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那年夏季的最大風暴是北戴河的夏季暴風雨。不料天有不測風雲，毛突然對我大發脾氣，起因是傅連璋。
一九五六年七月回到北京以後，傅連璋要我將這一段的情況向他匯報。我去了以後，他交給我一封信，是他寫給毛的。主要內容是向毛介紹一種新的安眠藥，是西德生產的，叫「煩惱躲」（Phnodorm）。他希望毛檢查一次身體。
我覺得很難辦。因為自從改變安眠藥的服法後，睡眠還比較好，平均每天可以睡六到八個小時。這時又提出用新的安眠藥，很不是時機，毛會認為多事。再來傅該了解毛的個性，毛一向不喜歡醫生檢查身體。傅以前還跟我說過一九五一年毛對蘇聯醫療小組大發雷霆的事，並一再囑咐我要當心。
我向傅說是不是慢些時候再提出來。等到睡眠不好時，勸他用新藥，可能容易接受。傅同意了這個意見。傅又說，信里有向毛建議檢查一次身體的事。傅說：「我從紅軍時期就跟隨主席，這麼多年了，他相信我，你就說是我的建議。這次完全找中國的專家。」我剛要再開口說話，傅截住，沉了臉說：「你膽子要大些，不要推三阻四的，就這樣定下來了。」
我將信擱了兩天，傅又打電話來，催我快去講。我只好回答我會立刻去報告。當天下午，毛到室外游泳池，游完泳，曬太陽。我湊過去，毛看到我，說：「你怎麼沒有游水啊？醫生要講衛生啊。」我換了衣服，穿上游泳褲，在水中游起來。毛說：「不要練游得快，要練游的時間長。」我說：「到現還沒有學會主席的游水方法，以後一定多練。」毛笑起來，叫我到他身旁，又做給我看他的游水方法。然後說：「我看你的身體很不錯。」我說：「這是在武漢游長江，每次主席都游兩小時，表明主席的心臟、血液循環都超過一般的人。」毛又笑了說：「你又給我戴高帽子了。」我說：「我講的是實話，好多年輕人都受不了，有一個水手，上了木船就虛脫了。」毛說：「我怎麼不知道？」我說：「因為人多，王任重同志顧慮講出來引起緊張。」毛開朗地笑著說：「有什麼好緊張的，各人體質不同啊。」我接著說：「最好乘現在很健康的時候檢查一次身體，留下一個客觀記錄，等以候有病時，可以對照出來。」
毛看看我，搖著頭說：「你說的這些都是你們醫生的想法。我常說：藥醫不死病，死病無藥醫。你們的藥就那麼靈？誇口郎中無好藥。就說癌吧，得了癌有什麼辦法？開刀割了就好了？我不相信。」我說：「早期癌，沒有擴散以前，手術很有效，不檢查，不可能在早期發現。」毛說：「不見得，你舉出一個人來，我聽聽。」
那個時候，「高級領導人」年紀都不很大，還沒有一個例子可以舉出來。我只能說幾個乳腺癌的例子。毛笑了說：「乳頭在外頭，容易查、容易治。只能說，有的部位的癌可以早期查出，早期治。不能千篇一律。」停了一下，毛說：「你的意思是讓我檢查？」我說：「傅連璋部長有封信給你，你看看。」毛拆開信，大發脾氣說：「傅連璋這個人，吃飽了飯，沒有事情干，來找事。我現在不得空，過幾天到北戴河再說吧。」我跟著問：「醫生們可以一同去吧？」毛說：「可以，可以讓他們檢查，我也可以找他們談談。」
我那時對毛還不完全了解，我滿以為這樣就定下來了。於是給傅打了電話。傅在電話上高興地說：「我同你講過了吧，只要說是我提的建議，主席肯定會同意的。」
毛和江青在北戴河都排了身體檢查。北京協和醫院的張孝騫和鄧家棟醫生負責檢查毛；林巧稚和於葛峰醫生則檢查江。江青很快便做好婦科檢查，但張、鄧兩人卻等了十幾天，毛還是沒有動靜。傅打電話跟我發牢騷，說醫生們在北京很忙，等著要回去。傅要我問什麼時候可以檢查。
我認為這事好辦，毛在北京已經同意了，現在不過定一下時間，不困難。
第二天同毛一起讀英文時，我直接問毛：「張孝騫大夫來了十幾天了，什麼時候檢查身體呢？」毛放下書說：「讓他們住下來，休息吧。」我說：「怎麼向他們回話呢？」毛詫異地說：「回什麼話？」我說：「不是檢查身體嗎？」毛這時突然變了臉色說：「誰人說過要檢查身體？」我說：「離開北京前，主席不是同意了到北戴河檢查身體嗎？」
毛抬起身來，大聲說道：「在北京講的話就不能改變嗎？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決定，我也可以改嘛。這一定是汪東興這個王八蛋搞的，我不檢查，你告訴他，叫他滾蛋。」
我沒有弄明白，為什麼毛髮這麼大的火。我也不知道，叫「他」滾蛋的他，指的是誰。我暈頭脹腦地說：「這是傅連璋部長要我報告你的，汪東興同志並不知道。」毛說：「叫傅連璋也滾蛋。」我說：「傅沒有來北戴河。」
這突如其來的發作，使我象當頭打了一悶棍。檢查身體本來是件好事，無論誰作主提出來，可絲毫沒有惡意。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拒絕，為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呢？
我走到衛士值班室，摸不清毛為什麼發這麼大的脾氣。
李銀橋和衛士都偷聽到了。李說：「主席不是對你發脾氣。這兩天中央開會，談什麼事不清楚，不過聽說，主席在會上批評了警衛工作，特別提到這次外出遊長江一些事，還有火車的安排，警衛太多，好多事情哪。」
我心裡想，毛並不說明道理，突然大發雷霆，使人手足無措，而且也無法知道他到底想什麼。
李又說：「明天主席自己不同你說，江青也會同你解釋，讓你不要緊張，不要想的太多。」
但我忐忒不安。我見過毛對別人大發雷霆，但這是第一次毛用這麼嚴厲的語氣跟我說話。我能替這麼一個不可理喻、喜怒無常的人工作嗎？這工作太危險、太難捉摸了。我想還是離開一組，去醫院工作好。
我回到屋裡，又一想，了悟到我這次講話太冒失了。我不知道毛近日想什麼，說了些什麼，要做些什麼，就貿然提出他並不怎麼想做的事。何況在北京時，我是拐彎抹角慢慢才引到檢查身體，採取了很緩和的方式使他同意的。細想起來他在北京時講過的話，他同意是勉強的，或許是「給我面子」應付我。我的頭腦太簡單了。
第二天傍晚，毛叫我到他那裡去。一見面毛就笑著說：「曹營的事難辦吧？」我也笑了道：「那麼我就是蔣幹了。」毛叫我坐下說：「我發脾氣是我的一種武器。我不想做的事，勉強我做，我一發脾氣，就做不成了。脾氣發過去，就沒有事了。你不要記在心上。我是主張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以後我有不對的地方，你可以當面同我講，可是不要背著我講，我一向反對背後講人。」
我說：「主席，我講話太冒失了。」
毛說：「我這次到北戴河來，中央有些事要解決，下半年要開第八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我沒有時間，不檢查身體了。你告訴醫生們，說我忙，以後再檢查。你要好好招待他們。他們要是願意，在這裡多住幾天再回去。張孝騫大夫是湖南人，我還想同他談談。」
這次我聽懂了，身體不會檢查了。我也明白毛不是在生我的氣。
事過境遷，日子又恢復到原來的狀態。我們每天都讀英文。毛晚上睡不著，便找我去閒談。這一陣子他談的多半是他對蘇聯的不滿以及中國向西方學習的迫切需要。毛談到中國文化的僵滯，認為西方思想或可促使中國蓬勃再生。他想引進西方文化，但又不想附屬其下。他的目標是創造出「非中非西」的新文化。
我則指出中西文化差異甚巨，毛說我「抱殘守缺、沒有進取精神」。這也是他對中央領導的指控。
也就是在一九五六年夏季這個期間，毛第一次告訴我他要辭掉國家主席，退居二線。我那時以為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當時我對毛不夠了解，不曉得毛向來不做戲言。毛用這些閒談來幫助他思考，而我總在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之後才了悟閒談其中的深意。他要辭去國家主席之事，當時經由幾位領導人討論，仍未公諸於世。三年後，一九五九年毛才正式辭去國家主席。毛「退居二線」所持的理由是他的健康，以及他不想為瑣碎小事分心，只專心重要大事。其實真正的原因不僅如此。
毛的健康確實是原因之一。每年過五一及十一這兩個節日，心情都很緊張。想睡偏偏睡不著，往往徹夜未睡便上天安門。二來慶典後，毛受風寒，很容易感冒，一拖久就變成支氣管炎。所以上天安門成為毛的精神負擔。
毛厭惡繁文縟節是另一個原因。在他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時，平日科頭跣足的毛，必須按時穿戴整齊出席外交活動以及送往迎來，在在使他厭煩。
但我後來才了解到毛的所謂「退居二線」，是種政治手腕，以此來考驗其他領導人的忠誠度——特別是劉少奇和鄧小平——當時毛已對他倆起了戒心。赫魯雪夫的反史達林秘密報告， 中共領導人最初對赫的支持聲態，而後叫響「集體領導」的口號，批評毛的「反冒進」言論等等，都使毛憤懣不安。他並非真的想放鬆他手中的權力——實際上他是將這些他稱之為「表面文章」的，推給別人去周旋，這樣他可以全心全意投入改造中國的大業。
毛並沒有等太久就知道這個政治考驗的結果。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確定了他對劉少奇和鄧小平的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