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聽過安陽師範學院？就算你本來不知道，只要你常常觀察大陸的網絡輿論，最近大概也知道這間學校的威風了，因為有人說它原來比哈佛大學還要厲害。
在《論安陽師範學院強於哈佛大學》這篇在知識圈裡傳得很廣的文章當中，作者分別從學校的歷史之悠遠，占地規模之廣大，學生人數以及研究科所之單位眾多等好幾個方面提出論證，說明安陽師範學院為什麼比哈佛大學還要好。除此之外，作者還提出了兩個非常特別的觀點。第一，是「安陽師範學院是我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公立大學，哈佛大學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私立大學，兩種國家的性質決定了安陽師範學院地位必然高於哈佛大學，這是誰也無法抹殺的」。第二，「兩個學校不同的校訓預示了兩個學校未來的命運。安陽師範學院的校訓是『勤奮創新，為人師表』，讀起來朗朗上口，一種朝氣蓬勃的社會主義優越感。而哈佛大學的校訓是『以柏拉圖為友，以亞里士多德為友，更要以真理為友』，哈哈，聽起來是不是有一種暮氣沉沉的感覺」。
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在搞笑的這篇文章，據說是「安陽師範學院思想政治理論學專業本科生的畢業論文，答辯現場所有審核老師都起立鼓掌，並且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但是安陽師範學院很快就發表澄清聲明，譴責這是一條完全虛構的消息，並將保留以法律追究原作者侵害學校名譽的權利。那麼這篇東西的原作者到底是誰呢？有人查證，發現它是早在2006年就在網絡論壇上流傳的一段帖子。那陣子，其實還有不少人仿照這篇文章的風格，寫出了《論江西財經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理由》、《浙江工業大學遠遠強於哈佛大學》等大量胡鬧的東西。而這些文章在十多年後的今天，竟然全部重新浮出水面，傳來傳去，又火了一把。為什麼十幾年前一批諷刺當時大陸高等教育界的網絡帖子能夠輪迴翻生？除了是它們所諷刺的現象依然存在之外，我覺得可能還有另一個原因。
且看在這批文章當中不斷被抄來抄去的這段話：「我們承認哈佛大學在世界上名氣大於安陽師範學院，但這是由於美帝國主義的媒體掌握著話語權，有意壓制安陽師範學院的結果，我們相信通過全體校友在網絡上的宣傳，我們一定可以讓世界人民認識並喜歡安陽師範學院」。這段話你聽了是不是覺得十分熟悉？因為它的邏輯是我們今天無論在任何一個領域都能遇到的。中國的經濟模式有問題嗎？它真的比不上西方已開發國家嗎？如果你真的這麼認為，那是因為你已經被西方人的價值觀和媒體宣傳洗了腦，失去了對我們國家獨特經濟道路的自信。接下來，我們該做的不是在學理和實際效果上檢證哪一種經濟模式更加優秀，而是加強我們的「話語權」，一方面對內向國民反洗腦，一方面加大資源對外宣傳。如此持續下去，中國經濟模式之優秀，自然會成為舉世人民的共識。所以大家對我們的經濟道路要有自信。不僅如此，在文化和政治制度上面，我們也都該依照同樣的推理模式，培育出類似的自信心。難怪有在大學教書的朋友，看了這批重新出土的文章之後，笑稱自己也忽然有了「第五種自信」。
上面這種邏輯的關鍵詞當然是「話語權」，現在重看十三年前那堆笑話，我才赫然發現，原來「話語權」這個名詞在中國已經流行了十幾年。但到底什麼叫做「話語權」？它明顯不是傳統中文，但也無法簡單對應任何一個西方學術名詞。按照這三個字背後的思考理路，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它應該源自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人文社會科學思想當中的「話語轉向」，有點類似英文當中的「discursive power」。
果然，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的官方網頁上，都能找到它的定義：「話語權本身是個外來詞，翻譯自英文的『discourse power』『power of discourse』或法語詞『pouvoir du discours』。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在1970年就職法蘭西科學院院士時的演說《話語的秩序》中最初使用了『話語權』一詞，這裡的『權』即權力（pouvoir），與他『知識就是權力』的思想是相一致的。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話語權』一詞的本質。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即通過話語來獲得權力，它與軍事、經濟等物質性權力一樣，本質上都是一種『權力』」。
我曾有好幾年耽讀福柯論著，沒想到竟然在中國最權威的官方網站上面都能夠看他的思想介紹，真是又驚又喜。但為什麼國新辦的官網上會這麼詭異地登出一篇介紹福柯觀點的文章呢？答案就在同一篇文章裡面的這幾段話：「要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打破『西強我弱』的國際話語權基本格局，需要有戰略性籌劃和合理有效的政策措施。而在理論上對國際話語權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則是推進國際話語權建設的基本前提」。「當前中國與西方的國際話語權競爭最為尖銳的矛盾都集中反映在政治領域。因此，政治話語權應該是當前中國國際話語權建設的核心，其中學術話語權更是基礎。新近的『文明衝突論』『歷史終結論』『霸權穩定論』『亞洲再平衡』等，都是與西方學界相關聯，對來自西方的話語攻擊和西方學界命題的挑戰，中國也要注重從學術上予以回應，才更有說服力，才能更好贏得話語權。所以，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話語權的基礎性意義不容忽視」。
同樣道理，近年「新清史」潮流對現代中國的認識和疆土界定產生了一些衝擊，所以連《人民日報》這樣的報刊都忽然關注起非常硬核的學術研究，提出要「牢牢把握清史研究話語權」。於是連包含學術研究在內的所有爭論，就全都和話語權的把握跟建構拉上關係。
好幾年前，我還稍微認真地寫過一些小東西，討論「話語權」這個學術概念被移植到中國之後所產生的誤用和濫用。但是現在我已經不會再那麼認真地去看待這些東西了，對于越演越烈的話語權潮流的最佳回應，可能就是那批論證××大學強於哈佛大學的文章。「話語權」這個本來有點深澀的西方學術概念，能在中國這麼大行其道，大概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有一個很「後現代」的頭腦沃土。例如每個大陸學生都學過一點的「辯證法」，就被簡化推廣成一種凡事都要一分為二的觀看角度。你不能夠總是說文革不好，因為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在關注文革的負面效應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它的積極面。推而廣之，就連納粹德國，我們也都該看到它好的那一面。就像我們香港人很愛講的一句廢話。什麼事情都只是「觀點與角度」罷了。於是對於一件事物的判斷（不管那個判斷是真理的，道德的，還是審美的），就都不會有任何標準可言，純粹依賴於你所處的位置和角度。在這種粗俗版本的辯證法基礎上，加上實力的向度，自然就會得出我們今天所理解的話語權了：你有道理，就只是因為你有說話的權力，而且音量夠大；真理只是實力的結果。
2019-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