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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酷愛讀書推崇傳統文化 告誡警惕共產主義認清蘇俄本質

「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人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由於蔣介石日記向學界開放,人們對蔣介石讀過哪些書,愛讀哪些書都有了一些了解。作為近代中國一位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蔣介石的閱讀習慣、閱讀方式、閱讀取向、閱讀偏好以及閱讀反應等,均值得人們去探討。蔣介石不僅數十年持之以恆地讀書,也數十年持之以恆地寫日記,其閱讀書目和讀書感懷常記載於日記中。這為人們研究其閱讀史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蔣介石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但他本人卻酷愛讀書。蔣介石一生總共讀過多少書,自然難以查考。1920-1940年代的蔣介石日記顯示,一般每年約讀書10種左右。1920年代看書較多,多至20餘種;1930、1940年代看書漸減,一般在10種以內。蔣介石的讀書習慣不是快速的泛讀,而是緩慢的精讀。讀每一本書他都要從頭至尾讀完,少有中輟。其中有少部分書是常年反覆讀,讀三五遍甚至更多遍(《聖經》等宗教經典更是日常誦讀)。據粗略統計,1919-1945年間,蔣介石日記所記的閱讀(含請專家講讀)書目近200種,其中中國古籍(經、史、子、集)80多種,新書(清末民國時期所著譯)100多種。考慮到蔣介石未必將所有閱讀過的書都記於日記中,其實際閱讀數量可能要更多一些。

蔣介石所閱讀的書籍,新書的總量看似超過古籍,其實蔣介石讀古籍的時間居多,因很多古籍是反覆閱讀。蔣介石好看古書,讀古文,1932年9月15日的日記中規定自己“每日早晨必看古書一篇”。蔣介石不僅自己讀,還要求他的兩個兒子讀。蔣介石經國1937年從蘇聯回國後,蔣介石給他布置的首要任務即是讀古文。

1905年科舉廢除後,蔣介石先入保定軍官學堂,繼入東京振武學校學習軍事。民國初年,又一度遁跡東京。據蔣介石的年譜記載,在日本留學和流亡期間,除與軍事相關的教材外,主要閱讀王陽明、曾國藩、胡林翼三人的文集。清末民初留學日本的中國青年,如梁啟超那樣“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狂飲大嚼、目不暇給者,只是一部分,可能還是小部分;多數人其實仍保存中國傳統讀書人的觀念、心態和閱讀偏好。這批人在童蒙時期完全接受舊式教育,幾乎剛邁出私塾之門,便登上了出洋之舟,出國之際,隨身攜帶著大批的中國古籍,如胡適初入美國康乃爾大學時,課餘讀的是《詩經》、《爾雅》、《老子》、《墨子》等書。只是胡適的閱讀偏好在留美不久以後就很快“西化”。蔣介石雖然留學日本,卻依然保守著傳統讀書人的閱讀偏好,而且終身不渝。

蔣介石閱讀中國古籍,經書是其首選。經書基本上在儒家經典之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蔣介石讀經書,多是反覆讀。尤其是《大學》、《中庸》,少年、青年、中年時期均有閱讀。1934年9月,蔣介石在廬山給受訓的軍官將領專門講解《大學之道》。他憶述其青少年時期讀《大學》的經歷說:“我回想以前幼年時候,先生教我讀《大學》《中庸》,不知道背誦過多少遍。我到十八歲的時候,……先生從新要我再讀這一本《大學》……到了二十八歲的時候,總理(孫中山)為我們講明《大學》一書的價值,我重新又來看。”他最終得出的結論是:“《大學》之道,乃是人們中國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大學》這部書,將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羅無遺,發揮盡致。可說其是由內在的德性之修養,到外發的事業之完成,為一貫不斷進取開展的過程……我們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大學》一書,把個人的內在修省以及向外發揚的道理,發揮到了極致,可以說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於此。”同樣,蔣介石對《中庸》也推崇備至。蔣介石日記中,多處記錄讀《中庸》的感想。1936年3月,蔣介石在南京陸軍大學專門講解《中庸要旨》,認為“《大學》以格致誠正為本,而《中庸》一書,亦以慎獨存誠的‘誠’字為體,……《中庸》是‘本體論’,而《大學》則是‘方法論’,乃是我們中華民族四千年來古聖昔賢遞相傳習的‘道統’”;並稱“我們如果能細心研究《中庸》一書而得其要旨,則立身處世,便可以受用不盡,也可以說是已得我國古代哲學之精義而無待於外求了。”

蔣介石對《大學》、《中庸》的解讀,均是以立身處世和修身養性為基點。雖然認為《大學》之道,蘊涵著政治的基本原理,是中國古代最基本的政治哲學,其實也是從“修己治人”立論,先加強個人的內在德性修養,然後對外發揚而及“治人”“治國”。蔣介石反覆強調,《大學》《中庸》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由修身做起,最終以“平天下”為目標,是中國固有政治哲學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實之處,為外國的政治哲學家所不及。

除了《大學》《中庸》,蔣介石所選讀的其他古籍,亦多是中國古代聖賢“內省修德”之作。蔣介石邊讀邊反省自勉,甚至直接用作戒懼自己個性的藥方。

除了修身進德,蔣介石閱讀中國古籍的另一個重要的實用目的,是要從中探尋軍事謀略與政治治術。蔣介石閱讀軍政謀略與治術方面的書籍,主要集中在1930年代前半期。這個時期,蔣介石面臨地方實力派和蘇共的嚴重挑戰,國民黨內派系鬥爭十分激烈,自身權位尚未穩固,急需從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典籍中尋找治國平天下的秘方。

《孫子》一書是蔣介石閱讀次數最多的古籍之一。1930-1937年間,蔣介石日記中幾乎年年都有讀《孫子》的記載,且每有嘆為觀止之慨。蔣介石讀《孫子》強調學以致用,從中汲取軍事謀略與治兵之術。

在中國古代諸子百家中,蔣介石對《管子》和《韓非子》也十分推崇,認為《管子》一書“乃窮古今政治學之精理”,“此書之於政治學,猶孫子之于軍事學也”,並認為“學政者,不讀管子,而惟新書是求,未有其能也”(蔣介石日記,1934年2月17日、3月6日)。1939年,蔣介石指定“幹部應讀書籍”時,將《管子》列為首選(共11本)。

蔣介石閱讀《韓非子》的時間是1936年西安事變前夕,對該書的讀後感是:“此書實政治哲學之精者,為首領者更應詳究,而余之心理無一不合也。”韓非提出“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蔣介石十分推崇這位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者,並認為自己的很多想法與韓非暗相契合。

與《韓非子》同時閱讀的還有《墨子》。1936年西安事變被軟禁期間,蔣介石自稱“閱《墨子》自遣”,但日記中沒有留下閱讀《墨子》一書的感想。當時張學良看到蔣介石在讀《韓非子》和《墨子》,直言蔣介石的思想太古太舊。

除此之外,蔣介石也會從儒家典籍中汲取治術權謀。如1934年6月12日有這樣的文字:“恨不早習《禮記》,所謂元老……何能依賴!”這個時期,蔣介石對黨內元老多表失望甚至厭惡。可能是《禮記》中的相關論述使他有感而發。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初期,地方實力派各據一方,與蔣介石為首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禮。蔣介石試圖從清朝控制地方藩鎮的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如他看《聖武記》後發表了如下感想:“1928年11月16日:今日看《聖武記》第二冊完,前清對於藩鎮與封建制,似勝於歷朝也。觀此而嘆立國之難與駕馭之艱,可不戒哉!”

在中國古代政治家中,蔣介石對王安石和張居正情有獨鍾。王安石和張居正均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蔣介石讀王安石的文集,敬佩其變法的勇氣,認為中國要轉弱為強,也必須推出新制度。對於張居正,蔣介石十分推崇其“治術”,並認為自己的氣節、才情與機遇,與張居正十分相似。1936年2月,蔣介石要求政府各部長都要讀《張居正評傳》。3年之後,又將王安石和張居正的傳記和文集指定國民黨幹部的“應讀書籍”。

蔣介石愛讀古籍,並不意味著他不讀新書。蔣介石讀古籍,大多是常年反覆閱讀,沒有明顯的階段性,而看新書則不同,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興趣,而且很少重複閱讀。1919年新文化運動隨五四愛國運動而聲勢日張,已是33歲的蔣介石也多少有所濡染。當時中國知識界以辦雜誌、看雜誌為時髦,蔣介石也一邊“閱《新潮》、《新青年》、《東方雜誌》,揣摩風氣”,一邊讀《新村記》、《易卜生記》、《俄國革命記》等書,跟蹤新思潮。1920年1月1日,蔣介石在日記中預定全年的學課,除習俄語、英語外,“研究新思潮”亦列入其計劃。查1920-1923年間蔣介石所閱讀的書目,內有《杜威講演集》、《馬克斯經濟學說》、《馬克斯學說概要》、《共產黨宣言》、《馬克思傳》、《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等書。

五四時期,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風行中國。在這樣一種時代大潮中,蔣介石對馬克思的學說也產生了閱讀興趣。1923年孫中山派蔣介石赴蘇俄考察。正是赴蘇俄考察期間,蔣介石比較集中地閱讀了數本介紹馬克思學說及其生平的書籍。蔣介石游蘇回國後說:“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俄共政權如一旦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他在他的《蘇俄在中國》一書里交待:“在我未往蘇聯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人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危險。”

在蔣介石閱讀史上,另一引人注目之處,是對各國革命史及與革命有關的書籍,懷有濃厚的閱讀興趣。時間大約從1925年一直持續到1935年前後。蔣介石先後看過《俄國革命史》、《法國革命史》、《土耳其革命史》、《俄國共產黨史》、《俄國共產黨之建設》、《列寧叢書》、《革命心理》、《變亂與革命技術》等書。尤其是《俄國革命史》和《法國革命史》兩書,1926、1929、1931年多次閱讀。

他反覆閱讀各國革命史,並非認同各國革命的意識形態,而是力圖汲取各國革命成敗的經驗教訓,借鑒各國革命的方法與技術。1927年9月,蔣介石第一次下野後,計划出洋考察一年。他擬定的計劃中,其中一項是要去土耳其“學革命”。當然,他的這一計劃最終沒有實現。

南京政府成立後,蔣介石多次表示迫切希望閱讀和研究俄法兩國的革命史。如1928年9月22日日記寫道:“亟欲研究法國革命史與俾斯麥歷史一番,使有以法則也。”1932年4月3日日記又稱:“近日急思求學,而終未得暇,俄法革命史與國際情報學,非速看不可也。”1938年1月16日的日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看《土耳其革命史》,自覺智能學識之欠缺,忍心耐力之不足,所以遭此困厄也。”

蔣介石有時也會為了某一具體目標和計劃而閱讀。1932年蔣介石的閱讀經歷,即鮮明地表現出這一特徵。1931年的9.18事變給蔣介石以沉重打擊。1932年2月19日,蔣介石閱讀《日本侵略中國計劃》後寫道:“開卷有益,乃知吾人前日對外交之忽略而致有今日之失敗,悔無及矣,以後應每日抽暇看書一小時,而且對外交尤應注意也。”兩天之後,他又看到《日本侵略滿蒙計劃》,“益覺本身知識之淺,誤國自誤之罪也。”是年初夏,他請地質學家翁文灝講中國煤鐵礦業的分布,其中談到東三省的煤鐵礦業佔全國總量的60%以上,尤其是中國鐵礦80%以上為日本佔有。蔣介石聽後在日記中寫道:“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佔。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

也是在這一年,蔣介石請各方面的專家給他講課,內容涉及西方各國的政治制度、國際經濟形勢、蘇聯計劃經濟、各國統計制度、統計學、土地學、教育學以及中國礦產資源分布、幣制等專題,範圍相當廣泛。他在聽完西方各大國政治制度的介紹後,得出結論說:“余於政府則仿美國總統制,於立法則仿德國之三院制,於選舉則地區與職業制並重,於中央與地方許可權關係則仿法國制。”這雖然只是蔣介石的理想,但從中仍可窺見他的政治取向。

由於蔣介石不能直接閱讀西文原著,其閱讀範圍勢必受到限制。比如有關西方哲學思想、政治學說等方面的書籍,蔣介石的閱讀就十分有限,除五四時期接觸過馬克思和杜威的學說外,抗戰時期閱讀黑格爾,就要算是其閱讀史上值得一記的事了。1938年12月5日,蔣介石開始看《黑格爾辯證法》,隨後還將該書指定為“幹部應讀書籍”之一。為什麼突然對黑格爾的辯證法感興趣?在12月7日的日記中,蔣介石給出了答案:“革命鬥爭而不知辯證法方法論,如何能不失敗呢。”原來還是為了“革命鬥爭”的實際需要。蔣介石對黑格爾辯證法的閱讀興趣,前後持續了將近三年的時間。這對政治人物蔣介石而言,自是非同尋常。

持續三年的閱讀興趣,幾乎可以認定蔣介石在相當程度上認同甚至信仰黑格爾的學說。然而,1941年以後,情況又有所變化。1941年7月3日日記稱:“黑格爾矛盾學說,與中國陰陽消漲學說對比,乃知中國哲學為可貴也。”本以為他信仰了黑格爾學說,沒想到轉了一圈,最終仍回歸到中國傳統哲學。

1936-1937年間,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從前只知以豪傑自居,而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乃以聖賢自待而不願以豪傑自居矣。”應該說,蔣介石在不同時期的自我角色定位,大致有三:聖賢、豪傑、革命領袖。

蔣介石閱讀取向,基本上圍繞這三個自我定位的角色進行:要做聖賢,故重視進德修身;要做豪傑,故關注兵略政術;要做革命領袖,故對各國革命史有持久的興趣。與三大角色關係不大的知識性、消遣性、趣味性的書籍,甚少旁騖。

一個人的閱讀取向,既與其政治地位和社會角色密不可分,也與其時代環境、教育背景密切相關。1905年清政府下令廢科舉時,蔣介石已18歲。這意味著蔣介石的教育背景是在科舉時代奠定的。甚至可以說,蔣介石是中國最後一代舊式讀書人中的一員,亦因為此,他的知識結構、他的思維方式、他的志趣愛好、他的行為規範、更多地與傳統讀書人相近。

他對中國古籍的閱讀興趣明顯超過對新書的興趣。他對修身進德的刻意追求,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強烈認同,與革命先輩孫中山迥然有異。孫中山生前購置和收藏的西文書籍在1800種以上。當然,藏書未必皆讀,讀書未必皆藏。就閱讀量而言,蔣介石遠不如孫,應是無疑的。蔣、孫閱讀的不同,數量尚在其次,更主要的差異表現在閱讀類別上。孫中山50多年的生命歷程中,有長達30多年的海外生活經歷,其語言運用、知識結構、思維方法,都深受西方的影響。孫中山所讀的,主要是西文書籍,範圍涉及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哲學、歷史學和自然科學等眾多領域的代表性、前沿性著作。蔣介石雖然也曾留學日本,但時間不長。外國語言方面,蔣介石先後學過日文、英文、德文、俄文,但都未能精通到可以熟練閱讀外文原著的程度。蔣介石日記中所記的閱讀書目均是中文書,未見有直接閱讀外文書籍的記載。這自然極大地限制了蔣介石的閱讀視野。

由於蔣介石不能直接閱讀西書,他所閱讀的新書,或為翻譯過來的西書,或為國人自撰的書籍。清末民初以來,雖有大批西書被譯成漢文,但實際的印刷流通不能估計過高。如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歷史學家的描繪中是如何的風雲激蕩。但細察當時人的記載,情形並不盡然。鄭振鐸在1920年年初出版的《新社會》雜誌上撰文說,1919年的中國出版界,確實非常“熱鬧”,但這種“熱鬧”主要表現在傳播新思想的定期雜誌的繁榮,而圖書業則仍停留在“談鬼神”、論“先知術”以及黑幕小說之類書籍的熱銷,有關西方哲學和現代科學方面的書籍出版得極少。五四時期,中國“新書業”還剛剛起步,新書的出版機構也沒有幾家。直到1920年代末中國的新書業才逐漸繁榮起來。

當文化處於中西新舊交接轉型之際,無論是譯書還是國人自撰,基本上還處於粗淺的販賣階段。在新書出版相對落後的情況下,閱讀古籍是一種自然的選擇。1925年,《京報副刊》曾就“青年愛讀書”作過一次問卷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在列舉的63種“青年愛讀書”中,古籍有39種(62%),新書刊24種(38%)。在最愛讀的前10種書中,古籍8種,新書只有2種。這個時期的青年人,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他們愛讀舊籍居然超過愛讀新書。

青年人尚且如此,已邁入中年門檻的蔣介石愛讀舊籍似乎更在情理之中。蔣介石愛讀古書,認為“中國古書之精切於人生”,讀來味道醇正,相比如下,“現代之書,不足論矣”。蔣介石讀古籍的結果,不僅認為古籍勝過現代之書,更感嘆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博大精深,遠為西方所不及,認為中國“仁義道德之王道”,遠勝於西方“功利強權之霸道”,批評“國人近講哲學,專尚歐西之書,而將我國固有優美之哲學,置之不講,此今世文人之所以為民族千古罪人也,痛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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