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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永毅: 再論糧食戰爭 軍事共產主義和大饑荒的發生

在《糧食戰爭:統購統銷政策和合作化運動與大饑荒的起源》[1]一文里,我運用拉吉•帕特爾博士(Paj Patel)的“糧食戰爭”的概念,[2]對大躍進-大饑荒的起源做了一些歷史性追溯,發現它其實是自中國共產黨建國以來的一個基本政策——糧食政策——的延續和爆發。究其實質,是一種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對此,毛澤東亦供認不諱地說過:“糧食問題是一場戰爭”。[3]然而,這一政策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有什麼惡性發展?如有,又是以何種政治和組織形式?這些發展和形式和又和毛澤東和中共對國際形勢、尤其是世界大戰的估計有何種關係?這些,又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大饑荒發生和發展時面臨的新課題。

世界大戰陰影下的大躍進的發動

大躍進的發動和源起無疑來自複雜的原因和眾多的合力。對這一課題,迄今為止已經有許多極有見地的論述。例如,有的分析認為毛企圖借大躍進來使國力得到超常規的飛躍,從而在國際共運中和蘇聯較勁、取代剛過世的斯大林的領袖地位。有的則認為這是毛澤東及其中共領導人一貫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惡性發作。然而,研究者們常常忽略了一個重要的背景因素:即大躍進的發動和毛澤東對他認為將要到來的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世界大戰”的分析和急迫感、以及這種“備戰”運思的關係。

早在1955年,毛澤東在接見一系列外賓,如英國共產黨主席波內特、印度尼西亞總理阿里•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日本國會議員訪問中國大陸團時,就發表了不少關於兩大陣營之間的世界大戰的講話。但當時他認為,會有一個工業化-軍事化的戰爭準備期:“只要有五十年的和平,我們便可以進行十個五年計劃。”[4]

僅過了一年,毛又把他的戰爭準備期縮短為“十二年”。1956年1月,他在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和平問題是大家很關心的,是不是有可能讓我們有十二年時間,來基本上完成工業化呢?”[5]1957年11月16日,他又在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指出:“歸根結底,我們要爭取十五年和平。到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6]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澤東1958-1959年間的多次講話中,這種急迫感又大大加強了。首先,凡談到大鍊鋼鐵和農業大躍進,他都常常同時談到可能到來的“世界大戰”。其次,他把和平準備期縮短到了十年。例如大躍進發動之際,毛在軍委會議上的一個內部講話中談到了他的“趕超英美”的大躍進和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的關係。他說:“要爭取時間,最好十年不打仗,一九一八——一九三九,有二十一年不打仗,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按二十一年算,還有八年,那麼我超過英國只要三年,或者明年就差不多,再有七年超過美國……再有七年,有強大工業,蘇聯有七千萬噸,我有六千萬噸,一九六七年可以超過蘇聯,接近美國,十年可以超過美國(有把握超過),到那時導彈工業,原子彈都有可能。”[7]

毫無疑問,毛澤東對當時國際形勢、尤其是世界大戰的判斷是不正確的,他的思維中浸透了冷戰和意識形態的狂想,以致使人隱約地感到一種他對通過世界大戰來實現全球共產主義的熱望。但可悲的是:如果說這只是一個普通人或民主國家領導人對戰爭的錯誤估計,並不會立即對國家的所有政策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但毛是一個共產國家的領導人和獨裁者。他對戰爭、尤其是世界性的戰爭的估計和準備,必然地首先轉化為所有國內經濟政策制定和執行的基礎。如同我們有關朝鮮戰爭和統購統銷關係的分析中所看到的那個怪圈:中共領導人發動和準備的對外戰爭,常常首先轉化為對內對本國人民的災難性的經濟政策的轉換。[8]在準備世界大戰的陰影下發動的大躍進,這種烙印和影響更顯而易見。

首先,要準備打世界大戰,必然要有大量和先進的武器。這就決定了中國的整個經濟體系會不恰當地向重工業,即軍事工業傾斜。這一畸形的發展,用毛澤東後來把它庸俗化簡單化的話來說,就是:“以鋼為綱”。要以“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權威和黨的紀律來先搞“全黨大鍊鋼”、“全民大鍊鋼”[9],即發動鋼鐵大躍進。這樣,重工業和農業乃至輕工業之間必然失去必要的平衡,整個宏觀經濟就嚴重失調,最後只能是犧牲農業(農民)來發展工業。誠如同林毅夫博士所分析的:“因為政府優先發展工業,它就採取從重徵收的政策以養活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提供原材料,增加城市糧食儲量、以及出口糧食換取外匯……城市偏向的糧食分配體系,可能是嚴重的供給衝擊出現時中國饑荒發生的更本原因。”[10]

其次,毛澤東把這一世界大戰的準備期(或“趕超期”)預定為“十年”左右,完全是一種違反經濟規律的烏托邦式的幻想。無論是科學技術還是工農業水平,當時的中國和毛準備在未來的世界大戰中消滅的“帝國主義”、即歐美國家的差距遠遠超過了十年。更何況這些早已經工業化了的歐美國家還在發展,不可能停下來等中國來“趕超”。

最後,既然是發動全黨全民來搞大躍進、辦人民公社;“趕英超美”、準備戰爭,就必然要有一種全新的社會和組織形式。一方面,準備戰爭,當然是軍事化式的組織形式最為合適。另一方面,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打了大半輩子的仗,最為熟悉、最為得心應手的當然也是軍事化或半軍事化的組織和管理形式。此外,從當時中共中下層幹部的主要構成來看,軍隊複員、轉業幹部也佔了很主要的成份。而毛和中共領導人在發動大躍進時對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鼓吹和實踐,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軍事共產主義和“五風”的源起

1958年中國農村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可能是緣起於對3月11日河北徐水縣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在《人民日報》上的“苦戰三月,改變全縣自然面貌”一文的討論。但是,無論是該文本身、或者是接踵而來的河北省委的理論總結,都還沒有把它理論化和系統化到軍事共產主義的高度。但到了1958年8月4日,毛澤東到徐水縣視察中,推動人民公社化,徐水經驗的重點便開始向倡導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傾斜,還總結出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其結果是“全縣進一步實行軍事化,全部勞動力已編成2個團、191個營、666個連,有的鄉還給青壯年民兵發了槍支。”[11]在緊接著的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又利用徐水的經驗,公開倡導整個農村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軍事共產主義形式。他說:“蘇聯的軍事共產主義是餘糧徵集制,我們有二十二年的軍事傳統,搞供給制是軍事共產主義。我們在幹部中搞共產主義,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要受到影響。恩格斯說,許多東西都是從軍隊搞起的,確實如此。許多東西從古就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我們共產主義也是從軍隊首先實行的。中國的黨是很特別的黨,打了幾十年仗,都是實行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有的地方採用軍事組織——師、團、營、連,有的地方沒有,但‘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紀律化’,這三化的口號很好。這就是‘產業大軍’”。[12]

為了給這個新的社會和組織形式製造公共輿論,毛澤東還積極推動有關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問題的大討論。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橋就被授意發表“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提出:“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生活,標誌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作風,毛澤東的思想作風,在億萬人民中已經扎了根,開了花,結了果。而這種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起來的、經過戰鬥鍛煉的軍隊和人民,是無敵於天下的!中國革命的全部歷史不是早已作了證明嗎?”毛澤東又立刻以“《人民日報》編者按”來加以推廣:“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於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於此,以供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13]

只要我們稍加分析,便不難發現這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組織形式和直接導致大饑荒的“五風”(即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的某種特殊的因果關係:

第一,既然軍事共產主義下的整個農村都變成了軍隊和兵營,那當然就不允許有私人財產。其實,毛和當時的徐水領導人張國忠等就興緻勃勃地討論過“進行共產主義教育,除生活用品外,關於房屋、樹木、羊群、自留地都要轉化為公有。”[14]毛澤東的倡導在《人民日報》上登高一呼,全中國自然應者雲集。這種軍事共產主義體制便成為“共產風”的禍源,在全國範圍內造成了數以億萬計的對財產和勞動力的惡性毀壞。以徐水為例,“在掃除私有觀念的影響下,有些村莊雞豬和樹木也歸了公,把鍋砸掉煉鐵,戶戶不冒煙,全去吃食堂,有些地方甚至連箱箱櫃櫃都歸公有。群眾的基本生活資料——住房也要拆除。縣委就曾在住房規劃中提出,全民所有的土房和破老磚房,一律在10月底拆完。據統計,很快拆除3.2萬間房子。”而共產主義的“新的居民點”又由於資金、材料不足無法及時建成,其惡果是搞得徐水農民住房緊張、流離失所。[15]研究大饑荒的著名學者楊繼繩說得好:“‘共產風’,實際是‘共’老百姓的產……由於‘共產風’與共產黨的最終目標——共產主義相聯繫,因而傳播最廣,最難糾正。”[16]

第二,在所謂的“政社合一”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口號下,軍事共產主義賦予了各級幹部在和平時期有戰爭時期的軍事指揮員的絕對權力,使他們直接能夠動用政府權力(如設立“勞改隊”)甚至國家機器(如武裝民兵),對不聽話農民甚至幹部進行任意的壓榨欺凌。“命令風”、“幹部特殊風”等自然應運而生,使大躍進-大饑荒那幾年成為中國歷史上酷吏最盛的時期。再以徐水縣委書記張國忠為例,“有群眾說:張國忠就是法律。1958年8月和10月,張國忠搞過兩次捕人高潮,並指示縣鄉村三級都成立勞改隊,下達捕人指標,限額完成。他還親自在漕河公社主持捕人現場會,一次即逮358人。……1958年,徐水縣共逮捕4642人,其中多為五類分子,有190人是生產隊幹部和黨團員。據西留營、南張豐、八一農場三個勞改隊統計,有30人捕後,死在勞改隊,其中包括兩名黨支部書記。”[17]關於“軍事共產主義”導致各級幹部對農民的殘暴管理,山東省監委在當時的一份絕密文件中承認:

近來也有某些基層幹部,命令主義的作風有所滋長,他們不了解組織軍事化的實質及意義,假借軍事化之名,用強迫命令、壓服手段去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趙振鐸於一九五○年假裝積極混入青年團,對黨、對人民時刻懷恨在心,在秋收秋種中,乘我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的機會,借工作名義,向群眾大施報復摧殘,他在兩個月的時間即親自打人三十二名。在他的影響下,全村有十名幹部打人五十四名。在刨地種麥時,強迫一些婦女晝夜在野外勞動,派民兵看守,不準回家。有一天夜裡,天氣很冷,群眾要求回家休息,趙振鐸將三、四十名婦女騙到一個屋裡將門鎖上走了,有些婦女因急於不能回家給小孩吃奶,在屋裡大哭。小孩因吃不到奶,再加生活照顧不好,有了病得不到治療,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死亡達四十八名之多(全村共四一○戶)。……該縣毛埠鄉野家宅村食堂主任趙明書,乘一個社員下地勞動的機會,就去強姦這個社員的妻子,因女方不從,被他扣押一天。壽張縣李堂村一個生產隊的支書,在翻地時故意多分給一個青年婦女土地,誰翻不完不準回家,晚上別人都翻完走了,他乘機姦汙了這個青年婦女。該縣付樓一個生產隊支書,強迫一個青年婦女的父親在晚上下地幹活,剩下閨女一人在家,被他強姦了。……據了解,在章丘、歷城、鄒縣、武城、寧陽、菏澤、昌邑等縣,都發現在人民公社內擅自成立“勞改隊”或“白旗隊”的現象,將一些幹活不積極或有其他缺點錯誤的人送進去,由民兵持槍監督,強制勞動。如寧陽縣姜家集人民公社,成立了“勞教所”和“人民糾察隊”,不到一個月,捕了五十二人,集中看押,其中有黨員三人,貧農三十一人,中農十一人,地、富七人。章丘縣鋼鐵一團、四團和官營鄉,不完全的統計,共有被扣押勞改的一一七人,其中貧中農佔百分之九十以上。[18]

第三,軍事共產主義還直接造成幹部的“對生產瞎指揮風”和群眾無法抵制那些荒誕不經而又日新月異的“浮誇風”。原因非常簡單:絕對的權力造成絕對的殘暴和腐敗。而由於所有資源都掌握在軍事化的領導者手裡,人們便不得不在恐懼中奉迎他們,以換取活命的資料。於是,說假話或跟著說假話就成為風行一時的必然了,皇帝新衣、匪夷所思的“高產衛星”便到處升空著。這一類的例子實在是不勝枚舉。

河南在大躍進-大饑荒中是一個重災區,罪魁禍首之一的省委書記吳芝圃在他後來的檢討里承認:“估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萬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絕大部分都集中在這些地區,單是信陽地區就佔一百多萬。受災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殘得家破人亡,幾乎人人帶孝、戶戶哭聲,有的整個村莊變為廢墟,令人目擊淚下。一年來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報八十餘萬頭,其餘農具、住房的破壞都很嚴重。”究其原因,他認為其“一是軍事共產主義的觀念”。他檢討說:當時錯誤地“覺得人民公社的許多具體辦法都是中國革命戰爭中人民武裝的優良傳統在農村的普遍化,實質上是認為軍事共產主義在農村中是可行的,認為中國農民的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會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提早實現。”[19]

對於中共倡導的軍事共產主義式的人民公社的實質和惡果,今天的學者已經有過許多精闢的論述。如林毅夫博士在1990年就曾用博弈論的方法說明:人民公社式的“農業崩潰的主要原因在於剝奪了農民退社的權利。組織形式的這種轉變使農民的激勵結構發生變化,從而破壞了農業生產”。[20]又如高華教授在1998年也曾指出:“大躍進雖為一場烏托邦運動,但在落實、鞏固、強化國家權力方面卻絲毫沒有浪漫主義色彩。毛澤東的空想烏托邦雖未能實現,但全國已成為一座大兵營。”[21]

但這裡我們必須要補充的是:當年就有民間的有識之士對此作了入木三分的剖析。六十年初,和北大著名右派學生林昭一起組織了所謂“求索右派反革命集團”的蘭大歷史系學生張春元[22]就做過這樣的分析:

當前農村的巨大變化之一,就是農民的貧困和破產,農村中出現了新興的階層——農村無產者。這個階層的出現是由於當代統治者實行反動透頂的各種農業政策的結果。首先,在農業集體化的口號下,殘酷地、變相地把農民的生產資料如土地、耕畜、農具、種子等間接地進行控制,對農民的生產所得如糧食、油料、棉花等千方百計地進行掠奪,尤其是人民公社化以後,大大地加速了廣大農民向農村無產者過渡的進程,在這個所謂“通往共產主義橋樑”的帷幕後,使廣大農民瘦骨嶙嶙、嗷嗷待哺;使廣大農民處於“國家”奴隸與依附者農奴之間的地位,從物質生活到人身自主都得依靠當代統治者的賜予。當代統治者還玩弄著亘古未有的愚民政策,把自己扮演成農民利益的唯一、真正的代表者,在農村,用分化、利誘、脅迫、強制等手段,把農民用軍事組織形式編製起來,加強統治,扼殺與堵塞了農民在遷居、就業、外出謀生的起碼要求和道路,在人身自主與自由方面沒有絲毫權利,給農民戴上了無形的枷鎖,烙上了奴隸的烙印。[23]

如果說這裡還可以做一些補充的話,那麼從黨國對農民的糧食戰爭的角度,還可以把失去了土地、糧食、牲畜、工具、房屋和一切私有財產的農民理解為是這場戰爭中失敗的一方。從1953年反“統購統銷”到1957年反“合作化”,儘管在和強大的國家機器的糧食戰爭中,中國農民進行了連續不斷的抗爭,但他們還是不幸失敗了。而1958年始的大躍進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組織形式,其實質不過是對淪入失敗者地位的千百萬農民的更嚴格更殘酷的戰俘營式的管理罷了。

最近,根據國內和杜潤生一起在八十年代寫杜的自傳的高王凌教授透露,毛澤東早在1950年代初就通過陳伯達向主管中南地區土改的杜表示了他心中的農民的未來“就是如何組織農業的‘產業軍’了”。這甚至使杜潤生大吃一驚地感到,其實是一種“勞動營”。[24]而大躍進中他一再倡導的軍事共產主義,正是他建國初期的宏圖的一種實踐罷了。

造成大饑荒的兩個直接原因

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曾提到過他的軍事共產主義區別於列寧在1918年夏至1920年底蘇俄內戰時實行的軍事共產主義或“戰時共產主義”,他認為:“我們有二十二年的軍事共產主義生活,不發薪水,與蘇聯不同,蘇聯叫餘糧徵集制,我們沒有搞,我們叫供給制”。[25]這裡,我們且不論蘇聯的“餘糧徵集制”和中共糧食政策的異同,但不能不提及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一大中國特色——在“供給制”的分配體系下的全國性的農村公共食堂制度,這又確實是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中沒有的。而這一中國軍事共產主義的怪胎,已經被眾多的中外學者認為是造成大饑荒的“直接原因”、並扮演了“謀殺性的角色”。[26]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二十一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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