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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惠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德豪斯和羅默

不說全球「赤貧」還消除不了,連先進國家中都出現明顯M型社會,中產所得階層流向低層者眾,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動連綿不絕且愈來愈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後遺症。人啊!何不勇敢承認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財貨之富足卻以摧毀無形的心靈做為代價,又讓地球資源快速耗竭。

2018年10月8日揭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得獎者是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兩位美國經濟學者

瑞典皇家科學院於2018年10月8日揭曉該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得獎者是兩位美國經濟學者。一位是當年77歲的耶魯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另一位是63歲的紐約大學教授保羅‧羅默(Paul M. Romer)。

諾貝爾評審委員會表示,兩位得獎人的最大貢獻是,設計出能夠解決最基本、也是目前最迫切問題的模型,這個根本問題就是全球經濟的永續成長以及人類福祉。評委會指出,他們不僅創造了分析模式、促進經濟成長,也對抗了氣候變遷,他們把總體經濟學擴大到全球規模,以解決世界最大難題,他們藉由建構出能解釋市場經濟與自然及知識互動的模式,大大拓展了經濟分析的範疇。委員會表示,儘管他們並未提供確切答案,但兩人的研究成果為人類邁開大步,對於如何能實現全球經濟永續成長的問題,提供了更接近解答的答案。

兩位獲獎者相對前幾屆得主較為人知,也是早就被列在得獎獲選人的行列中,可說沒有意外。他倆的學術成就及貢獻究竟如何?得獎的意涵又是如何?我們就從他倆的生平談起。

諾德豪斯簡影

諾德豪斯在1941年5月31日出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開克(Albuquerque)的一個德裔猶太家庭,分別於1963年和1973年獲得耶魯大學的學士和碩士學位。他也在1967年獲得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梭羅(Robert Solow)。

從1967年開始,諾德豪斯就在耶魯大學的經濟學系和森林暨環境研究學院任教。1986到1988年曾任教務長,1992到1993年擔任財務和行政副總裁。自1972年以來,諾德豪斯一直都是布魯金斯經濟活動小組成員。1977到1979年,諾德豪斯擔任卡特政府的經濟顧問。2014到2015年間,也曾擔任波士頓聯邦準備銀行董事會主席。

諾德豪斯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環境經濟學,他著作和編輯了20多本書,但較被知曉的卻是和已故的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1915-2009)合著,暢銷全球的《經濟學》(Economics)這本教科書。該書迄今已出了19版,被翻譯成至少17種語言,而諾德豪斯是在後期才參與合撰的。

專研全球暖化和氣候變遷

諾德豪斯主要的研究領域之一,是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他在1970年代初開始研究環境問題,從那時起一直嘗試計算全球暖化的經濟成本,建構了綜合經濟和科技的電腦模型。他開發了“DICE(持久、整合、使命與努力)模型”及“RICE(氣候與經濟區域性整合)模型”,評估經濟、能源耗用與氣候變遷之間的交互作用。他嚴肅地主張,氣候變遷可能造成災難性的衝擊。

諾德豪斯在此一領域的著作甚豐,先後撰寫和編篡20多本著作,最著名的是《管理全球公地:氣候變遷經濟學》(Managing the Global Commons: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1994)。他與經濟學者鮑伊爾(Joseph Boyer)合著《世界正在暖化:全球暖化經濟模型》(Warming the World: Economic Models of Global,2000);最近的著作是《氣候賭場:暖化世界下的風險、不確定性與經濟學》(The Climate Casino: Risk, Uncertainty and Economics for a Warming World,2013)。

他在《回應氣候變遷經濟學》(Reflection on 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1993)書中指出,“人類透過多層次的干預行為,像擲骰子一樣跟自然環境賭運氣:對大氣注入溫室氣體,或破壞臭氧層的化學物質,並以砍伐森林的作法嚴重改變地貌,將多種生物的棲息地破壞殆盡,並累積大量足以毀滅人類的核子武器”。

根據他所開發的氣候變遷模型得出,生態系統對降雨、水流或氣溫等氣候變遷因素最為敏感;農業、森林、戶外娛樂及海邊活動等都在模型中。

諾德豪斯在2016年12月發表的研討論文中,採用最新的DICE模型,論證世人若不採取大規模的氣候變遷政策,下個世紀氣候可能迅速變遷;即使短期內就實施重大政策,也非常難以達成〈巴黎氣候協定〉中所訂的“全球共識”:“攝氏兩度目標”。由於碳價政策實施進度落後,未來碳價必須再提高。

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的知名學者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蕭代基,曾於1994年與諾德豪斯及另位耶魯大學教授合作,在《美國經濟評論》(AER)發表論文,以嶄新的社會實驗方法,評估全球暖化對農業的衝擊,當時也引起熱烈迴響。

諾德豪斯是以經濟學分析氣候變遷問題的開創者,將環境污染及天然資源稀少性納入總體經濟模型中,其研究對於社會發展、人類生存至關重要,或可使人類避免淪於經濟、環境“雙輸”的窘境。不過,他引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發布的報告表示,“對於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希望渺茫,只能設法減緩。”

涉足“經濟福利指標”

諾德豪斯和已故的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托丙(James Tobin,1918-2002,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1972年合寫了〈非要成長不可?〉(Is Growth Obsolete?),這篇文章提出經濟福利指標(MEW),目的是為了因應環保人士艾利希(Paul Ralph Ehrich,史丹福大學生物學教授,在生物地理學領域亦有卓越貢獻。)提出的知識挑戰。

他們用三種方式調整GNP(不是GDP):一是把所有支出分為消費、投資和中間財三類;二是納入休閑和家務工作的價值,也納入消費者在資本財上投資的好處;三是為他們所說的“都市化的不便性”進行修正。

他們的計算顯示,二次大戰後的歲月里,美國的經濟福利指標成長速度略低於GNP成長率。不過,他們的結論是,GNP這個指標夠好。他們說:“成長過時了嗎?我們不以為然。雖然GNP和其他國民所得累計數字不是福利的完美指標,但是在為這些統計最明顯的缺陷修正後,這些數字所傳達的長期進步大勢仍然不變。”這個結論沒有取信環保人士,有人繼續努力發展其他衡量福利的替代指標。

保羅.羅默簡影

羅默在1955年11月6日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父親羅伊.羅默(Roy Romer)是前科羅拉多州長,他有四個兄弟和二個姐妹,兄弟中的克里斯(Chris Romer)是前科羅拉多州參議員。

1977年羅默獲芝加哥大學(芝大)數學學士,1978年得到芝大經濟學碩士,1983年再獲芝大經濟學博士,其間也曾就讀麻省理工學院(MIT)和加拿大皇后大學(Queen’s University)的研究所。羅默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具外部性、遞增報酬和無限成長的動態競爭均衡”(Dynamic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ith externalities, increasing returns and unbounded growth),指導教授是向克曼(Jose Scheinkman)和盧卡斯(R. E. Lucas Jr.,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羅默原本攻讀數學和物理,本想轉至法學院就讀,但大四時修了管制經濟學理論大師佩爾斯曼(Sam Peltzman)的經濟學課程,開啟對經濟學的熱愛。他曾說,若非當年修了佩爾斯曼的那堂課,他應該會走向完全不同的一條路,他說:“佩爾斯曼的經濟學展現了如何用簡單的需求曲線、無異曲線,可以解釋人類世界的複雜概念,讓我深深著迷。”不過,羅默認為影響他最深的卻是創新理論的提出者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和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梭羅(Robert Solow),而這兩位名家都是成長理論的先驅者。

羅默專攻研究發展以促進技術進步,由而帶動經濟成長,曾在2016年到2018年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羅默在1977年被《時代》雜誌選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他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芝加哥大學及史丹福大學任教。

羅默在經濟學上最重要的貢獻在經濟成長領域。在他1983年發表的論文中建立的數學模型,闡明科技進步是人們有意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他之後又於1986及1990年分別發表論文,開創“內生成長”理論。

羅默備受稱頌的名言是“浪費掉危機(的教訓)是件可怕的事”(A crisis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促使許多經濟學者及投資專家都從金融海嘯中尋求教訓。他近年的貢獻是致力於複製“特許城市”(charter cities),作為開發中國家的經濟成長引擎。他主張低度開發國家若能有更好的法規及體制,便能建立一條不同且更佳的成長軌道。

羅默認為,經濟學需要大量應用物理和數學,而這也是經濟學吸引他的原因之一。1977年羅默從芝加哥大學數學系畢業,繼續攻讀一年的經濟學碩士,之後轉到麻省理工學院、加拿大皇后大學就讀,羅默也從那時開始研究經濟成長理論。1982年他再度回到芝加哥大學就讀,並在隔年拿到博士學位。雖然羅默最後選擇回到母校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取得博士學位,但過去在麻省理工學院、皇后大學的求學經驗,也給了他許多的滋養,他在皇后大學時與學校老師有許多討論互動,讓他對經濟學的認識快速增長。

羅默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經濟成長領域的研究。為什麼有些國家貧窮,有些國家富有?影響國家經濟成長的因素為何?是否有一套模型能解釋影響國家經濟成長的因素?這些都是經濟學家試圖解開的問題,從1950年代至1960年代,經濟學家開始深入研究經濟成長的動力究竟何在。1950年代中期以後,經濟學家發現技術的進步可以增進勞動生產力,從而解決經濟成長停滯的困境,因此開始將技術納入經濟成長模型中。

然而,當時經濟學家把技術進步作為外生因素來解釋經濟成長,因此就得到了當要素收益出現遞減時,長期經濟成長就會停止的結論,也就是“新古典成長理論”。1990年代初期,經濟學界形成了“內生成長”的討論。支持內生成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學者認為,經濟長期成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換言之,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在職學習等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成長率是正的結論。

羅默獲獎的最主要論文是1990年10月刊在著名的主流經濟學術期刊《政治經濟期刊》(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篇名叫〈內生的科技變革〉(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這篇文章是“經濟成長理論”的一個分水嶺,產生了一種革命性的變革。

現代經濟成長理論沿革

大致上,自從哈羅德─多瑪(Harrod-Domar)以“投資雙重性”為基礎,得出有名的“哈羅德─多瑪成長模型”之後,許多國家的經濟計劃即以該模型為藍本作推估,但因其具“剃刀邊緣”的不穩定特性,一旦離開均衡,即難回到充分就業的成長均衡。為了改進此種不穩定性,學者們乃分頭進行研究,其中,最成功者乃推梭羅(R. M. Solow,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他在1956年發表了〈對經濟成長理論的一項貢獻〉(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這篇重要論文。他將生產函數型態由梁鐵夫(Wassily Leontief,1906-1999,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式的固定因素比例,改為資本、勞動之間可以任意替代的生產函數,以獲致充分就業的穩定均衡成長,從而“新古典生產函數”即廣為學界所引用。

梭羅的“新古典成長模型”有三個基本的假定:一為人口成長系外在因素決定的,經濟與人口變動之間沒有交互影響;二為生產函數呈現固定規模報酬;三為投資等於儲蓄,前者為資本存量的增加額,後者則為總產出的某一固定比例。就在這三個假定下,梭羅推導得出:某一經濟社會能夠達到,在某一資本勞動比例之下的長期靜止不動之每人所得,此時,社會呈現充分就業,所得增加率等於人口增加率,也等於資本增長率。

這個精緻的新古典成長模型,在實際應用時,常與實際現象不合。在每人所得有一個靜止不動的長期穩定均衡方面,與我們熟知的,許多國家有連續成長一百年以上的每人所得之事實不合;另一方面,新古典成長模型推論出,技術與偏好相同的國家,每人所得會逐漸接近;這與世界銀行1984年的研究和顧志耐(S. Kuznets,1901-1985,197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有“國民所得之父”尊稱)之研究都有違,事實上,貧富國家之間的成長差距是在拉大而非接近。

關於第一點缺失,梭羅加進“外生的”技術變動來解釋,他將技術進步視為“餘數”,因而得到有名的“技術進步梭羅會計估計法”。迄今,這種測量法仍廣為學者所用。但因此法需要用到難以得到公認的資本存量資料,而有其他測量法的出現。其中,已故的邢慕寰院士也曾自創一種不用資本的估計方法,但仍有爭論,有待進一步研究。

沈寂十年再抬頭的成長理論

由於新古典成長理論存有重大缺陷,到1970迄1980年代初期,就不獲經濟學家青睞。但是,就在1980年代末期,情況卻有變化,數位當代頂尖的學者,不約而同地將它重提,並再改造成長理論。最值得注意者當推盧卡斯(R. E. Lucas Jr.,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貝克(G. S. Becker,1930-2014,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兩位教授。兩者都針對上述梭羅成長模型所無法解釋的“富國、窮國之間,無論在個人所得的絕對值或成長率上均有所差異”,試圖提出新的解釋方式。

前者希望藉由人力資本的加入找出一個模型─一個可以放在電腦里跑的明顯動態體系─以機械化的運作架構來反映此等事實。後者則再引進馬爾薩斯(T. Malthus,1766-1834)的經濟動態模型,將人口成長視為內生變數,結合梭羅的模型,重新再出發。迄1980年代末,兩人皆各有可觀的進展。他們的初步研究成果,分別在1986年4月和1987年3月到台灣訪問時,作過公開演講。

經濟成長理論在沈寂十多年之後,在1980年代末再重現曙光,而1987年梭羅這位現代成長理論先驅者的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正是成長理論又再重領學術風騷的證明。不過,此時真正的主角既非梭羅,也不是貝克或盧卡斯,而是羅默。

知識經濟學崛起

上文提過,羅默出身於芝加哥大學經濟研究所,也受過盧卡斯的熏陶指導,但他的理論與芝加哥學派卻有扞格,特別在“政府干預”這個關鍵點,這點也是所謂的“淡水學派”(主張政府不應干預)和“鹽水學派”(主張干預)最主要的差異。自1930年代凱因斯理論興起,從此以後“政府精密調節經濟”就廣受歡迎並被認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所得政策、產業政策等紛紛出籠。

“市場失靈”的理論是政府能堂而皇之進行干預之基礎,尤其是所謂的“Public Goods”(一般書本都稱為“公共財”,其實是錯誤的譯法,而英文名字也非常的不妥,因為這種財貨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兩種特性,但“公共”或“Public”的意義卻是大家共有的物品,與“私有”相對應,這是“產權”的課題。而且不論是私有或是公有財,都可能有著共享和不能排他兩種特性。不過,大家不妨想一想,實際社會裡真的有同時擁有這兩種特色的物品嗎?即便是“國防”,也可能利用驅逐出境予以排除呢!因而嚴格的說只能找到“近似”具此兩種特質的財貨而已),更被認為應由政府免費提供,因其一旦製造出來,廣大的其他使用者就不必支付成本而享用,且不會減損他人的好處。

羅默的“內生技術”之理論基礎就是“知識具共享性”。對於人力和科技資源所發揮出的創意、創新,必須有政府在教育、訓練和科技政策上擔任“一定程度的積極管理”角色。於是原本似乎永遠也無法與央行總裁、財政部長,甚至貿易談判代表平起平坐的科學部門主管與教育部長,由於科技、訓練,以及教育政策將被全世界所有國家視為政府必要與合法的責任,其重要性與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不相上下,而要善加執行這些政策的難度甚至更高,所以這兩個部會首長的地位乃水漲船高,特別在知識經濟興起,電腦科技日新月異,網際網路無遠弗屆的21世紀,將更為明顯。

2018年11月21日,羅默獲獎後又在《華爾街雜誌》(Wall Street Journal)東方版上發表短評,再次強調“政府在支持科學和創新(science and innovation)上可以做得更多”。

稀少性和生產要素產生破天荒變革

在經濟理論上,“內生技術變革”所表達的是“報酬遞增”或“生產力向上”的情況,而壟斷性競爭市場也取代完全競爭市場,於是“稀少性”這種經濟學一直以來的假設將被“富足性”取代,而過去二百多年來經濟分析的土地、資本、勞力三大基本投入要素也被“人、概念、東西”取而代之。為了明確表明此種變革,就必須以高深數理模式來呈現,經濟學數理化的境界乃更見提升。

我們知道,經濟學之所以在1968年被瑞典中央銀行出資列在每年頒發的“諾貝爾獎”行列,系因經濟學在社會科學中“數理化”程度最深,且可用計量方法來實證。這條數理化之路始自馬夏爾(A. Marshall,1842-1924),迄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才備妥工具而發揚光大,而他的新方式寫作之《經濟學》暢銷書更將此工具發揮的淋漓盡致,而經濟體系可用數理模式表明,政府可用政策“精密調節”(fine-turning)經濟景氣,乃至提高經濟成長,而開發中國家和落後國家也可依樣畫葫蘆,或許貧富間差異得以縮小,貧窮得以消除,乃至世界大同可以達成!

羅默在那篇1990年的論文中,建構了三個經濟部門:(1)生產最終產品的部門、(2)研發部門、(3)生產中間財的部門。羅默指出,要讓經濟體的維持持續成長,就要合理安排在三個部門中投入的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等。

羅默建立的“內生經濟成長”模型,將知識完整納入經濟和技術體系內,使其做為經濟成長的內生變數。羅默提出了四要素成長理論,將新古典經濟學中的資本和勞動(非技術勞動)外,又加上了人力資本(以受教育的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專利來衡量,強調創新)。

羅默的理論糾正了新古典經濟成長模型的局限性,用內生的技術來解釋經濟的成長。1992年他在世界銀行的發展經濟學年會中,進一步將上述思想運用到開發中國家研究。他假設,投入更多的創意和知識,將直接影響到一國或地區經濟的長期增長。

羅默在1990年證明了創新和技術進步可以推動經濟不斷成長,奠定了經濟學的“內生成長理論”的基礎。

羅默的這篇1990年發表的劃時代論文被大衛‧華許(David Warsh)這位記者兼經濟學家,在2006年寫成的《知識與國富論:一個探索經濟成長的故事》(Knowledg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A Story of Economic Discovery)這本書作為主角,講述成長理論和經濟學演化的故事。

返還亞當‧史密斯的世界

該書不但精彩講述當代經濟學的演進,作者更點出了重要的意涵。不過,正如作者在該書最後一段所指出的“經濟學讓人興奮的盛況目前已達顛峰。不過最大的挑戰仍然橫亘面前,比國家財富更‘深層’的秘密還有待發現,也就是亞當‧史密斯稱之為道德情操的天賦—關於人性,也是我們宣稱的人道。”畢竟羅默所帶動的新成長理論或知識經濟學,系基於高科技的帶動,由而創新的日新月異讓報酬似乎遞增,人類也好似愈來愈富足。

可是,不說全球“赤貧”還消除不了,連先進國家中都出現明顯M型社會,中產所得階層流向低層者眾,而地球暖化、恐怖行動連綿不絕且愈來愈恐怖,恐怕都是可怕的後遺症。

人啊!何不勇敢承認自身的渺小,有形的財貨之富足卻以摧毀無形的心靈做為代價,又讓地球資源快速耗竭。

那麼,不是如該書作者大衛‧華許所說的,應該是到了喚回當代經濟學的始祖亞當‧史密斯的“道德情操(感)”或“倫理道德”的人性或人道的時候了嗎?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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