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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禁書《金橋路漫》 字字滴血聲聲淚 最悲傷的故事 最凄美的愛情

——為通渭餓鬼安魂 給子孫後人留史

《金橋路漫》,作者走鄉串戶訪問村民,二十年心血磨礪七十萬言,先後兩次自費出版。為六零飢魂餓鬼鳴冤。 作者張大發,四六年生人,中國普通公民。以極大的責任感和勇氣冒著風險涉足中共國成立後發生的一個個案例研究.

《金橋路漫》封面

前記:2011年6月底,我從母親的老家秦安縣去通渭縣拜訪《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先生,聽他講述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並帶回他嘔心瀝血十五載寫出的七十萬言《金橋路漫》。

2012年華盛頓舉辦“緬懷中國大饑荒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張大發先生是應邀發言嘉賓之一,其他還有《墓碑》作者楊繼繩先生、《餓鬼》作者貝克先生、《毛澤東的大饑荒》馮客先生等。不想,張大發先生由此招來災禍,以“被海外反華勢力”利用之名,被官方收繳去價值數萬元的《金橋路漫》一書。筆者所購買的十套《金橋路漫》也不知去向。

為了不給張大發先生增添麻煩,讓他安度晚年,我也很久沒有聯繫他了。近來重讀《金橋路漫》,還是被一次次震撼、一次次心疼、一次次流淚。今年張大發先生也七十歲了,他是我走進大饑荒研究的啟蒙老師。記得他在我的筆記本上寫過:“天下興亡,我有責!”

翻出舊作發表,祝張大發先生七十壽誕健康、快樂!

並深深鞠躬,說句感謝!

張大發,四六年生人,中國普通公民。以極大的責任感和勇氣冒著風險涉足所謂的“新中國”成立後發生的一個個案例研究.

《金橋路漫》,作者走鄉串戶訪問村民,二十年心血磨礪七十萬言,先後兩次自費出版。為六零飢魂餓鬼鳴冤。

“你把通渭的聖經給寫出來了!”當地老百姓讚揚。

“你對中國社會是一大貢獻!”歷史學教授肯定。

“殘垣的守望者。”作家雷鳴評論。

“我很尊敬也讚賞你的這種精神!”毛澤東秘書李銳先生鼓勵。

“天下興亡,我有責。餓死那麼多人,總得有一個人來寫。”張大發自己說。

一、閱讀楊繼繩《墓碑》,尋找張大發《金橋路漫》

張大發?張大發何許人也?

這個普通的名字沒有幾個人知道,就是許多搞文學創作搞文學評論的人士,也未必了解或者聽說過張大發這個名字。他既無當今才子洛陽紙貴的赫赫大名,更無屢獲大獎排行有位的耀眼成績。作為一名甘肅西北偏遠地區的作家,張大發對中國大陸的讀者是陌生的,更不要說海外的讀者了。

《楊繼繩為3600萬餓魂立墓碑》,是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九日《世界日報》著名記者曾慧燕女士發表在《世界周刊》上的萬言訪談,著重介紹了新華社退休高級記者楊繼繩先生及其走遍中華大地縣城村落,嘔心瀝血書寫十載而成就的八十萬言紀實巨作《墓碑》。(天地圖書公司,上下兩冊)詳細記述了1960年代大饑荒餓死3600萬人的史實,並著重介紹其中12個省餓死人的情況。曾慧燕稱讚它:“堪稱是血淚交加、資料翔實的長篇調查報告,也是一幅真實記載大饑荒的全景圖。”

楊繼繩指出書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為在1959年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二是為3600萬餓死的中國人立墓碑;三是為造成大饑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這本書寫到一半時,楊繼繩在體檢時發現有“病變”(甲胎蛋白呈陽性),“於是我加快了寫作的速度,下決心把這本書寫成,也算是為自己立一個墓碑。後來有幸在複查時排除了病變,但寫此書有很大的政治風險,如因此書而遭不測,也算是為理念而獻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個墓。”

因飢而死是什麼概念?餓死3600萬人口是什麼概念?讓筆者這沒有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胸前系著紅領巾,搖頭晃腦唱著:“我們的祖國是花園,花園裡花朵真鮮艷,照耀著你呀也照著我,每個人臉上都笑開顏。”長大的祖國花朵感到不可思議難以置信。

楊繼繩說,這個數字相當於1945年8月9日投向長崎的原子彈殺死人數的450倍。這個數字相當於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數24萬人的150倍。這個數字超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數字。大饑荒的慘烈程度遠遠超過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筆者從紐約世界書局郵購來封面黑沉重如磚石的《墓碑》,每夜燈下閱讀,不是難過的悲淚橫流,就是不得不合上書,喘一口氣。難以想像,幾千萬鮮活的生命死於飢餓,人們不但吃草吃樹皮吃玉米芯,甚至吃老鼠知了白土和人相食。不禁要問:那是一個什麼樣暗無天日的年代?哪個千古罪人做的孽犯的罪?

在《墓碑》“甘肅不甘”一章中出現了一個書名《金橋路漫》和作者張大發的名字,並多次大段引用來自《金橋路漫》中關於甘肅省通渭縣六零年前後,一個二十多萬人的縣餓死八萬人,為全縣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詳細材料,留下當地人相食的真實記載。

筆者想購買《金橋路漫》,上網到谷歌查找有關資料,但是關於此書和作者的詞條非常有限。幸運的是,不知哪位“好事者”在網路上留下聯繫作者張大發郵購《金橋路漫》的手機號碼。因為這部書目前還沒公開出版發行,沒有登上堂堂大新華書店書架。由作者自費印刷,贈送親朋好友,小量出售。屬尚不能見光不能見人的“地下書籍”。

“請問您是張大發先生嗎?”筆者立即撥通了一長串號碼。

“我是。”

“你現在在哪兒?”

“在通渭,我在通渭工作生活四十多年了。”

“那通渭距離秦安有多遠?”

“坐汽車一個多小時。”

“我外婆、母親和舅舅就是六零年逃荒要飯從那裡跑出來的,夏天我要帶他們回老家看看。那我順便去拜訪您,好嗎?好好向您請教一些問題,好嗎?”

“好,歡迎你來。”

筆者不是職業記者,也不是身兼公職為完成一篇報道,所以不喜歡用“採訪”這個詞。萬里迢迢跨山越海,一心想去拜訪張大發先生,拜訪寫出《金橋路漫》的地方。作為六零年大飢餓倖存者的後代,閱讀楊繼繩先生的《墓碑》後,筆者心頭有數不清的為什麼。

二、中國書畫之鄉,拜見當代顧炎武

七月初,在令人汗流浹背的炎炎夏陽下,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大慶嘹亮刺耳的紅歌聲中,筆者逆流而上,“率領”當年的逃荒團隊,包括筆者的母親、舅舅、遠房老姑一行四人回到了甘肅省秦安縣,拜親祭祖。幾天後,筆者身背簡單行李一人上路,乘坐公共汽車來到了通渭縣。

通渭看上去要比落後的秦安還要差一些,因為首先看不到修建的富麗堂皇的縣政府辦公大樓。走近縣城中心,就看見中心廣場中間一個鮮紅的雕塑,琢磨半天,才發現是一個草書的“書”字,下面是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沈鵬的題字“中國書畫之鄉”石刻,花園裡更有東漢著名夫妻詩人秦嘉、徐淑你讀我寫琴瑟相諧的漢白玉雕像。在尋找住處之途上沿街行走,三步五步,就會看見一家畫廊或者書畫糊裱鋪店,出售國畫和書法作品,穆斯林牛肉麵店上面就是丹青閣。使得街道上不但散發著小飯店的牛肉湯香,散發著正上市的桃杏香,更是散發著民間文化的墨香書香和紙香。據說,全縣這樣的書畫店有幾百家,全縣的大小書畫家有兩千餘人。可謂“放下鋤頭,拿起筆頭。”

據筆者所知,通渭自然條件嚴酷、資源貧乏,經濟相對滯後,生存就業困難,有史以來,人們一直崇尚耕讀,重視教育,重視文化,力求從文化教育上尋找出路,擺脫貧窮,走向富裕。從而使通渭深厚的文化底蘊,崇尚文明和書畫藝術的文化氛圍,形成了“人人愛書畫,個個練書畫,家家掛書畫”、“家中無字畫,不象通渭人”的通渭現象。1992年後,被國家文化部命名為“中國書畫之鄉”。茅盾的《風雪華家嶺》、賈平凹的《通渭人家》、張道興的《翰墨飄香通渭行》、彭效忠和成倬的《夜宿通渭城》等一系列文章,進一步提高了通渭在全國的知名度。“人間繁華在長安,世上書香數通渭”著名作家張賢亮如是說。

筆者站立在車來人往一片繁忙的街頭,突然恍若置身在夢境,不盡要問:這麼喜愛書畫的地方為何曾經經歷大飢餓殘酷無情的掃蕩?這麼風雅斯文保留筆耕遺風的人們,他們的前輩怎麼會曾吃糠咽菜啃樹皮咬樹枝,甚至吃死人吃自己的孩子?小學生打著太陽傘上學的路,店家忙碌著擺放貨的地方,一座座新公寓樓下面埋有多少白骨怨魂?

在通渭賓館登記後,因為沒有電梯,又在三樓,筆者請在櫃檯電腦上打麻將的當班經理幫忙提提行李,他很不情願地勉強將行李提進房間。筆者說謝謝,他沒有答理就下樓了。完全沒有服務客人的概念。雖稱是賓館,桌椅破舊,沒有空調沒有熱水器沒有電話,浴室更是髒得可怕,浴缸馬桶年久失修又黃又黑。飲用水是服務員提來的暖水瓶。

筆者剛洗完臉,臨行前通過電話的張大發先生就敲起了門。筆者打開門,門口站立著一位頭髮花白笑容可掬,身材高而不大,瘦而不弱,一身書卷氣的西北漢子。他穿著整齊,卻很不講究,來見萬里來訪的“客人”,皮鞋上的灰足有一年沒擦。如果走在通渭縣的大街上,不會有人多注意他,就像任何一位工作一輩子,退休賦閑的老幹部一樣。趕緊請他進來坐下,沏上因暖水瓶老化保溫不好的溫茶。

“通渭窮,縣裡沒有錢,又沒有人投資。這裡目前就是最好的條件了,我很熟悉,到這開過很多次會。上次楊繼繩來我們就是在這裡開的座談會,在二樓。”

他就是張大發,他就是寫出厚厚上下兩冊,洋洋七十萬字,耗時十五年,走遍通渭,訪人無數,杜鵑泣血般寫成《金橋路漫》的作者。

打量著這個沒有顯赫名氣沒有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招牌的六十五歲的漢子,筆者禁不住的感嘆:這麼個只有四十萬人口的小縣城居然如此藏龍卧虎,竟會出了一位這樣有社會責任感有知識分子良知的一代文儒,為世人為後代為我們的國家寫出了字淚句血驚天泣地的《金橋路漫》。他不怕掉頭嗎?他不怕坐牢嗎?他不怕老婆孩子受牽連嗎?在一個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老百姓說話權利沒有個人出版發行權的國度,自費出版公開社會一本這樣不是歌功頌德不是大寫特寫所謂的“新中國”光輝歷程的書,甚至是“給黨抹黑”“很不和諧的聲音”“揭黑蓋子”“泄露國家機密”。這需要怎樣的膽量、見識、胸懷和擔當?

張大發先生落座後的第一件事情是點上香煙,抽一口吐一口,吞雲吐霧中才打開話匣子。觀察他的手指頭,已經焦黃的和兩條燒火棍一樣,可見“吸毒”多年中毒匪淺,老煙槍老煙民了。

“你抽煙很厲害呀?”

“我一天就一根。就是一根接著一根的抽”張大發先生幽默地說:“從早晨抽到晚上。沒辦法,要寫東西,不抽煙就寫不成。”

“你最多一天抽多少?”

“最多的時候,一天六包。睡在老百姓的炕上,煤油燈下記筆記。剛訪問完,激動的得很,奮筆疾書,就怕睡一覺忘了,得趕緊寫下來。枕頭底下放個本子,半夜想起來啥就寫。靠啥?就靠煙。我這叫左手一隻煙,右手一隻筆,書就是這麼煙熏火燎出來的。”

《金橋路漫》第一頁的作者肖像下寫著:天下興亡我有責。

“天下興亡,人人有責,是清朝著名儒者顧延武的話。我改為我有責,我就是要盡到我自己人世上走一趟的責。”

一字之改,男兒氣概。讓筆者對面前長者頓時肅然起敬欽佩不已。這不僅是豪言壯語,更是一份責任和豪情。幾人敢說?又幾人敢當幾人敢為?

三、小餐館簡單的午飯,問答種種為什麼

張大發先生為盡地主之誼,帶領筆者來到通渭最好的一家火鍋餐廳,因為生意清淡,店家並沒有拒絕只有兩位客人而提出使用一間包間的要求。佔領個包間,是為了方便說話,免得被猜拳喧嘩聲打擾。臉蛋紅撲撲的當地農村小姑娘不停地端來下火鍋的豆腐粉條蔬菜木耳等。張大發先生問姑娘從哪裡來,姑娘回答了西川。張大發先生說:“我去過你們那裡。”從六七年臨陶師範畢業年到今天,四十多年了,張大發先生沒有沒去過的地方。通渭成了他的第二故鄉,熟悉他的人都叫他“通渭通”。

面對著清淡而豐盛的下火鍋料,張大發先生和筆者都不願意趕緊動筷子。心照不宣地看看彼此,看看食物,想說的話是“為什麼同樣的地方,同樣的人,同樣的土,為什麼那時候就什麼都沒有?現在什麼都有了?不但吃飽了,還要吃南方的遠處的沒有吃過的。”

舉起一杯清茶,先祭奠那些六零年無辜被餓死的飢魂怨鬼。他們死了,我們活著,我們的責任就是替他們說話為他們申冤,寫下他們恐怖經歷的感受和慘無人道的遭遇,寫下文字留給後人。不然,我們活著,對不起天地良心,對不起自己,對不起每天吃的糧食。怎樣的機緣,讓一個遠在萬里的海外作家,來到一個河西走廊小縣城拜訪另一位作家?能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敘談?皆是因為不能忘記的一九六零。

“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也是在這個飯店吃飯,他們都看過我的《金橋路漫》,都喜歡得很,說我寫的真實得很,把通渭的聖經給寫出來了。突然呢,房頂上一塊板子就掉下來了,辟哩啪啦的。朋友說:‘是那些餓死鬼知道你來了,都來感謝你來了,搶著要和你說話呢。’朋友舉起杯子就大聲喊:‘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小娃娃們,餓死的撐死的,張大發把你們的疾苦悲怨寫出來了,讓世上的人都知道了。你們可以安生睡覺了。’眾人舉酒祭奠灑淚祭奠。”

“先吃飯,慢慢寫。”見筆者掏出小本記錄,張大發先生勸。

“不行,重要的精彩的話必須馬上記,不然會忘記。寫作的人必須勤快。”

“對,我也是同樣。有一次我採訪兩母女,手裡就是沒有紙,到垃圾堆里找了幾個煙盒,撕開,找了個鉛筆頭頭,趕緊爬在磚頭上唰唰唰寫,兩個人都搶著要說,我寫都來不及。為留下第一手資料,老百姓的口頭話比我們當作家的寫得好,實在,生動。”

“什麼使你有了動筆寫的念頭?闖這個‘禁區雷區’?”

“有三件事情,對我觸動很大。”張大發先生放下筷子,抗起了煙捲。“我那時候二十齣頭,在鄉下當老師著呢,一個月工資三十多塊,住和吃在一個房子里,沒門沒窗,條件很差。國家給的糧,有時候做好一鍋飯吃了第一碗吃不上第二碗,都讓老鼠給吃掉了。那時候也很活躍,喜愛文藝,紅色青年,天天高唱‘東方紅,太陽升。’領上學生娃娃跳忠字舞,不覺得苦。經常遇到學生的家長,熟悉了,人家就偷偷指著人悄悄說:‘這個婆娘是吃過死娃娃肉的’。‘那個老漢是吃過屎的’。‘有個隊長是專門拉著車往外面倒死人的’。對我震動很大,我就想了解,那幾年的通渭到底發生了什麼?到底死了多少人?咋死的?”

“什麼?吃屎!!!我還是第一次聽說人吃屎!!!只聽說過吃榆樹皮的苜蓿的玉米芯的。人餓到吃屎?真的嗎?”

“榆樹皮那時候都是高級的,後來想吃也吃不上。我說的是真的,我見到過那個老頭。以前是學校看大門的,到冬季了,野菜野草都找不到了,榆樹皮都被啃光草根被挖光了,實在是能吃的吃了,不能吃的棉花白土草灰都吃了。大冷天,屎都凍成冰疙瘩了。這老漢一般的屎還不要,專門找公社廁所的屎搬,因為那都是幹部拉下的屎,吃過糧食的屎,高級屎吃了才耐飢。”

“那咋辨認呢?”

“顏色嘛,有人的是黑的,有人是綠的,還有人是稀湯湯子。老漢知道幹部的屎才是黃色的質量好的,老漢搬回家,在火上烤著吃,還一直不捨得告訴別人,怕別人也去搬,自己吃不上了。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人餓瘋了和狗一樣,見啥吃啥,不像人了。”

聽到這樣駭人聽聞不堪置信的事情,相信不會有人笑話鄙視吃屎老漢,到什麼年月什麼朝代什麼執政者把人逼迫的連牲口都不如?豬馬牛羊都只吃草而不吃自己的糞便,人類肉體所能承受忍耐的極限都是一樣的,如果不幸生活在那個年代,我們自己會怎麼樣?

“我聽說紅旗公社那地方的死人就是一車車拉出去往溝里倒,像死貓野老鼠一樣。我一打問,那個老隊長說:‘就是我倒的,不倒怎麼辦?有的家連倒死人的力氣都沒有了。我是隊長不倒誰倒?’一個大隊就餓死了一千多人,像到垃圾一樣往溝里倒。那隊長現在還活著呢。”

“你怎麼敢寫呢?誰都知道,中國人向來是愛整治文人的,別你這說幾十萬言‘鐵證如山罪該萬死’,有時候一句話一篇文章就讓你坐監獄讓你死。我在紐約的好朋友,作家張方晦就是一篇小說,被朋友告發了,從二十歲坐牢坐到四十歲,平反了出來了,有什麼屁用。青春沒有了身體壞掉了,老母親傷心過度去世了……”

“這些我都知道。我剛開始也沒想到寫,我是搞縣誌工作的,有這個便利,就想給縣誌留些東西,以後供人們研究這段歷史用。有一天走在馬路上,認識的人就招招手讓我過去,‘過來,過來,你這個縣誌辦副主任,咱們通渭六零年死了七八萬人,死得那麼慘,你不好好寫寫,你是幹啥吃的?白吃乾飯的?’把我給罵靈醒了。”

“我從1990年開始動手,到鄉下採訪,找當事人採訪。剛開始採訪都是拉上窗帘,偷偷地,不照相不錄影,害怕留下證據。寫好的東西都鎖在抽屜里,不敢給人看,害怕惹禍。後來遇到天津作家揚顯惠,就是寫《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記事》的那個作家,他就鼓勵我寫,寫好了發表出來。我說:‘我還是有點害怕。’他就說:‘怕什麼?你都快六十了,還能再蹦達幾天?到時候,不是你求縣長,你縣長要上門巴結你呢。’”

2000年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來通渭採訪,張大發先生請教楊繼繩“該不該寫,如何寫?”得到親切指導和莫大的鼓勵,說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應該趕緊搶救,特別是口碑資料。否則,知道情況親身經歷的那些人一旦謝世,就帶到墳墓里無法找回來,不但給通渭縣上的文史工作造成很大損失,給國家的歷史也會造成很大缺憾。

楊繼繩2005年又來到通渭,此時張大發《金橋路漫》已經完成初稿。

“什麼時候能公開發表?”張大發先生問。

“恐怕得十年。你有條件,好好寫,用個案補充《墓碑》的不足,更具體更生動,更有說服力。”

《墓碑》是用統計數字以全中國全景式的飢餓圖豎立墓碑,《金橋路漫》是用具體事件以一張張婦幼老弱飢餓絕望的面孔歌哭。

四、雨夜讀《金橋路漫》,字字滴血聲聲淚

入住通渭賓館的當夜,夜半下起了淅瀝小雨,拍打著玻璃窗,也拍打著窗檯,似有人小心翼翼地敲窗,又似人輕輕地嗑牆,好像許多看不清的面孔在漆黑的夜裡在哭泣在訴說在吶喊。筆者無法睡眠,藉著刺眼的頂燈(沒有檯燈)拜閱起專程來求的《金橋路漫》。

餓得沒辦法,苦於喝茶沒有襯茶的東西,有天早晨,他記得在路上打轉轉,偶然發現有一堆凍硬的人屎,便從地里搬回家,在茶爐上烤消後襯茶,沒想到還那麼香,以後他每天早上都去找,居然養活了自己,他還風趣地說:“那年頭,本地人的屎不能吃,外地人的屎質量高,能養活人。”——三·鄉魂祭

公社食堂騙人還不輕,開始人們真格認為以後吃飯不要錢了,要過共產主義了,但話沒涼冷,問題就出來了。五九年冬,食堂散夥,十幾粒米不粘牙。同一天,兩個鄰居各死了一個娃娃,想吃又吃不下,最後兩家把娃娃交換吃了。——十二·《公共食堂面面觀》

終於,整天整天死閉雙眼再不說話的父親這一天從炕上歪歪斜斜地撐起了上身,他爬著給鍋里添上了水,又在爐膛里點了把火。然後招招手,用女娃從沒有聽過的聲音,斷斷續續地喚:“來,來。”娃嚇得哭,沒有力氣哭。父親還在喚她,女娃子哭著說:“大,大,別吃我,我給你摟草,點火,吃了我就沒人給你做活……”這只是我聽說到的許多駭人聽聞的真實片段中的一個。而這,則是1958—1962年在通渭中國大地上的一種真實存在……。什麼也不怕,什麼也不想,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去,也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殺了吃的。——十三·外界人士對“通渭問題”的報告

我發現工人經常偷吃生面,管不住索性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有一個工人叫孔馥敏,是上海人,吃多了糠皮大便不下來。有一天,我到他的宿舍里,見他爬在床上直叫喚,我問他咋了,他哭著說好幾天不大便了,便又便不下來,實在受不了了。我叫他下床來,脫下褲子爬在床前,我找了一根筷子,硬是給剜了出來,事後孔馥敏感激不盡,說我救了他一命。——十九·錯訪班啟疆

過去的富戶人家豐年挖窖存糧,以備荒年或他用是非常平常的事,土改前夕,地主富農藏糧食的現象也很普遍,公社化,大刮“共產風”時,有糧戶,一般都市農民、富裕中農,“深藏密窯”的情況也的確存在。還有在高徵購中,幹部偷藏現象也比較嚴重。後來諸如糧食運動、整社運動等各種運動越來越吃緊,越來越殘酷,結果沒有糧食的餓死了,有糧食的因為不敢吃也餓死了。所以“共產風”刮失迷、刮霉爛了多少糧食也不計其數。——二十二·駭人聽聞的母女慘殺事件

1958年以後,縣、社及隊幹部認為,運動接連不斷,環環緊扣,日益升極,災荒不斷蔓延,飢餓迅速膨脹,把村民逼迫摧殘到非人非獸的悲慘境地。志義就是其中之一,他竟然將兩個七歲上下的孩子活殺而食。因為太殘忍,事發後被逮捕法辦。宗孔在引兆工程,兩個孩子餓死後,被父親和妻子煮食,還有母親,兒子沒有咽氣,她就用刀子割吃兒子腿上的肉,當吃到膝蓋時兒子死亡了,她也死了。老四的父親叫雙抽,一天他到食堂弄到塊饃饃,剛吃了一口,老四便衝過來雙手卡住父親的脖子,硬是將父親口中的饃饃卡出來吞到自己嘴裡,父親一命嗚呼,他後來也沒得活。——二十三·高廟山下哀鴻多

我們這娃他舅舅家就在前川里,1958年前後,里里外外三十多口人,經了個1959年就剩下十幾口人了,五個舅舅死去三個。死得最慘的是他三舅。1960年的新年一天,聽說他三舅要到我這邊來,但走到半路,被過路的人大卸八塊了。後來我們知道不是過路人,而是他們本庄人乾的,這人到現在還活著。據說,他三舅從門裡出來,就被那人跟上了,走到沒有人的地方他就下毒手了。——二十八·團結村聽聞

五八年是個大躍進,但也颳了共產風。虛報糧食大增產,廣大農民斷了頓。沒吃都找代食品,各處食品都剝盡。吃了柴衣吃樹根,周身上下全浮腫。各樣莊稼沒人種,土地荒成語片墳。眼看一切全吃盡,再要吃向那裡尋?強者外出去逃生,弱者在家苦受盡。三歲孩童走不動,年輕小伙手扶棍。白髮老人得了病,一個一個喪了命。情況如此太嚴重,叫人怎能不擔心!(李中1958年5月於榜羅小學辦公室)——二十九·家家都能寫本書

……

通渭的夜,筆者手捧《金橋路漫》在哭,書中的飢魂餓鬼在哭,老天爺也在掩面而哭。黑暗荒唐的年月,一個只有二十五萬人口的縣,餓死人口居然是八萬,三分之一,幾乎家家有人死,戶戶有人亡。1960年,中國人不忍面對的一頁,中國人不能不面對的一頁,中國人不可假裝忘記刻意越過的一頁。死去的人,不是我們的同胞骨肉我們的兄弟姐妹嗎?他們的苦難他們的飢餓不是我們的嗎?他們的冤屈他們的難以瞑目不也是我們的嗎?

人飢我飢,人溺我溺,心憂天地,誰能休戚?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他們是死去的我們,我們是活著的他們!我們得永遠記住他們,悼念他們,祭奠他們。

五、最悲情的歲月,最善良的人性

人類的眼睛有一種特殊功能,有時睜得圓圓的卻視而不見,熟視無睹,啥也看不清楚。閉上了卻反而看得清清楚楚,看得透透徹徹,看得分分明明。所以,我的良心,我的靈魂,我的精神,常常在我閉著眼睛的時候,倍受折磨……特別是公元1990年的一個秋天,當我從施家河回來時,就不能照例讓我的視力死在我的鼾聲中,恰恰相反,那視線十分活躍、十分頑強,而且不斷拉長撒開——從1990年拉長到1958年……——三十六·施行家河追憶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當事人,當事人的幾個孩子我都採訪過。不說出來都不會有人相信,人間會發生這樣悲歡離合的故事,我們有這麼善良的百姓。”張大發先生深深抽一口煙講起來,施家河的故事在裊裊的煙霧中沉重而出:

1959年,施家河經歷了一場歷史罕見的大災難,人稱其為“五九奇荒”。1957年天旱歉收,1958年風調雨順。但是人們不爭氣,都跑東跑西大鍊鋼鐵,修洮河,搞會戰,好好的莊稼收不回來,爛在地里……小河兩邊的榆樹皮被剝光了,其他樹砍了挖了拿回家當柴燒——煮榆樹皮……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就有人揣上斧頭刀子,提上籃子,到河灘上向那些死屍爛骨頭要飯吃。

女人就叫花,男人就叫貴吧。解放那年生了一個兒子就叫解放,後來又有了一兒一女。家裡吃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每到三個孩子熟睡時,花就輕輕搖起解放,給他喂兩口,還叮囑不要讓弟弟妹妹知道。先是女兒餓死了,後來小兒子也餓死了。貴知道,卻說:“你做的對著呢。”

“往包頭跑,聽說那裡好一點,能跑一個算一個,你先帶上解放跑,想盡一切辦法保住咱家這條命根子。”村裡天天都餓死人了,貴勸花跑,怕全家跑被人逮住一個也跑不了,自己有機會了再去找他們娘倆。“你就先討要著,說不定會遇到好人的,比如有沒了女人要討老婆的,只要他不嫌棄咱,你就跟著去,這樣你娘倆不就有安身的方了嘛。”不到萬不得已走投無路,一個男人不會說出這種混帳話。

可是花一個沒出過門沒文化的女人,一聽寶雞有個寶字就帶著解放擠上去了,娘倆一路要飯一路風餐露宿來到了寶雞。當然等不來自己的男人貴,也不敢往家寫信聯繫。後來要飯要到了一戶人家,給他們母子吃了一頓熱乎飯,洗了把臉。就給花介紹了一個老單身男人福,“一則你有個歸宿,二則也有人幫你拉扯孩子。”人生地不熟,沒吃沒喝,花答應了。“只要我這孩子有命餓不死。”吃了一碗麵就算結婚了,光棍漢討個要飯的,剛好。

兩年過去了,花為福生了兩個孩子。福四十得子,樂得合不攏嘴,對花、解放和兩個孩子都愛寵有加,可是花始終都在思念著貴,不知是生是死,人在哪裡?常常做著活就哭起來。

“你聯繫他呀,如果他還活著,讓他來寶雞,他要領你們回去,我馬上送你們走,畢竟你們是結髮夫妻,你給我生了一對兒女,我知足了。貴哥來了,我就還人,我向毛主席他老人家保證。”

貴還真被他們找到了,他逃出施家河到包頭,一直在一家工廠當臨時工,幾年來,到處打聽四處託人,千方百計想盡辦法尋找自己的妻兒。收到解放來信後,他立即買了些東西,坐火車直奔寶雞。

“娃他大,你活著呀!”花見到貴一下子就不省人事了,貴和福將她放在炕上,一邊一個握著她的手安慰她,三個人都淚如泉湧泣不成聲,這時,解放也回來了,“大!”撲進爸爸懷裡,一家人哭成一團,哭成淚的江河淚的海洋。

福高興的想辦法買來肉買來酒,讓花做好飯炒好菜給貴接風洗塵,哥倆好好地幹了幾盅,敞開心扉胡吐心腸。晚飯後,福對花和貴說:“你們夫妻好幾年沒有見面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今晚你們住在一起,好好說說話,我去柴火房睡去。”

“不行,不行,大哥,她在你這裡就是你的老婆,你是她的男人,你幫我養活了老婆和兒子,我一世做牛做馬都感謝不了你。”貴死活不從。那一晚上,還是花和福睡在一起。

“哥,你住上幾天,就帶花和解放,女兒回去,給我留下兒子留個陪伴。花是你的妻子,也是我的老婆,是你的愛人,也是我的恩人。雖然我一千個一萬個捨不得讓她走,但我不是不知足的人,不通情達理的人。你們回去好好過日子,不要因為我,一吵嘴心裡疙瘩的,你要對花好。你要打就使勁打我。”福跪地磕求貴,要貴對花好。

“你放心,你放心。”

離別的時候,幾年恩愛夫妻,花和福哭做一團。吃住情同父子,解放和福哭作一團,全村人都跟著掉淚跟著哭。為了能讓花一心一和貴過日子,福忍受煎熬下了恨心不再和花通信來往。1988年,貴因病不幸辭世,臨終前留下遺言,“花,把我簡單打發走後,去找福,你們相伴著好好共度晚年,人家是咱的救命恩人哪,救過咱的命哪!”

敘述完故事,張大發先生不覺聲音哽咽淚水滿眶,用紙巾沾著眼睛。雖然這次採訪過去十幾年了,這篇作品寫完六七年了,可是說一邊就是重新經歷一遍。

“真希望有人拍成電影。那樣的社會把人逼成那樣,世界上就有這麼善良的人,就有這麼美好的人性,令人感動令人垂淚。”

讀者稱之為“患難夫妻的真實記錄,偉大愛情的盡情謳歌,真正人性的熱烈頌揚。”

筆者說:《施家河追憶》最悲傷的故事,最凄美的愛情。

張大發先生

六、不寫痛苦,寫也痛苦,寫出來不能發表更痛苦

“那幾年家裡不死人,死的少的不是隊里的幹部,就是會計,飼養員也好一點,從麥草堆里簸出來些麥粒粒,拿回家用石窩窩搗一搗,燒些清湯糊糊,就餓不死……一個媳婦,男人在水利工地上回不來,家裡啥都沒有得吃,就一邊奶給兒子吃,一邊奶給阿公吃,用奶水救活了爺孫,自己卻沒能活下來……在食堂給幹部做飯的婆娘,手都捨不得洗,回家洗下來給家裡人喝麵湯……還有撐死的,國家救命糧來了,許多人生著吃,餓荒了,一下吃多了,撐死了一些人……吃了人的人還理直氣壯地很,說我不吃人,人就吃我啦,不吃人早死了……我們的老百姓要求低得很,就想好好種地,能吃飽個飯。”

張大發先生如數家珍,給筆者講述他多次到鄉下採訪聽到的各種各樣的人物實例。

“你不害怕嗎?要早幾年,像你這樣的夠槍斃幾十次了,終生監禁都輪不上。”

“咋不害怕?我有幾個腦袋?但是聽到的越來越多了,不寫很痛苦,寫也痛苦。我就想,寧可寫出來痛苦,也不能被憋著痛苦。”

“你就想,你活著,就是為寫這本書的。總得有人出來扮演這個角色,老天爺就選擇了你,出來說話,討個說法。就是所謂天降大任於斯人。”

“有時候,我也問自己,圖了個啥,付出的時間精力車馬費就不說了,常常風裡雪裡沒吃沒喝。第一次聽老百姓說完,晚上就爬在炕頭上寫,一次就寫下一萬多字,寫著寫著就哭的寫不下去,冷靜一下,抽幾口煙,再寫。好多老人都是聽說了,自己找著要一吐為快,說的鼻涕眼淚的。我當時聽著哭寫著哭,就是後來校對,也是看一遍哭一遍。”

“是一種什麼樣的動力,或者說使命感,驅使你去寫?我知道,寫小說寫詩歌都不是那麼難,可是寫這樣一部紀實的作品,揭開解放後最黑暗的一面,直戳當政者痛處的作品,是需要膽識、膽量和文才的,還得吃苦耐勞,做好多好多奔波採訪的工作。”

“這個問題,我還真沒好好的想過,只是想寫,告訴人們,這個世界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死過這麼多無辜的生命。讓我想想,如果回答我為什麼要寫?出發點是什麼,其實就是同情老百性。我們的老百姓給我們種糧食吃種油吃,他們吃的是啥?是麩子是油渣。我得替那些沒有文化的,都認為天生就該受窮苦的老百姓說話。”

“群眾對我的期盼是一種強大的外力。早在1997年,當《鄉魂》發表後,讀者評價說:‘是用活生生的文字,記載了活生生的史冊。他們是噙著淚水讀這篇文字的。’對人民對國家的責任感和內心的痛苦則是內動力。通渭問題何止僅僅是‘通渭問題’——從我接觸到它的第一天起就感覺到痛苦,不寫痛苦,寫了痛苦,越寫越痛苦,不寫更痛苦,我掙脫不了痛苦的桎栲,有時也安慰自己,沒有了一點痛苦的生活那才白活了呢!於是,我還是選擇了寫——哪怕寫了白寫,說了白說。”

“三年苦難時期”造成了成千上萬農村饑荒遍野,至今卻成了“被遺忘的章節”。為什麼很少有人問津?不正是因為害怕政治運動?害怕禍及自己和家人?怕……但恰恰是很多人“害怕”,我才毫不害怕地選擇了“害怕”——對“三年苦難時期”作更深刻的探究。換言之,為了讓大家,讓全民族,讓共和國徹底走出政治的恐慌與磨難,自己“害怕”一下又有什麼呢?——摘自《金橋路漫》作者自序。

“同情老百姓!”

簡單而樸素,淺顯卻真切的一句話。

筆者想問問,如果用槍杆子奪下政權,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偉大領袖”還有一點點同情老百姓,是不是還會說:“人多好辦事,我們準備用三億人來打核戰。”如果“三年自然災害中”餓死幾百萬人的當時四川省省長李井泉有一點點同情老百姓,就不會為了步步緊跟毛皇帝,說出:“哪個朝代不死人?”這樣喪盡天良的話。如果那些謊報小麥畝產上萬斤洋芋畝產十萬斤的放衛星能手們,還有一點點同情心,就不會帶領著工作組打手們挖地三尺撬炕砸缸,搶奪老百姓賴以活命的一點糧食。如果那些御用文人們那些趨炎附勢的詩人們還有一點點同情心,怎麼會在中華大地假話泛濫屍魂遍野的時候,寫出“清清渠水日夜流,社裡莊稼綠油油,誰敢說糧食不豐收,谷穗穗砸爛你的頭”這樣的溜須拍馬之大作……瘋狂的時代,省級幹部要向毛皇帝獻媚邀功,縣級幹部要完成繳糧任務往上爬,公社幹部小隊幹部更是喪心病狂,搶打鬥批。同情心死了,人性滅絕了。

“你就想,是老天爺讓你寫這本書的,它比任何小說都偉大都有份量,它不僅僅是紀實文學,它更是歷史是碑文。一個作家一輩子有這麼一本死了能當枕頭的書就可以死而無憾死而暝目了。雖然你沒有得到名氣得到利益,但是作品就是一切。”

七、民族需要集體反思,每個國人都應銘記

“你看現在黨慶也好,國慶也好,只誇這三十年的成績,不提前三十年的錯誤,有意談化刻意隱瞞。這是不對的,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是辨證唯物主義的態度。任何文藝作品文學作品也不許觸及這段歷史,就是有時為了主題需要寫一點,也是輕描淡寫不疼不癢模糊帶過,根本不能讓我們今天的孩子知道那段歷史的真相。我寫《金橋路漫》不是控訴,也不是想給黨抹黑,只想如實記錄這裡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想找出發生的原因。讓人們記住歷史的慘痛教訓,讓國家發展的更穩更好,給後人留下研究這段歷史的資料。讓我們的孩子愛惜糧食,讓我們每一個人尊重生命,多做些善事。”

“胡喬木曾說:‘客觀的歷史是怎樣,寫出來的歷史也必然是怎樣。’《金橋路漫》就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第一次較客觀真實地將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後發生在通渭縣的那段歷史用文字記錄了下來。因為親身經歷那個年月的大部分人還健在,他們常講給兒女聽,他們的兒女又講給下一代聽。他們喝茶聊天時有彼此講述互相爭論。”記錄“就是力求做到寫出的歷史同客觀的歷史一樣。所有要用文字記錄下來,是因為隨著歲月的流逝,那段歲月的淡化也是十分明顯的。只有用文字記錄下來,才能流傳百世。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個沉痛的教訓。也是為了搶救這段歷史。”——《金橋路漫》自序二

《墓碑》八十萬言,《甘肅不甘》佔去三萬五千言,其中通渭佔去兩萬言。《金橋路漫》恰恰是將鏡頭焦距在通渭的個案上,追其本相究其原因。甘肅總人口只有1300萬,全省餓死人數在100萬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縣,將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絕。當時被派遣去解決“通渭問題”的一個幹部回憶說,他們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間、地頭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沒有力氣或顧不上埋葬死人,他們不怕死人怕活人,因為人走在路上就可能被活人卸成八塊。

在大饑荒年代發生的許多事,今天看來匪夷所思,有些看起來是笑話,但著實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肅定西地區農村斷糧,地委書記卻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在搜刮糧食的過程中,通渭縣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鬥爭。”說農民“藏一粒糧食,就是藏一顆原子彈。”工作組用打、罵、罰、斗的方式,到農村家裡搜糧,每家挖地三尺,在一家炕洞里挖出點糧食後,大力推廣經驗,結果全村人的炕都被挖爛。

在正常情況下,如果遇到饑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當時的制度下,農民沒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權利。各級政府千方百計地對外封鎖飢餓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郵局,向外面發出的信件一律扣留。為了不讓外出逃荒的饑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鎖,不準外逃。對已經外逃的饑民則以“盲流”的罪名遊街、拷打或其他懲罰。從甘肅逃荒出來的,多以女人為主,結了婚的女人出來又嫁人,因為可以讓男人給自己養活一個孩子。許多年輕女子嫁給陝西當地一些貧窮人家,安家落戶苟活下來。雖然一些文學作品中有這段歷史的描述,但以美化人性善良的手法,掩蓋了民不聊生背井離鄉的悲慘境遇。

要麼不許說,說過去的就過去了。要麼把罪責都推給毛澤東一個人,這過於簡單,也不公正。中國人的這段歷史錯誤,肯定和他的極權思想狂妄作風分不開,但是整個黨,幾千萬人有沒有責任?如果那時候的省長區長不那麼見風使舵一門心思討皇帝歡心藉機爬上高位,如果我們的縣長公社幹部大隊長還存留一點點最基本的人性,怎麼會看到婦女幼童活活餓死還不給一點點糧食?如果廣大新聞工作者不畏權勢,持有職業道德,把各地餓死的現象及時報道及時公開,其結果會怎麼樣?還有,我們的百姓不那麼過於善良過於懦弱,那年月,只聽說幹部打社員,沒聽說社員打幹部,只聽說有偷菜偷蘿蔔的,沒聽說過有搶糧食盜倉庫的。有的地方社員集體下跪求留下一點自己種的糧食。

為什麼?到今天沒有人出來公開承認?沒有人向三千六百萬人謝罪?為什麼當時的執行者搶糧者打人者逼人者沒有人出來懺悔?為什麼當時唱讚歌寫頌詩的人們不出來檢討反省?就是對毛澤東保證過“畝產上萬是有可能的”堂堂大科學家錢學森到死也沒有聽到說一句:“我錯了,我的數據給中國人帶來了災難。”為什麼?為什麼我們的人民會盲目擁護這樣的領袖這樣的政黨?為什麼?為什麼我們引以為豪的文化我們幅員遼闊的土壤會生長出這樣的罪惡怪胎?為什麼?為什麼到今天人們還是選擇忘記選擇麻痹,建立起一個道德淪喪金錢至上精神飢餓的“盛世”?

楊繼繩認為,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應當立上巨碑,以警後世。中國應在一切餓死人密集的縣分,在餓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貴州、河南、山東、甘肅、青海等省的省會城市,以及在天安門廣場,建立大饑荒紀念碑。這些紀念碑不僅紀念亡靈,也是讓人們永遠記住這場災難,從中吸取教訓,讓悲劇不再重演。

文字是永恆的記憶。人類的記憶是國家和民族賴以進步的階梯,是人類航程前進的路標。“我們不僅要記住美好,也要記住罪惡,不僅要記住光明,也要記住黑暗。極權制度下的當權者隱惡揚善,文過飾非,強制地抹去人們對人禍、對黑暗、對罪惡的記憶。因此,中國人常犯歷史健忘症,這是權力強製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這塊墓碑恰恰是讓人們記住人禍、黑暗和罪惡,是為了今後遠離人禍、黑暗和罪惡。”

八、《金橋路漫》兩次自費出版,全國各路人士爭相傳閱

從1990年開始,十五年,跑了一百多個村子,訪談了幾百個當事人,上山下溝爬坡走澗,跑爛了多少雙布鞋皮鞋不知道,有時沒吃沒喝,兩個冷饃一碗水就是一頓飯,自己花費了多少車費住店費餐飲費沒有計算過。幾經修改十年苦耕,2005年,《金橋路漫》第一版,四十三萬字出版了,在當地群眾中反映強烈,紛紛給作者談感想提建議提供更多更詳盡的素材。2009年又自費出版了第二版,七十三萬字。前後寫了二十年,幾番增刪多次修改。兩次共計四千冊,先後為出書花費近二十萬元人民幣。可是書出來後,除了小部分出售後,大部分由張大發送給了自己的老師同學同事當地老鄉等。更有來自廣西、江西、陝西、山西、遼寧的讀者寫信打電話求購書。

“書寫出來了,出版了,對你有沒有壓力,有沒有打擊,有沒有人找你談話找你的麻煩?”

這是筆者最為擔心和關心的問題,也是電話上問見了面再三問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向來有以文字治罪文字投獄的遺風,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清人徐駿有“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而被斬首。解放後的反右、文化大革命、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無不是拿知識分子開刀算賬清皮。其結果是讓知識分子要麼驚若寒蟬卑躬屈膝要麼違心拍馬粉飾暴政,不敢怒更不敢言,以保全小命保全妻兒老小安寧。別說洋洋七十萬字,“罪證如山”,有時一句話,一首詩,一篇小說,也能讓你入獄。讓你嘗嘗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硬,還是你的“狗頭”硬?

“沒有,目前還沒有。我準備好了,被開除黨籍,被砸掉飯碗,更沒想著掙錢,想掙錢,擺個西瓜攤子都比我掙錢。”

“那大家反應怎麼樣?”

“書一出來,大家都很驚訝,說沒想到這傢伙平時不哼不哈地,走路不和人招呼,開會心不在焉,悄悄把書寫出來了。經歷過那年月的老人都說‘你寫得真實的很,把我們受過的苦經歷的難都寫出來了。’有的人看了三四遍,還有人抄了一遍。我八十多歲的老父親邊看邊哭,說我寫出了家史也寫出了國史。我兒子也喜歡看,說我的有些細節令人不敢接受。有些讀者買好幾本,給家裡人一人一本。”

我都沒想到會引起這麼大的社會反響和關注。書一到村,人人借讀,生怕把書弄髒了,書皮包了一層又一層。書一進家,全家搶讀,為了家人爭取時間,讀個通宵。有些朋友的書在案頭或者抽屜里不翼而飛,可謂“偷渡”,有的一次拿幾十本乃至幾百本在親戚和朋友中送讀,有來電話來信求購的,有的人“輾轉得到此書”“整日惡讀,讀的泣不成聲,讀後沉痛的不思吃飯。”特別感人的是一位在新疆生活了四十多年的老人為求讀此書,不辭千里迢迢來通渭,他說不只是來買一本書,還想見見寫書的人……

更難料及的是耄耋之年的李銳先生看到拙作不幾日,就寫來了親筆信給予充分肯定和讚揚。一位陝西戶縣讀者在信中寫到:“……從未有過的文字,從未有過的史冊,從未有過的激情……你用時代賦予於你的史筆,記出三面紅旗背後的謊言,記錄了通渭不應發生而發生的悲慘……”一位南京大學教授來電話稱讚:“你應該很驕傲,因為你的書無論如何對中國社會是一大貢獻。”也有人三更半夜打來電話哽咽著說:“我正在看你的書,聽老人們嘮叨過,沒在意。一看你的書就放不下,枕巾就沒幹過。”——《金橋路漫》自序二11頁

“我的老同學都笑著說:‘我們還準備提上酒和煙,到張家鋪子(勞改隊所在地)看你去呢……’襄南鄉,二百一十個死,剩下八、九十個人。怎麼回事?為什麼?我們的老百姓為什麼這麼不幸?和平年代為什麼會發生人相食的慘劇?史學家、政治家、文學家都得思考研究。具體的東西總得有一個人來寫,來干這事,得給歷史給後代留下東西,不然要招子孫臭罵唾棄呢。書出來了,到社會上了到民間了,我就甘心了。”

也有很少數人說“你不想活了”“想丟飯碗了”“腦子有病”“活膩味了”。但張大發先生說:“有所為,有所不為。仁之所至,義所當然”之事,哪怕犧牲自己的一切也要義無反顧地去做,或者這才叫責任,是真正的活人,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做學問。

歷史不容掩蓋,不容抹殺。老革命家老共產黨員李銳先生說:“對歷史尤其是痛史不能迴避,也不應淡化。也決不可掩掩蓋蓋,怕疼怕丑,忌諱多端,應該給世界和後代以真實的信息,讓大家聰明一點,堅強一點。如果當代人淡忘了剛剛過去的那段痛史,那才是真正的悲劇。”(炎黃春秋2004年第一期23頁)

“我還是不希望你去張家鋪子,不然我來不到通渭,要不到《金橋路漫》,也沒有機會吃你一頓牛肉麵。”筆者開玩笑說。沒有說出口的是:“張大發先生,我欽佩你這種先天下之憂而先憂,後天下之樂而後樂的”屈大夫精神,天下興亡我有責的知識分子正義良知境界。同是真性文人,惺惺相惜,好話都放在心裡。

在這裡筆者還是要說一句:張大發先生,欽佩你的精神,感謝你的付出。

九、肩背《金橋路漫》回美,感動仰天嚎哭的孩子

“寫文章有什麼意思?折騰好半天,發表不發表都難說,就是發表了才幾十塊錢。哪像書法,幾個字幾分鐘就好幾千塊。”

筆者和張大發先生坐在縣城文化廣場康師傅的太陽傘下,聽在坐的一位副科級文人抱怨。他所言不無道理。寫文章的肯定買不起別墅,坐不起賓士,提不起LV,更不可能夏日安排歐洲九國游……可是退休工資只有三千多元的張大發先生能夠坦然地走在通渭的大街上,能夠不時和見到的熟人打招呼,接受他們沒有說出口的敬意,能夠隨意地坐車到鄉下,敲開一戶百姓的院子,喝上熱茶吃上便飯,更是有人圍著他要和他說收成說新情況。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的歡迎不值千金萬銀嗎?替他們說話為他們伸冤讓死去的魂靈得以安息得以合眼,又怎麼用人民幣來計算?

“為什麼叫《金橋路漫》?”

“書名最初叫《觸摸傷痛的歲月》,後來改為《金橋路漫》,有兩個意思,一,所謂‘金橋’即‘金水橋’,指鄉魂北京告狀的漫漫之途。二,更為重要指在人民公社這座‘金橋’上走過的漫漫之路。1958年康生有一首紅遍中華大地的詩‘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共產主義是樂園,人民公社是階梯,我們建造通天梯,步步攀登上天堂。’”

“的確把三千多萬人送到天堂里去了,應該叫《金橋路漫》,因為這條路是死路一條。”

“為了讓我的書活下來,夾縫裡生存,還不能那麼明顯地說。”

因為一路鄉下行走,筆者身上沒有攜帶任何美金,在提包的角落裡搜刮出一個兩毛五和一分的美金分幣,向張大發先生介紹。“這個大的是華盛頓,這個小的是林肯。”

“我還是第一次見美幣。我們中國老百姓就沒有福氣有這麼好的總統,都是為了權力為了皇位,階級鬥爭你死我活,讓全國老百姓跟著家破人亡遭殃受罪。”

“所以你的奔波你的探訪你的寫作都是很有價值的,有份量的,無人可替代的。”

“你是第一個從海外回來要《金橋路漫》的人,我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知道人類歷史上發生過這麼悲慘的事情。希望有人拍成電影,希望能建立六零紀念館,六零紀念碑,六零紀念日。永記歷史教訓,永記慘重代價,引以為戒。像現在,還是用老一套,用所謂唱紅歌愛國主義教育來愚弄人,像貼標語像喊口號,用紅色蓋上傷疤和糊住污點。一個人,一個民族,一個政黨,不懂得不敢說‘我錯了’是可怕的可悲的,雖然經濟搞上去了,可是意識形態沒有多少進步。我真擔心,中國又會搞左的那一套。”

在天水汽車站,細雨蒙蒙中,筆者和一臉憂容一腔沉重的張大發先生告別。提醒他保重身體,繼續寫作。《金橋路漫》會帶到美國帶到海外,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相信有一天會在海外正式出版,公佈於世,讓全天下的人都看到,都悼念三千萬飢魂餓鬼,都思考總結那個瘋狂的年月,都珍惜一米一水。都得到教育和啟迪,尊重生命,關愛我們身邊的每一個人,不論身分地位,不論種族貴賤。讓我們攜手建立一個充滿愛的世界。

汽車行經鄉下的一個車站,筆者看見一個三四歲的小男孩,可能因為即將和外出打工的母親分離,悲痛欲絕仰天嚎啕,淚流如瀑。這司空見慣的場景讓筆者一下子感動莫名。因為這個孩子的哭,是處於本能,疼了就哭,痛苦了就嚎,不顧一切,要表達自己的悲傷和情感。

張大發先生,二十年用淚水書寫用心血書寫,不怕風險但求無愧,他不就是這個在雨中風中哭泣的真情率性的孩子嗎?《金橋路漫》厚厚兩卷沉沉萬言不就是一代中國文人一位中國良知的眼淚哭歌嗎?是楊繼繩先生之後豎立起的另一座堅厚墓碑嗎?

“你要寫我,要寫上我是一個好公民”。張大發先生打來電話提醒筆者。

“我要把你和《金橋路漫》介紹給海外媒體,同時介紹給國內媒體,你害不害怕?”

“不怕,怕什麼呢?”

張大發先生,給人民奉獻出《金橋路漫》,同時在歷史上刻下自己的名字。

附件一:毛澤東秘書,《毛澤東的功過是非》作者李銳先生給張大發的信

大發同志:

尊作《金橋路漫》,收到,很感謝。

通渭縣在1959年到1960年餓死了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一慘烈的事件被掩蓋了四十多年。你用十五年時間,自費調查,寫成此書。使當年“大躍進”的慘劇,使這一個縣的真相,揭露於天下。我很尊敬也欣賞你的這種精神。

此致

敬禮

李銳

時年八十進八

2005年11月5日

附件二:官方大躍進口號

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

不怕辦不到,只怕沒想到。

要革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

五八年放衛星:

一畝山藥120萬斤,一畝棉花5000斤

一棵白菜500斤,一畝小麥12萬斤

六零農民詩選,作者不詳:

有糧不敢自己用,夜晚舉炊犯嫌疑。

推磨唯恐磨子響,煮石又怕灶冒煙。

趕英超美百姓苦,挖來野菜無鍋煮。

只為多打食堂飯,停屍冷炕裝病漢。

附件三:《金橋路漫》作者張大發簡介

甘肅榆中縣連搭村人,生於1946年,大專文化,中共黨員。現為中國樽聯學會會員,中華對聯文化研究院研究員,中國世界華人作家藝術家協會會員。甘肅定西市政協文史資料特約研究員。曾任通渭縣政協委員,《通渭縣誌》副主任,續編《通渭縣誌》顧問和《通渭文史》主編、責任編輯等職。編輯出版《通渭文史》第一、二輯,參與《通渭人物誌》的編篡和版面、版型設計等工作。編注隴上歷史名人李南暉所著《慎思錄》。喜愛文學,20世紀70年代開始發表作品小說、散文、雜文、詩歌、通訊、人物傳記、對聯等作品。《榮辱歌》入選《“八榮八恥”歌謠歌曲彙編》,並獲2006年甘肅省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二等獎。近年自費出版近七十萬字的紀實文學《金橋路漫》,獲得許多有識之士和當地老百姓的讚譽和好評。

張大發興趣廣泛,酷愛體育,曾任通渭縣業餘體校教練,1985年被國家體委評為全由優秀裁判員,獲榮譽證書和特質獎章。於文學創作之餘,習字作畫,“大作”大都送到通渭人家,為平民百姓補牆或收藏。有自嘲語:“一生修志不得志,半輩無酒常喝酒。”自勉聯:“不得過處恰得過,無可為時方可為。”

退休後的張大發以“夕陽無限好,畢竟黃昏時。夜來聊自勉,不辮自奮蹄。”鼓勵自己,“早晨不出門——寫作讀書”,“晚上不進門——找百姓聊天”。想著為人民做點事情,哪怕小也高興。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縱覽中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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