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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悲慘世界:名演員偷別人饅頭 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施捨

——當知識分子成為小丑

1958年,甘肅沙漠中的夾邊溝勞教農場,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都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死掉的人越來越多,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

1958年,甘肅千里沙漠中的夾邊溝勞教農場,農業隊第一大隊大隊長、研究新疆史出身的右派安兆俊對高爾泰說:“我們這裡,名演員偷別人的饅頭,大音樂家涎著臉乞求一丁點兒施捨,在外國拿了兩個博士學位回來的學者,為搶著刮桶,打架不要命,這樣的事,多得都不奇怪了。至於自打耳光,告小狀,一年到頭都不洗臉不梳頭不補衣服的,那就更普遍了。這都是精神崩潰的表現。現在死掉的人越來越多,我想除了餓和累,精神意志的崩潰也是一個原因。”在饑饉和死亡籠罩下的夾邊溝,甘為小丑,已成為知識分子苟且求生的普遍方式了。

知識分子小丑化的極端個案,或以趙儷生筆下的史學家童書業最為典型吧。20世紀50年代,趙與童是山東大學歷史系的同事,趙回憶:“他平生弱點,就在一個‘怕’字。有六怕,怕失業、怕雷電、怕空襲、怕傳染病、怕癌、怕運動。童的一位學生又補充了兩條:怕地震、怕蔣介石反攻大陸。所有這些他都怕,有時怕得要死。”

有多怕?某星期天中午,趙妻在家和衣而卧,童書業悄悄進來跪倒床頭……原來,“童有一份‘交代材料’,在黨委組織部,運動過去了,他想索要回來毀掉,可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當面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可來時正值我妻午睡,所以就出了這怪相了。‘交代材料’中說了些什麼呢?說的是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在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歷史、地理,繪製地圖為幌子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各地分設代理人,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志純,底下還有一句‘我和趙儷生也是其中的成員’。這份‘交代’寫了一厚本,題曰《童書業供狀》……”童能臆想出這樣一個歷史學名流聯手的反革命集團,足見其心理已因恐懼而趨變態。

又一次,聽說蔣介石要反攻大陸,童憂心如焚,無法自制,遂找到當時山東大學歷史系黨總支、教師支部書記說:“他們來了,首先要抓住我,用槍口對準我的胸口,要我帶他去搜捕共產黨員。你知道我是膽小的、怕死的,我不能不帶他們去抓你。但我和你約好,當我到你窗口時我拚命咳嗽,你聽到咳嗽聲,馬上躲起來就是了。”這種受迫害狂的心理和言行,已淪為笑柄。

當然,到了文革,知識分子成為小丑的現象,更是登峰造極。

俞平伯被抄家時,紅衛兵開始不詳其錢物所在,後見其夫人緊抱一盒,打開一看,竟是現金及存摺數萬元,得來全不費功夫,於是抄沒而去。俞平伯卻在後邊追著高喊:“汝等持去,有利息乎?”向剪徑者討利息,可謂迂不可及。

陳四益憶述,文革初期,其師趙景深被關進牛棚,“有一位學生看守著他。不知是那位‘看守’有事還是貪玩,總之,他想暫時離開一下,但又擔心被看管的對象逃跑,於是,便用繩子將先生綁在床上,鎖上門揚長而去。先生痛苦難耐,又不敢呼救,於是便哀聲作牛鳴。路過的人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敲門不應,便破門而入,這才發現牛鳴者竟是先生。問他為何這樣?答曰:‘我是牛鬼蛇神。’

此事非我親見,但聽說之後,心中慘然,並隱約感到,這種悲慘的滑稽,實是一種迂曲的抵抗。”不論如何,名教授無奈而作牛鳴,滑稽之中又是何等辛酸。

1968年冬,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七名牛鬼蛇神進山開荒,儘管脫離了原來批判鬥爭的世界,但內心的政治陰影依然濃重:“夜裡擠睡在一個大鋪上,心靈也並不相通。相反地,由於日夜密切接觸,每個人都害怕不知不覺又被人抓住什麼把柄,反而把自己包得更緊了。一個個戰戰兢兢、規規矩矩,連睡覺也不得安心。”高爾泰右邊是史葦湘,他回憶:“史葦湘一睡下就打鼾,使我十分羨慕。但後來我發現,他並沒睡著,假裝打鼾是為了表示心裡沒有隱憂沒有抵觸情緒。也確實能造成這麼個印象。我想學,發現這很難……”

一次,高爾泰跟原頂頭上司段文傑等三人半夜出動卸煤,“回來睡覺時聽到段文傑說夢話,說毛主席萬歲!頗納悶。第二天勞動時,老段變著法兒試探我們的反應,才知道他是裝的。這就更難了。”不僅假裝打鼾,又假裝說“萬歲”的夢話,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可是,在這種小丑面具的背後,又掩藏著多麼深重的恐懼啊。

知識分子斯文掃地一至於斯,其處境可憐,其情狀則可笑。

知識分子本是死要面子的,一旦連知識分子都不在乎臉面,可以任人笑罵,成為跳樑小丑,那麼,一定是知識分子受到了時代和環境無可抗拒的重壓。知識分子固然不能壟斷知識和理性,但如果一個時代竟以壓迫、蹂躪知識分子為樂,則表明那個時代必然是反知識、反理性的,那必定是一個最蒙昧、最恐怖的時代。

不過,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一點:對於個人的如煙往事或集體的隱秘歷史,知識分子從來都是最主要的記錄者和闡釋者,但也因此,我們不免習慣性地強調知識分子群體自身的受難史,並以知識分子為中心來保存和構建苦難的全民記憶;我們總是不自覺地以知識分子的受難史,取消了芸芸眾生的受難史。

在曾經有過的那種時候,跟那些知識分子一樣可憐可笑的普通人,又有多少?連知識分子,連成名成家的知識分子,都如此可憐可笑,更何況那些默默無聞的一介普通百姓呢?只因為他們不是知識分子,沒有編寫歷史的權力,他們就不能將自己的可憐可笑筆之於書;只因為他們不是知識分子,頭上沒有名流的光環,因此也沒有知識分子關懷他們的可憐可笑,為他們留下歷史的銘記。於是,無數普通人的可憐可笑,就被我們集體記憶的篩子所遺漏了。

所以,我們在編纂精神受難史的時候,必須打破知識分子的視角,而回歸普通人的視角。

歸根結底,童書業、俞平伯、趙景深、段文傑……之所以可憐可笑,並非因為他們是知識分子,只因為他們是人,是普通人。那不僅是知識分子的可憐可笑,更是人的可憐可笑;那不僅是一個迫害知識分子的時代,更是一個迫害人的時代。

當知識分子成為小丑,那麼,所有的人,也都成了小丑。

(原載花城出版社《人文隨筆》2006夏之卷)

原標題:  當知識分子成為小丑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愛思想/《人文隨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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