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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鐘:中共高官千家駒痛述 追隨社會主義的報應

●《開放》編者按:最近去世的著名經濟學家千家駒晚年自撰年譜,秉筆直書,實事求是記錄一生經歷與所見所聞,坦誠態度與揭露性為世所罕見。本刊主編獲贈一冊,特簡介其精華於本文,以弘揚中國傳統士人以天下為己任的崇高精神。

中國老資格經濟學家千家駒先生在深圳謝世,那天是九月三日,也正好是他壽齡九十三歲。千家駒是中國二十世紀激進主義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十六歲就加入共產黨,二十六歲已在經濟學界享有名聲,一九四九年自香港北上,直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周恩來和他比年齡時,才四十歲。他雖早年脫黨,但一直是中共的追隨者,他自稱是「不可救藥的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是「黨的同路人」,「以民主黨派中的左派自居」。他抗戰後居港三年的一半生活費(五百元)由中共地下黨負責,四九年後享有高幹八級待遇。文革後中共還準備提升他為政協副主席,他謝卻了這享有國家領導人榮譽的職位。

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左派學者,卻成為中共的真正的叛逆和無情的批判者,晚年撰述的個人年譜記錄了他的心路歷程。

年譜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

千家駒先生一九八九年赴美三年後,九三年返港,在深圳、香港定居。那時我有寄《開放雜誌》向他請教,有段時間,他還成為我們的訂戶,九五年他宣布封筆,不再為報刊寫文章。大約是九九年間,我收到千家駒先生寄來的一冊《千家駒自撰年譜》,深藍色封面,十六開精裝本,並附一信,交代作者生前不擬發表。當時,即抽空展讀,未及細閱,已發現其中有非常大膽坦白之言論,並附數十幀精美彩圖,便珍藏之。

千教授在年譜自序中表示,有朋友擬為他作傳,但見今之名人傳記「類多溢美捧場之作,不如自撰一年譜,實事求是」,記述生平與所見所聞,「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亦不為尊者諱。年譜印成後,不公開發行,僅贈少數友好,留為紀念。」他深信在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必有實現以不說假話為榮,以不說真話為恥的一天。

現在,千教授已乘鶴歸去,介紹他這本內容浩瀚的年譜於一二,可以看到一位「平生不打謊語,不作違心之論」的正直學者的崇高人格,也可以披露若干史料秘辛。這本年譜的史料價值絕不在那些四海張揚的名流暢銷書之下。

年譜對個人家世、學歷、學術及親朋關係皆有逐年詳錄,但著墨最多的還是他與中共的關係,包括中共建國前他參與的左派學生運動與民主黨派活動。一九三九年周恩來在桂林曾單獨約見胡愈之與他,周對他說:「不要太露鋒芒,要隱蔽些,作長期打算。」因為當時他在廣西非常活躍,在人們眼中「我好象比共產黨還共產黨」。千家駒不隱晦中共對他的信任與他的左派立場,一九四五年他與前輩戲劇家歐陽予倩在廣西共過事,一道加入民盟。後來歐陽又加入中共,千家駒致信祝賀,歐陽回說,他的思想轉變受千家駒啟發不少。

指中共享流氓手段消滅外資企業

一九四九年中共當權後,千家駒的第一個職務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高等顧問」,同時兼清華、交大教授。劉少奇所謂「剝削有功論」的天津講話,他當時在場,會後,還和市長黃敬等陪劉少奇吃飯聊天。他承認,他那時思想比劉少奇還要「左」。他說劉那次天津之行,功勞很大,穩住了天津工商界,否則,不少人會逃往上海、香港。八月間,他又陪陳雲去上海,「上海所有黨政領導都是我的老朋友老同志」,他很了解他們,因此,對潘漢年、楊帆「特務」案,他是不信的,他看過中共內部機密文件,該案是因為公安部長羅瑞卿給毛的報告而定的,他知道潘對中共貢獻極大,羅瑞卿所說,顯系誣陷。

建國後,周恩來任命千家駒做中央直屬私營企業局(後改名為工商管理局)副局長,中財委秘書長薛暮橋任局長(掛名),當家還是千家駒,負責工商界的統戰工作,這個職位一直做到文革前夕。年譜中談到建國初期對外資企業的處理問題,是很有趣的一段史話。蘇聯十月革命後,對外資一概沒收,引起與外國長期的外交糾紛,毛澤東採取了另一種辦法。當時,西方在華投資,英國有二億英鎊,美國二億美元,法國五千萬美元,中共對這些外企,一不沒收,二不徵用,而且不許關門,不許解僱工人,還要徵稅,但政府控制原材料,結果外企經營困難,虧損嚴重,叫苦連天,不得不甘願無條件奉送政府,如英美煙草公司即是,到五四年,外企全部被中共接管了。不欠外國一分錢,令西方各國哭笑不得。

千家駒寫到這裡,想起毛剛進北京時在香山對民主黨派頭頭的一次談話,毛談到外國承認的問題時說:「他們不承認我們,該有多好呵!不承認,我們就可以無法無天了。」千說當時以為是笑話,原來是真的,千家駒見證了中共「用流氓手段消滅外資企業」。

為反右批判章乃器而深感內疚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是對千家駒與中共關係的一次大衝擊。他說,反右「是中國有史以來文字獄牽涉人數最多被害最慘的一次」,右派絕大多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英,反右之後知識分子鴉雀無聲,說螞蟻比象大,也沒人敢說不字了。

年譜詳述了反右中的「章羅聯盟」是「天大的冤枉」,因為章伯鈞羅隆基二人在民盟中爭權勢不兩立,毛也一清二楚,為了打擊民盟而定罪。使他看到「毛澤東做事向來不擇手段,只求達到目的,心狠手辣」。民盟內的左派瘋狂批章羅,包括中共秘密黨員吳。

千家駒寫道「吳沒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鈞還慘,甚至死無葬身之地,難道不是因果報應嗎」

千家駒對自己在反右中被當作左派,也作了坦白的檢討,尤其在批判糧食部長章乃器時的表現。年譜中交待了他與章乃器多年的關係,他認為曾為救國七君子之一的章是一個極有才幹的人,但恃才傲物、剛愎自用,而且男女關係太亂。不過,反右對他的政治批判卻錯了,如章反對「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主張工人階級也要向資產階級學習……等觀點都很有見地,而且,在壓力下不認錯,有骨氣,有自信,毛說他是「花崗岩腦袋」。千家駒說,這種知識分子的硬骨頭是值得景仰的,並對自己的批章行為感到「內疚之至」。

千家駒因與華羅庚、錢偉長等五人聯名發表對科學體制的幾點意見,也被劃為大毒草,結果,因他是左派,與華羅庚、童第周三人被保過關,錢與曾昭倫劃為右派。一九八○年,曾、錢、章乃器都獲得平反,但仍有五名右派迄今未平反: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斌。千家駒透露,華羅庚親自告訴他,他從美國回來,被中共追查原因,幾次檢查通不過,最後抄了別人的一份檢查,把自己臭罵一通,才過了關。

到了大躍進大饑荒時期,中國知識分子都不敢說話了,敢說的只有黨內有地位的人,於是出現了盧山會議的鬥爭,彭德懷為民請命,被打下去,千家駒寄以深切的同情。年譜中透露,中共內部對大饑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二)餓死人數,有過三次統計:六三年四月統計為一千二百萬人,***年統計為一千七百七十萬人,六五年第三次統計為二千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人。這是從未見過的保密資料,筆者由此想到,鄧小平對外國人說「文革死了多少人?永遠也統計不了。」完全是騙人的大話,每次運動整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中共各級黨委保險柜里,從來都有絕密檔案。

看透毛髮動文革打倒劉少奇的本質

毛澤東策劃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使千家駒對共產黨從質疑、不滿走向徹底的幻滅。首先他從一個博古通今知識分子的立場,洞悉文革的荒謬性。他說,文革「把中國自有書契以來的一切文化,視為『封建主義文化』,把西方國家的文化名為『資產階級文化』把蘇聯的文化名為『修正主義文化』』統統要一掃而光……至於歷史人物,在中國古今上下四千多年歷史中,只有秦始皇還勉強算得上一個歷史人物,因為他曾經焚書坑儒」。

千家駒對毛澤東自稱比秦始皇超過一百倍的狂言尤為反感。他寫道:

一個統治者自認為比秦始皇還要秦始皇,並且以此自豪,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中國歷史上,無論是怎樣的昏君、暴君,但如果有臣下說他是「桀紂之君」他一定會發怒的,從來沒有一個昏君敢說「紂算得了甚麼,我比桀紂還要殘暴到一百倍、一萬倍,你們把我看成『桀紂之君桀』免低估我了」,一部二十四史中,也沒有這樣的記載。

而毛澤東,一個僅有中學文化水平的農村小知識分子(指其科學水平與世界知識水平,非古典文學水平)一旦在揭竿而起的農民革命中取得了政權,當上了無「皇帝」之名而有始皇帝之實的「毛皇帝」之後,竟狂妄到比秦始皇還秦始皇,還要革「文化」的命,建立一個史無前例的「毛澤東王國」在這個王國中,除貧下中農外,無知識分子生存之餘地,這真是荒天下之大唐了。

千家駒對毛為何要打倒劉少奇的看法同我們很相近,即毛受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影響,怕劉成赫魯曉夫第二將來反他。而毛是有帝王心態的人。千說,只有周恩來看透了毛這種性格,自知與毛的關係是君臣關係而非同志關係,呈毛的文件中,有頌周的文字,周都要划去才上報。劉少奇則不同,千家駒寫道:

劉當時坐第二把交椅自視甚高,黨外人士亦很少接觸,儼然以黨內理論家自居。他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是拜讀過的,要黨員做黨的工具,黨的螺絲釘,不要有獨立的思考,哪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味道,周常找機會和我們談話,劉則除了我在天津黃敬市長請客時與他交談過一次外,回到北京後,除在公共場所見面外,從未有私人交往過,他也看不起黨外的民主人士。彭德懷也不了解「老毛」(彭在背後從不稱「毛主席」而叫「老毛」。)彭為人剛直,嫉惡如仇,看不慣毛取得政權後,耽於女色,脫口而說不應該「三宮六院」,故毛恨之刺骨,在盧山會議上,把彭打成「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劉少奇發明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新辭,造成了毛澤東在黨內神的地位,其結果是他自己被這個神所整死,這難道不是報應嗎!

譴責紅衛兵殺人為樂,殺人比賽

年譜中,千家駒對文革中被捲入吳的《海瑞罷官》一案,述之甚詳。他說,該案完全是「中國最大的陰謀家毛皇帝布下的陷阱」。原來是毛看了湘劇《生死牌》後,號召向海瑞學習,直言敢諫「五不怕」,而由胡喬木動員吳寫出的劇本,毛完全知道吳的寫作與彭德懷罷官無關,為的只是以此為文革打破缺口,進而三家村,彭羅陸楊,直到劉少奇。而株連千家駒,是因為他與吳是莫逆之交,有五同之誼(同鄉、同學、同年、同盟、同為胡適高足),被揪出來則是「文革暴發戶戚本禹的功勞。」

胡適一九四九年匆匆離開北平時,有許多書信日記未帶走,封存近代史研究所中,戚布置打倒該所負責人後,查抄了檔案,找出吳給胡適的幾封信,就作為勾結「美帝走狗」的罪證公布出來,其中一封是吳介紹千去見胡適的,故千家駒便成了「黑幫份子」、「蔣匪幫走狗胡適的徒子徒孫」。

對文革初期,毛縱容紅衛兵打砸搶、製造紅色恐怖,「打死人的事,如家常便飯」,千家駒憤怒地寫道:

不是有一個女孩子名叫宋彬彬的紅衛兵嗎,在檢閱時,毛皇帝說「文質彬彬,要武嘛!」於是她改名為要武,她與人作殺人比賽,有一紅衛兵打死了六個,她為了勝過別人,就打死八個。這都是真人實事,如非身歷其境,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這都是有領導、有組織、有計劃的法西斯暴行,真是古今中外、歷史上空前未有的黑暗恐怖時代。我有幾個朋友就是這樣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曾做過北洋政府大總統的馮國璋的兒子馮致遠夫婦即為一例。其恐怖與野蠻遠遠超過希特勒,也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如果說「史無前例」的話,那的確是「史無前例」的。

紅衛兵橫行不法,演變到後來就私設公堂,濫用酷刑,以打人殺人為樂的無法無天局面。尤以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間西糾(西城糾察隊)之殘酷野蠻、嚴刑拷打、殘殺無辜,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當時許多人一聽到「西糾」無不毛骨悚然、談虎色變,他們甚至以打死人為榮,殺人為樂,幾個紅衛兵在一起作殺人比賽,如此無法無天,我想希特勒的法西斯治統治以及他們的殘殺猶太人,中國歷史上武則天之任用酷吏以及明末魏忠賢設立東西廠,殘害忠良,也決沒有如文革時期,紅衛兵之以打人殺人為消遣樂事那麼瘋狂吧。

被抄家、批鬥、憤而自殺的經過

千家駒詳細描述了他被紅衛兵抄家毆鬥的經過。事情是在同院居住的江西辦事處主任張克舉的策划下進行的,被千稱為「混賬王八蛋共產黨員」的張某早就想霸佔千家的房子不得而挾私報復。紅衛兵把千家打得稀巴爛,而且用皮鞭抽打千家駒及其妻子與女兒,邊打邊喊「有毛主席撐腰,打死你白打!」最後抄出銀行存摺,發現只有一百元存款。完事後,竟不知道鬥爭對象姓甚名誰,只知道是「香港來的大資本家,黑幫份子」。

接著,一輛小汽車又把千家駒拉到民盟總部,和章伯鈞、吳一起接受批鬥。三人跪在台上,口銜一塊牌子,上寫著三反份子,然後反手坐「噴氣式」,恭聽大會聲討,群眾不斷地向他們吐口水,三人則汗流不止。千家駒回憶起這段奇恥大辱,用著重號沉痛地寫道: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開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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