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美國學者文貫中教授研究非常到位並系統。他採用現代統計學的方法指出：1949年以來中國農村的糧食供應其實已經「極為脆弱，許多地區的農民必須用糠菜半年糧的辦法才能維持生存」。但在人民公社化初期的農村供給制下，公共食堂先是「突然提倡吃飯免費」，「提前消耗了1958年秋收帶來的大量糧食，使青黃不接時期提前在1958年的冬天」，「因而觸發了糧荒在部分地區的蔓延」。接著，公共食堂制度又急劇地加速了饑荒的發展。首先，「隨著食堂的建立，農民已經被剝奪了在自己家中擁有食物的權利，也沒有準備和消費食物的權利。當饑荒蔓延時，公社可以名正言順地對農民的住家突然襲擊，搜索他們歷年積存的餘糧。」其次，「食堂實際上成為一種控制農民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農民的最主要的勞動所得，是以供給制的方式提供的，即不論干多干少，干好干壞，農民在食堂里吃的是一樣的伙食」。最後，「儘管食堂不再實行農民敞開肚子吃飯的政策，因而不可能再有1958年下半年的大規模糧食浪費，但卻提供了另一種更為不公正的浪費機會。由於全體農民的口糧已經集中在食堂的倉庫中，而倉庫的鑰匙又掌握在公社幹部的手中，當饑荒發生後，作風不正的幹部獲得了貪污，腐敗，侵吞農民口糧的最大便利。」[27]
其實，這一軍事共產主義視角有助於我們理解毛澤東在大躍進-大饑荒中對公共食堂不遺餘力的倡導和反反覆覆的堅持的原因。很簡單，既然毛澤東想把整個中國農村都變成一個「兵營」，從軍事化的角度，當然不會允許「士兵」們在「兵營」里有自己開伙的自由。毛澤東對此曾引用過中國「奴隸時代」的「軍隊發明」說：「武王伐紂，實行三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那時打仗，從陝西到豫北，能各人自己起伙了？……為什麼公共食堂軍隊能搞得，鄉村就搞不得？」[28]縱觀這一場自統購統銷以來的國家對農民的糧食戰爭，其要害是爭奪對糧食的買賣權、分配權和使用權。如果說國家的統購統銷和農業合作化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糧食的買賣權和分配權，它畢竟還給農民留下了對自己口糧的使用權。直至公共食堂——這一中國特色的軍事共產主義體制的濫觴，才徹底地剝奪了農民對自己口糧的最後使用權。甚至，全國各地都因辦公共食堂而沒收了農民的鍋碗飄盆，剝奪了他們的燒飯權。其悲劇性的結果是：中國農民最大的悲劇在於作為糧食生產者，竟被迫與他們的產品——糧食產生了越來越遠的距離；而生產出食物的中國廣大的農村，竟最後成了饑荒最嚴重的地方。
香港大學的荷蘭學者馮克教授在分析大饑荒的非正常死亡時認為：「1958-1962年間，粗略估計有6%到8%的死者是遭酷刑致死或直接處決的——僅這一項至少有兩百五十萬人。至於其他受害者，有的是被有意剋扣食物而餓死的，還有許多死於衰老病弱或喪失勞動力——因為不勞動就無法得到維持生命的食物。被故意整死的人，有的因為富裕，有的因為幹勁不足，有的因為直言不違，還有的僅僅是莫名緣由不討食堂掌勺人的喜歡。」[29]如果我們可以就此作一點細節上的補充的話，那麼這上百萬的農民的非正常死亡都和幹部利用食堂對農民「扣飯」（不准吃飯）和他們自己的貪污腐化、多吃多占有關。這裡僅舉一例以窺全豹。在甘肅餓死了近百萬人以後，中共中央派汪鋒取代了闖下大禍的張仲良出任省委第一書記。汪峰在對幾個食堂做了細緻的調查後，直接給毛澤東寫了如下的慘不忍睹的信：
群眾對食堂真是怕極了，恨透了。群眾說：「交朋友交個管理員，吃饃喝湯不作難」；群眾說：「炊事員的肚子，飼養員的熱炕，隊長、管理員沒定量」；群眾說：「勺把子上有刀子」；群眾說：「食堂是飯廳(打飯的地方)、法庭(灶管人員不顧群眾困難，甚至打人、罵人態度惡劣)和花廳(隊長、管理員專找漂亮年輕的婦女作炊事員，就在食堂里亂搞)。」例如，六隊隊長馬培繼和食堂管理員拜景義，貪污多占，剋扣社員口糧，利用社員口糧誘姦、強姦婦女13人之多；1960年在這個食堂吃飯的共死了39人。群眾對這些事情憤恨最大。這兩個食堂已成為破壞社會主義、阻礙生產發展和黨群關係中的疙瘩了。[30]
現在，我們可以來粗略地比較一下列寧戰時共產主義的「餘糧徵集制」和毛澤東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異同了。「餘糧徵集制」，顧名思義就是在戰時用法律的形式規定農民交出剩餘糧食支援戰爭。應當一提的是：這一戰時共產主義的實行在蘇俄只有兩年多的時間。而列寧一直認為這是一種戰時的「臨時辦法」。他還公開承認：這一制度「阻礙了生產力發展。它是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天遭到嚴重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的主要原因」。[31]為此，列寧領導了從軍事共產主義向相對自由的「新經濟政策」的戰略轉換。他很快以正常的糧食稅代替了餘糧徵集制，同時恢復商品經濟，肯定商品和貨幣的作用。開放市場，允許私人自由貿易。[32]和蘇俄從軍事共產主義向新經濟政策的轉換相比，中國的糧食政策走的卻是一條倒行逆施的路徑。首先，和1918-1920年間的蘇俄相比，大躍進時的中國並不處於戰爭狀態。而毛澤東卻要整個中國僅僅為了他個人狂想中的未來十年的「世界大戰」去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其次，1949年中共建國以後，就已經處於蘇俄式的「新經濟政策」之中（用中共的專用名詞來說，叫「新民主主義經濟」）。而1953年開始推行的統購統銷政策其實就是「餘糧徵集制」的中國翻版。到大躍進期間，毛澤東又準備倒退到更原始的軍事共產主義，否定商品經濟，封閉自由市場，取消按勞分配。就糧食徵集而言，中共又通過由高估產和「高產衛星」引起的惡性高徵購，把這一政策發展到了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錯誤巔峰。使之成為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在千百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中扮演「謀殺性角色」的另一直接原因。
和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相比，大躍進的軍事共產主義還經歷了一個從「鬧劇」向「悲劇」轉換的令人啼笑皆非的過程。如同我們在分析統購統銷時所闡釋的：對農民的糧食徵購的量首先是根據國家的估產的。大躍進以前的國家徵購已經建立在不合理的高估產的基礎上，而大躍進中的層層吹牛和「高產衛星」更直接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既然每個社隊的糧食產量都是火箭式的上升，那麼對國家的貢獻也就應當成倍增長。於是就開始了竭澤而漁、橫徵暴斂的高估產和高徵購。例如，大躍進中國家對1958年糧食產量的估產達8000億斤，而後來核實的1958年的糧食產量其實只有3953億斤（這一數字都可能有很大水分），竟高估到4047億斤之多（達102.3%）。再如，四川1958年實產糧食為224.6億斤，但估產卻達到390億斤之高（達173.6%）。[33]因為浮誇吹牛，從1958年到1959年國家大大提高了徵購指標，有些地區達60%之高。誠如《四川省志•糧食志》指出的：「從1959年起，農村留糧節節下降，每人平均只有100多公斤，造成多種疾病發生，大量人口外流和非正常死亡」。[34]這樣，農民還有什麼「餘糧」可以維持生命？在大饑荒年代中常常出現這樣不可理喻的矛盾場景：生產了糧食的農民活活就餓死在國家徵購了他們產品的糧倉外——輕浮的牛皮造成了沉重的謀殺。總的來說，1958年是一個舉國上下大吹共產主義牛皮的一年。在農村每天發射的高產衛星中，不但出現了千斤畝、萬斤畝，甚至出現了十萬斤畝、二十萬斤畝。然而，正是這些狂熱的大躍進的牛皮吹出了致命的災難。
造成大饑荒的原因是綜合性的。但如果沒有毛式軍事共產主義的公共食堂制和高徵購這兩個直接原因，饑荒雖然也可能發生，但絕不會以如此巨大的規模造成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要知道：饑荒並不一定等同於死亡。相反，一些體制性錯誤的糾正卻可以幫助農民很快渡過饑荒、減少死亡。1961年，經歷了3年饑荒的中國農村的人均糧食消費量已經到達了最低點。但是在中共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中終於規定：「在生產隊辦不辦食堂，完全由社員討論決定。凡是要辦食堂的，都辦社員的合夥食堂，實行自願參加、自由結合、自己管理、自負開銷和自由退出的原則。……社員的口糧，不論辦不辦食堂，都應該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口糧分配到戶的辦法，可以在收穫後一次發，也可以分期發。」[35]幾乎是頃刻之間，除個別地區（如四川），全中國農村的公共食堂即呈一鬨而散、土崩瓦解之勢。農民重新掌握了對自己口糧的使用權，加上自留地的恢復，饑荒和死人現象竟奇蹟般地開始消失。作為一個有力的反證，堅持錯誤，拒不解散食堂的四川，1961年又繼續了很高的非正常死亡率。[36]
糧食戰爭的種種新形式
在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已經可以發現大饑荒是一系列體制性的錯誤——如軍事共產主義的社會和組織形式——的後果。但創造了這一體制的毛澤東個人除了在戰略上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外，還有非常具體的「戰略戰術」的獨創。而這些獨創用的無一不是他熟悉的戰爭語言和模式，也無一不給中國農民帶來極大的災難。
毛的第一個創造是「插紅旗，拔白旗」。[37]顧名思義，「插紅旗，拔白旗」這是戰爭中山頭攻堅戰的命令。如同他在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上解釋的，在農村主要是針對主張「反冒進」思想右傾的幹部和群眾。毛的命令一下，各地農村中那些反對大躍進，尤其是浮誇風的幹部群眾全部遭了殃。悲劇性的結果是：哪裡「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哪裡最後餓死人就最多。甘肅通渭縣，是比較早發現大饑荒的重災區，全國有名的「通渭問題」。從1959到1961年，全縣近30萬人中餓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信陽事件」的八分之一。究其禍源，就在於執行了毛的「插紅旗，拔白旗」。該縣1958年的「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共拔白旗565人（其中縣機關幹部3人，公社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6人，作業隊以下幹部485人，黨員幹部304人，團員幹部114人，群眾幹部147人），占當時幹部總數的12.5％，受到黨紀處分的，開除61名，留黨察看20名，撤職3名，嚴重警告14名，警告4名，計102名，行政撤職處分的463名。」在1959年「複查」中就證明：絕大多數是打擊了所謂「思想右傾」的一些好幹部。[38]整個甘肅省，當時在「插紅旗，拔白旗」等運動中打了130多個「反黨集團」，基本上把比較實事求是的幹部全作為「白旗」拔掉了，而製造出來的高壓和恐怖氣氛必然造成好幹部倒台；中（等）幹部學壞；壞幹部更壞——大躍進-大饑荒期間的酷吏就是這樣被製造出來的。
毛澤東的第二個創造是「先下手為強」的糧食徵集戰術。195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在上海開政治局會議。因為當時全國性的饑荒已見端倪，農民為保命而在收割後拒交高徵購的糧食。當與會者匯報講到「全國都是豐收的，只有黑龍江、吉林、河南、冀、川、湖南、上海、北京市等糧食收起來了，他們是趁熱打鐵，抓緊收購」時。毛澤東說：「為什麼別的省未收起來？請各省學河南的辦法，先下手為強，後下手遭殃。這是一大教訓。」毛還說：「糧食收購不超過三分之一，農民造不了反」。[39]
什麼是為毛大加稱讚的「先下手為強」戰術呢？簡單地說就是「就地收割、就地徵購、就地入庫、就地封倉」。據當時主管農業的譚震林解釋道：「在徵購工作上有一句成語是『先下手為強』。這個話對我們來講，我們應該把握這個作工作。中央部門、省、地、縣委第一書記應該懂得這個道理。就是說先把糧食抓到手，把糧食抓到手裡面我們就主動了。去年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把糧食抓到手的省，在糧食工作上就很主動。沒有抓到手的就很被動」。但是譚震林又非常心虛地說：「『先下手為強』這句話，只能在地、縣的第一書記中講，給地、縣委的其他部門和下面幹部不要講。因為講了很容易被誤解。」[40]為什麼呢？因為這是明擺著的搶劫農民的口糧。原「貴州事件」中被作為替罪羊拋出來的金沙縣委第一書記趙廣玉在後來的揭發中說：「我也打電話貫徹了這一指示。實際上當時有不少高山及晚熟作物尚未成熟，但下邊為了完成任務也就硬性收割，而省委又指示邊收邊入倉，先下手為強，把徵購任務抓到手裡再說。因此就造成了重點區、鄉、交通方便的區鄉、重點產糧的區鄉，收的多入倉多，以此數來抵當時未收割或糧食不易集中的高山地區的任務，因此產糧區死人也就比較多。」[41]
當然，並不是所有的高級幹部都贊成毛的橫征惡斂的，甘肅省原財貿部部長張天珩就公開批評說：「不能先下手為強，拿來再說，先下手是好的，是要把口糧安排好，否則先下手也不強，拿回來還得送回去，這幾年農村回銷由二點九億斤到三點九億斤，逐年上升，今年最大，在政治上、經濟上造成很大的影響，結果是虛假的，今年如何下最大的決心，按計劃安排下去，不能單純的為了任務，不能不考慮生產、口糧，不能不安排好再收，今年浮腫病不比去年少，今年再這樣這不得了」[42]但是在廬山會議後，張即刻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並被反覆批鬥。
毛在1959年倡導的「先下手為強」的戰術並沒有解決中共急需的糧食問題，因為事實上不存在大躍進和大豐收。相反各地的糧食收成早已經被竭澤而漁了。於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又在1959年秋冬到1960年春在全國發動了一場「反瞞產」的「人民戰爭」。例如，河南信陽地區是「先下手為強」征糧戰術的發源地，廬山會議後發展成了架上機槍、開「萬人大會」來向農民逼糧的程度：
萬人大會是去冬今春固始反瞞產運動後期採取的一種特殊手段。這種形式是郭陸灘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李西振（縣委書記處書記）同志為了進一步貫徹反瞞產大搞群眾運動親手創造的。李西振同志為了使他這一創舉，得到落實，親自在橋口大隊主持召開了第一次萬人大會。大會的具體情況是：會前布置大會內容，以糧食為主，實物兼顧，人人不空手，個個帶實物，空手不能進會場，並在會議布置了崗哨，台上架著機關槍，李親臨大會講話，先講形勢，後講大豐收，並指責說：「現在有很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相信大豐收，徵購完不成全是思想問題，在糧食工作中要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堅決打擊富裕農民興風作浪，糧食工作要抓狠、抓緊、抓深、抓的透，捨不得孩子打不住狼，要先下手為強，爭取主動，要親勸親，鄰勸鄰，相好的要勸知心人，要為國家爭光，要堅決拿出糧食」，並批評群眾說：「翻了身忘了本，當了幹部忘了國家，誰說沒糧食就是刮西風，反對大豐收，要不要社會主義，要不要人民公社」，恫嚇群眾，並號召群眾，誰報的糧食多當場戴花，誰報不出糧食當場扣押，採用三個十年回憶對比的方法提高覺悟，報出糧食，黨員要以黨性保證。李講話後，組織獻禮，沒有獻禮的組織生產隊長互相鬥爭，鬥到最後，並以思想頑固，瞞產私分的罪名當場扣押18人（大部分是生產隊長）。由於李西振採取了上述錯誤手段，給黨在群眾中造成極大影響和損失。玄中大隊支書葛大發說弄的我們大隊五光：糧食、種籽、口糧、飼料送光，家畜家禽搞光，農具家具燒光，破銅爛鐵賣光、地里野菜挖光。社員餓的昏的昏，倒的倒，死的死，家破人亡，年青人上拐杖，年老人不下床，群眾反映說：「萬人大會是殺人會」。這種錯誤作法，不僅沒有及時阻止和糾正，反而得到地委路憲文在電話會上表揚。縣委楊守績不僅表揚，並在全縣範圍內組織推廣。[43]
除了這種在當年被稱為「大兵團作戰」的方式外，全國各地還普遍地出現了對農民「武裝征糧」和「刑訊逼糧」的大規模暴力現象。其結果是這一時期成了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最為慘烈的時期。這一類的檔案記載實在是不勝枚舉，這裡僅舉河南商城的「反瞞產」運動的簡要過程來一窺全豹：
九月下旬，晚稻剛剛割完，就在全縣開展了大規模的反瞞產運動。……
十月四日縣委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開展反瞞產鬥爭。會上批判了糧食「低產論」，提出徵購任務不完成，幹部不准回家。凡是正直的、說實話的幹部，都要被鬥爭。參加這次會議的共1246人，就鬥爭了262人，占到會人數的21%。鬥爭的辦法有：摘帽子、罰站、開「彎腰會」、「炒鹽豆子」、揪耳朵、拔頭髮等。共鬥爭了七天，直鬥的人人自畏（應為危），不敢說真實話。
縣委作出模樣後，要求各公社仿形。……隊隊都開會，隊隊都鬥爭，一斗爭，就摔、損、捆、綁、吊、打、直至打傷、打殘、打死。
在進行反瞞產的同時，就發現不少食堂停伙。……全縣十月下旬停伙的有1539個食堂，占食堂總數的40.9%，有13萬6500多人吃不到糧食，占總人口的33.1%，發病約3萬5000人左右，占總人口的8.5%，死亡約一萬人左右，占總人口的2.45%。
十一月上旬，全縣各公社都發現有食堂停伙、浮腫病、死人問題。這時縣委……到處點反瞞產之火，到處鬥爭幹部、鬥爭群眾，對群眾進行翻箱倒櫃的大搜查。……見煙就搜，見吃就鬥，一直鬥到不少地方家家戶戶都不敢點火冒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