動手蓋的牢房,準備過多。漫長的冬季冰天雪地,我們照樣在戶外勞動,最低氣溫攝氏零下四十度。冬天小興凱湖凍得死死的,我們就成群結隊拉著耙犁到湖上去收割蘆葦運到一座計劃中的大型造紙廠工地,有一次我差點兒在突如其來的煙兒泡中送了命,而這個造紙廠始終也沒動工。另一項冬季勞動是把農場與外界聯繫的一條航道加寬加深,建成一條運河。先用冰鎬把航道里的冰切成整齊的大冰磚,再抬到兩岸堆砌成冰的長城。再用鎬把航道的凍土一點一點挖走。春天一到,冰的長城融化成水,流回加寬加深的航道,一條運河“水到渠成”了。我這才明白,一提到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萬里長城,我們的史家和政客就讚不絕口的“中國人民的勤勞和智慧”。

清河農場:大饑荒的死亡邊緣

一九六〇年十月,農場的全部“右派”三、四百名奉命轉移到位於天津與唐山之間的清河勞改農場,大家都很高興,一來離親人近多了,二來靠近首都伙食肯定會好一些。誰料到,三餐改為兩餐,吃的是代食品,加上干白菜幫清湯。越來越多的人患上浮腫,大便時鮮血淋漓,痛苦呻吟。政府已無力養活犯人,卻繼續強迫他們勞改。兩個月以後,農場領導人在大會上宣布,奉上級指示,為了進一步體現黨和政府的寬大和“革命人道主義”的精神,准許“勞教人員”寫信回家,要家屬送食物來。這麼一來,犯人的死活變成了家屬的責任。

我是全中隊第一個患浮腫的,有時已不能上工,再餓下去就人命危殆了。妻子遠在安徽,靠微薄的工資撫養兩個孩子,度日如年,我怎忍心向她告急呢。無可奈何,只得向妻子在天津的親人和我在北京的妹妹求援。親人們得信後,急如星火送來從黑市用高價購買的營養食品,使我的病情有所緩解。

五月的一天,一位管教幹部吩咐我領三個人到農場一個僻遠的角落去埋一個死人,我發覺死者原來是在同一炕上睡在我右邊的“右派”。既然今天我來埋他,誰知道明天睡在我左邊的“右派”會不會來埋我呢?我和妻子一別三年了,我還能見到她嗎?我沉不住氣了,馬上寫了一封簡訊,要她“來見我可能是最後的一面”。她接到信後,好不容易請了幾天假,帶了一丁千辛萬苦前來探監。一見到我活像個餓鬼,她自然驚惶失措,最後決定硬著頭皮去北京向學院求情。那位副院長聽她彙報了我病危的情況後,無動於衷,卻大談大躍進的大好形勢,讓她鼓勵我加強改造。妻子忍無可忍,針鋒相對地答道:“院長同志,您說得不錯,寧坤需要繼續改造,但他活不下來怎麼改造呢?不錯,全國都有人餓死,難道硬要一個教授活活餓死在獄中嗎?再說,讓一個教授這樣餓死獄中,對學院、對國家有什麼光彩呢?寧坤的生死掌握在學校的手中,請你救他一命吧。”副院長竟然鬆了口,答應想辦法。妻子又二次探監,告訴我北京之行的收穫。那天是兒童節,她帶著一丁來探望似曾相識的爸爸。兩天後,她又帶著一毛來認從未見過面的爸爸,那天是她的三歲生日。一個月後,我奉准“保外求醫”,回到了妻子身邊,由她瞻養。

文革:在紅衛兵的蹂躪下偷生

一年後,“廣州會議”上給知識份子“脫帽加冕”,我也沾了光。我的身體已逐漸復元,在安徽大學外語系當上了“臨時工”,月工資六十元,不及我原工資三分之一,還不能享受公費醫療。但經過幾年的“改造”,我已經“細推物理須行樂”了。六三年七月二日,我們又得了一個兒子,我給他取名“一村”,私心希望“柳暗花明又一村”。次年七月四日,我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不能恢復工職,繼續當臨時工,每月加十元工資。我們的座右銘是“知足者常樂”,只要一家五口能歲歲平安地過日子,就於願已足。兩年之後,“文化大革命”一聲炮響,又無情地粉碎了我們卑微的心愿。

六月六日深夜,安徽大學兩、三千學生傾巢出動,揪斗全校的“牛鬼蛇神”。凌晨二時,我班上的學生高呼“打倒美帝!打倒巫寧坤!”的口號,沖往我家,把我從床上揪下來,連拖帶拉押解到擠得水泄不通的水泥籃球埸。幾十名教授、講師都直挺挺地跪在當中。一名男生正在歇斯底里地控訴他們用資產階級思想毒害學生、搞資本主義復辟的罪行。押解節的學生對我拳打腳踢,我踉踉蹌蹌地跪了下去。

從此我又成為“專政對像”,株連全家大小。妻子經常受到騷擾,要她檢舉揭我的反革命罪行。三個孩子經常聽同學罵他們是“小右派!小反革命!”小兒子“文革”開始時剛剛三歲,在幼兒園就沒人理睬了,成天孤孤坐在一個牆角,看別的孩子嘻嘻哈哈玩樂。八歲的女兒被我班上的一個男生騙到宿舍去,照著他寫好的樣子,用毛筆依樣畫葫蘆描了“打倒反革命份子巫寧坤!”

八月中,“紅衛兵”到全國各地“革命大串連”,回校後推廣“革命造反經驗”,什麼大會批、小會斗、掛牌遊街示眾、罰款、扣工資、等等,更是家常便飯。外語系的“紅衛兵”敲鑼打鼓來抄家,連我家的自行車都被不由分說推去“革命”了。每月七十元的工資減為十五元“生活費”。九月,又勒令我久為糖尿病所苦的七十多歲的寡母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安大,回原藉揚州。我提著她的隨身行李,送她上了火車,看著老人家白髮蒼蒼,苦難餘生又遭此橫禍,我除了叮囑保重,竟說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兩年後她因缺醫少葯孤苦伶仃地含恨病死。

六七年,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深挖“階級敵人”。安大的“牛鬼蛇神”隊伍迅速擴大到一百幾十人,上自校長夫婦、各黨政部門領導人、絕大多數教授,下至臨時工和掏糞工人,彷佛也有點“大聯合”的味道。我這個小小臨時工竟然也算一條大魚,和校、系領導人平起平坐。我不禁想起“反右”時,我成為眾矢之的,有時也曾懷疑是否我咎由自取。今日環顧左右,真可說“天下滔滔者皆是也”。

“牛棚”生活常規是白天勞改,晚間在小組會上交代問題,或在大會上接受批鬥。所有臟活、累活都成了我們的專業,因為革命師生和工人都忙於“幹革命”。勞改時間長達每天十小時。我有過在北大荒三年苦刑的熬煉,在一群文弱書生之中當仁不讓當上了重勞動力。合肥的盛夏氣溫經常在攝氏四十度上下,不但無雨,而且無風。從早到晚,或是拉著滿滿一皮車紅磚,奔來跑去,或是在農場車水抗旱,苦不堪言。

牛棚:領教工人階級鐵拳專政

監督“牛鬼”勞改的農場工人姓鄭是一名複員軍人,橫眉怒目。有一天正午,快到收工時間,他突然宣布,天兒太熱,要保護耕畜,牛不下地。為了不誤農時,派八個壯“牛鬼”拉一架大木耙來耙地,這自然少不了我。八個“牛鬼”一排,高頭大馬的張校長為首,每人肩上一根粗繩子,哼唷哼唷地拉了起來。姓鄭的跟在後面,手裡揮舞著一根長鞭子,嘴裡不停地吆喝著“加油!加油!”“牛鬼”一個個汗如雨下,力竭聲嘶。姓鄭的還一個勁兒地大叫大嚷:“大旱大幹!哪個敢偷懶耍滑就地批鬥!”語音剛落,張校長撲通一聲倒了下來,大伙兒急忙扔下繩子圍到他跟前,驚惶失措。姓鄭的大大咧咧地說:“死不了,有什麼好瞎緊張的?去拉一輛板車來,送他去衛生科瞧瞧就是啦。”拉板車是我的專業,我忙不迭跑步去農場場部拉來一部板車,大家七手八腳把巨人般的校長抬上車子,不禁使我想起《格列佛遊記》小人國中的一個場面。姓鄭的已回家吃中飯去了,我拉起車,把病人送到衛生科。校醫說:“他的美尼爾氏症又犯了,這樣搞下去有生命危險。我給開三天病假,希望他們能讓他休息。”

酷署勞改,固然是牛馬不如。更加觸目驚心的卻是沒完沒了的殘酷鬥爭。勞改工間休息時,姓鄭的經常在工地召開批鬥會,揪出一個“牛鬼”交代罪行,再勒令其他“牛鬼”群起而攻之。這一天被揪斗的是中文系一位研究《紅樓夢》的老講師,外號“沈瞎子”,因為他左眼失明,右眼快瞎了。他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帽子,大會小會批鬥,卻一直矢口否認。姓鄭的自告奮勇,揚言非打垮他的反革命氣焰、整得他低頭認罪不可。

他說到做到,一聽沈瞎子對他否認曾參與特務組織,沒等他說完,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就猛然捅進沉瞎子還剩下一點視力的右眼。鮮血沿著他的面頰淌下來。弱不禁風的《紅樓夢》專家被打翻在地。兩名“紅衛兵”半拖半拉地把他押走了。從此“沈瞎子”全瞎了,不能再出工,留在“牛棚”拄著拐杖打掃廁所。運動後期,他被遣送回鄉,不久去世。

從馬鞍山鋼鐵廠派來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一到,工人師傅們也認為安大對待“牛鬼”太寬大了。殺氣騰騰的刁師傅每天吃完晚飯就駕臨“牛棚”,幫助“牛鬼”觸及靈魂。第一個得到他幫助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經濟學專家王教授。王教授身在“牛棚”,心中繫念老母,昏昏沉沉把火柴盒上的毛主席語錄一字一字打了叉,被同屋的“棚友”揭發。刁師傅每晚來逼他承認是蓄意反對毛主席,得不到滿意的答覆,就左右開弓猛刷王博士的嘴巴。有一晚,刁師傅酒性發作,揮動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打得王博士鼻青臉腫,血肉模糊。

六九年五月,“清隊運動”開始“落實政策”,大多數“牛鬼”都陸續“解放”,下放農村。我妻子兒女,沾了我的光,也在“光榮下放”之列,而我本人繼續關在“牛棚”接受審查,又折騰了一年,才“落實政策”;停發每月十五元的生活費,前往我家人所在的和縣孫堡公社高庄生產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我總算出了“牛棚”,當上“不給出路的政策”的典型,成了廣闊天地的無業游民。直到文革快結束時,再一次“落實政策”,有了碗飯吃,苟全性命於亂世。七九年,錯劃“右派”得到“改正”,但時至今日,竟然連生存權也被某些狠人剝奪了,難道歷史非得走回頭路不可嗎?

回顧一九五一年回國以來,每逢大、小政治運動都首當其衝。到頭來,“貧歸故里生無計,病卧他鄉死亦難。”不堪回首的個人劫難也涵蓋了半個世紀的家國之痛,是對一個“史無前例”時代痛定思痛的見證。

(《開放》雜誌一九九九年四月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開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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