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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文革中搶槍、送槍、耍槍、造槍、使槍

——原標題:文革中我與槍的五種關係

正像《炎黃春秋》2014年第8期中我所描述的,文革中的武鬥初級階段,多半是以鄉下的農民為一方,以城裡的紅衛兵和造反派為另一方,呈農村包圍城市之勢。雖然1966年8月有《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下達,簡稱《十六條》,明文宣示“要搞文斗,不搞武鬥”,農民們卻很少買賬。遇上圍城的農民,我們紅衛兵跟他們辯論,說“《十六條》規定如何如何……”,農民會把大嘴一撇:“你們有《十六條》,老子有扁擔一條!”

被扁擔一條多次教訓過的紅衛兵和造反派,自然不甘心於手無寸鐵鬧革命的雅緻方式,但是不論我們怎樣地想方設法,總是比對方差了一大截。

在武鬥的軍備競賽中相對保守的一方(俗稱“老保”即“保皇派”)比激進的一方享有突出的優勢,此中原因不難解釋。比較保守的那方背地裡對走資派很溫和,走資派背地裡對他們就很照顧。走資派當權多年,手裡的有形無形的資源並沒有一夜間都給剝奪乾淨,關鍵時刻點撥一下,結果便大不一樣。

送槍

待到我們激進派緊隨老保們,也用木棒、鐵棍、大刀、長矛之類自製的兵器武裝起來,武鬥的軍備競賽就不可避免地與時俱進,跨上一個嶄新的台階——真槍實彈。在我們那裡,這個新台階大約是1967年的秋季攀登上的。老保那一派得了人武部系統的內部指點,把民兵的軍械庫給搶了,這當然是明搶暗送。民兵的軍械庫原本是分散到人民公社和鎮一級保管的,武鬥一開打,就集中保管了,保管的地點和軍械的品種都是極機密的,非人武部的領導幹部無緣知曉。可我們那兒的老保們一搶就搶了個准,短槍、長槍、機關槍、子彈、刺刀、手榴彈都成龍配套地放在一處,搶來就能分發下去用於實戰。而我們一派的人到人武部去搶槍,搶到的都是些沒有槍栓的三八大蓋或者鐵鏽豐富的裂牙刺刀,連顆完整的手榴彈都沒搶著。

你想想看,當敵對一方已經用真槍實彈全副武裝起來,而自己一方卻還是手持粗木棍和尖鐵矛,心裡哪能不打鼓?我們那時候又沒有得高人指點,沒琢磨出來“非對稱戰略戰術”,因此成天急得團團轉。

這期間我們一派的指揮部為著保存實力,也曾連夜把少數骨幹人員秘密運送到南京去暫時避難。那是我第一次有幸在狹窄的卡車車廂里,與頗為傾慕的一位同姓不同性的紅衛兵領袖相對而坐,總希望這逃難之旅越長越好。江蘇那時全省分成兩大派,一派稱“好派”,一派稱“屁派”,源於對一次全省範圍內向江蘇省原省委及省政府奪權的大舉動,是持“好得狠!”還是“好個屁!”的正反態度。奇怪的是,這兩大派在本省內打得不可開交,卻對安徽省的局勢持完全一致的態度,統統站在我們激進造反派的一邊。

搶槍

在南京短暫避難返皖以後,我們就琢磨從哪裡弄到大批軍械自我武裝。“大批”的意思是成千上萬,因為這時候的本派骨幹分子已經配備了真槍實彈。我本人作為“文攻隊”的主將,即便沒有上陣殺敵的光榮任務,也領有一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德國造的駁殼槍,俗稱“盒子炮”。年紀雖然大了一點,卻威力十足,扳機一扣,轟隆如雷,憑我的手勁,根本穩不住它;你明明瞄準著正前方,槍口會震偏到三十度開外,把左右並肩的戰友嚇得鼠竄。好在我分得的子彈少少,不足二十發,難以每日開火威脅到戰友們的安全。至於這批槍支從何處弄來,卻是本派的最高機密,好像是一位很同情我方的民兵幹部,怕我們全都亡命於對方絕對優勢的武力之下,暗暗通氣,半偷半送地讓我們得了幾十支老爺槍械護身。

解決槍荒的目標很快落實到南京軍區駐宣城南門制高點的通訊站大院里,這通訊站就在我們宣城中學的隔壁,它的後部又與一間軍用被服廠大院相連接,範圍極廣大。通訊站大院里有幾排大平房蓋成的軍用物資倉庫,神秘兮兮的軍事單位,與學校的男女廁所只有一牆之隔,雖然我們每天上學放學都要路過它的大門口,它卻從不露內里真相。本派“革命造反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對方一派稱其為“臉紫”,意思是我們都快要死了——準確得悉那幾排平房倉庫里藏有大批軍火,不可能沒有內線的通報。那間被服廠里有數百名軍人家屬做職工,不算是正式的士兵,居住在縣城的平民社區,十有八九是她們中間某幾個人給“聯指”的頭頭們通風報了信。不過“聯指”的核心領導層沒敢大意,安排了至少一起秘密核實的操作,聽說是先把通訊站的廁所下水道堵住,接著派人扮作淘大糞的農民,混進通訊站大院里,把那幾排軍用倉庫察看得仔仔細細。所以當我們接到搶槍的行動命令的同時,也都接到詳細的地形方位介紹,告訴每一個人衝進通訊站大院後,應該朝什麼方向怎麼跑、跑多遠、怎麼入室、怎麼撤離。

衝擊軍事禁地——通訊站乃屬軍隊的神經系統,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是要冒極大風險的。時至1967年的年底,雖然已經有江青一幫喊出口號“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文攻武衛!”等等,紅衛兵和造反派們心裡還是沒有底。那個年頭是章法全亂的時代,也沒有任何文件正式宣布“嚴禁衝擊軍事要地,違者鎮壓!”的法令不再有效。我們在南京避難的時候,就親眼目睹包圍著南京軍區大院的紅衛兵和造反派不敢朝里沖,因為軍區司令許世友發了狠話:南京軍區擔負對台灣和美國第七艦隊作戰的重任,誰敢衝擊他的指揮部禁地,格殺勿論!我們宣城的軍事通訊站,是南京軍區管轄,萬一這位少林和尚出身的許司令發了毛下令開火怎麼辦?

這許和尚在我們那一帶是極有威懾力的,傳說他禁止任何人不經報告跨進他的辦公室,違者丟下小命。他的妻子有天忘了這條禁令,被他手起一槍擊斃;他當時坐在辦公桌前,背都沒有轉過來,手槍是由腋下反腕射擊的,可見槍法之准。又傳說某次毛澤東也沒經報告走進他的辦公室,被他打了一個耳光:“你要不是我的主席,今天也沒命了。不過軍令不能當兒戲,權且以一巴掌充罰。”可見他治軍之嚴。這類傳說的準確性,老百姓無緣求證,但它們的心理效力,卻十足實在,因此“聯指”頭頭們要把高風險因素,納入行動計劃之中。

當時最能為我們壯膽的,是林彪和江青的有關講話,規勸紅衛兵小將不要隨便衝擊部隊駐地,同時規勸戰士們萬一被小將們衝擊,要持克制態度,多做說服教育工作。“聯指”領導層的部署由此而定為:讓紅衛兵做搶槍的先鋒,如果部隊不開槍,其他的造反派(他們都是成年人)就跟上去。事實上被當作炮灰使的我們,卻覺得受到極高的重視而揚揚得意;我本來不在搶槍先鋒隊之列,哇哇叫抗議了一通,才被接納參與。

那個星期日早晨8點半鐘左右——選取這個時刻是要趁部隊戰士休息日吃過早飯正忙於洗衣服之機——我們從軍事通訊站的側面發起突然襲擊。五六百名中學生紅衛兵的一小部分從側大門往裡強行進入,引得所有值班的士兵全都集中到大門口排成隊伍阻擋,大部分紅衛兵卻埋伏在宣城中學圍牆的內側,見勢便一擁而上,一人肩頭托一人從圍牆上翻身而入軍營。慌亂之中士兵們跑過來攔截,正中了我方的計謀,勢單力薄的大門立時被撞開,緊隨著紅衛兵的造反派大隊伍蜂擁而來,軍營里馬上亂了套。面對著數千名有備而來的搶槍人員,百把名士兵只能高呼毛主席語錄,秀才遇到兵地做無為的宣導。不過這裡的“秀才”其實是兵,這裡的“兵”反倒成了秀才。

我置身於紅衛兵隊伍里,被動地捲入搶槍的第一波洪流,直撲大平房軍械倉庫。幾百人的衝刺下,倉庫門窗頓時灰飛煙滅,我還沒有醒悟過來,就已經滾到了放滿手槍的櫃頭。我本能地伸手、本能地縮手,把閃著藍光的嶄新的“五四式”手槍一支又一支地塞進外衣的口袋、內衣的口袋和所有能插進手槍的褲腰帶空隙處。直到我被壓得再也透不過氣的當口——周圍全是人擠人、人壓人、人疊著人,一片掙扎聲、號叫聲和汗臭味——才從人堆縫隙里爬出來,朝事先“聯指”頭頭們部署的方向撤離。

這時候軍營里已經是塵埃落定,局勢分明。大兵們從最初的慌亂中清醒過來,判定他們人單勢薄,無法層層設防、步步為營,於是採用林彪在東北戰場上實踐的“三三制”,也就是三個士兵結成一組,圍殲一名敵人。他們集中守在側門口和圍牆的低矮處,見到有不穿軍裝的人往外跑,就三對一地圍攻上來,先繳械後放人。紅衛兵小孩們搶到槍後,多半是誰得手誰先跑,已成散兵游勇。收穫豐盛的我,氣喘吁吁地直奔圍牆,一看那高度,再看無人肩托,就傻了眼:那牆壁萬萬不是我輩可以縱身而過的;沒辦法,只好硬著頭皮闖側大門。守在那兒的幾組士兵們一看我,三面合圍,把我從地面直提起來,雙腳落空,褲腰帶周邊的手槍紛紛掉下;然後他們把手伸入我的口袋,又有一番收穫——總共繳到七支手槍。

我大聲抗議,大聲號叫,大聲罵街,大聲威脅,一點用也沒有。幾個身強力壯的大兵看著我這個不到他們肩頭高的男孩在那裡口出狂言,反倒覺得是一種消遣;無奈的我只好滿口吐沫星子地被扔出了軍營側門。

我的憤怒其實主要不在那七支手槍中的六支,而在其中的一支。我去搶槍的時候,隨身帶去了那支德國造的“盒子炮”;大兵們不問三七二十一,把它也給收繳了。我回去怎麼向組織上交代呢?我們一派那麼缺槍,組織上那麼看重我,分給我一把手槍自衛,我卻把它給丟了!恥辱啊恥辱!別人去搶槍,要麼是搶到的多,要麼是搶到的少,最差的也就是空手而歸罷了,而我搶到的卻是負數。“你是唯一的一個去搶解放軍的槍反被解放軍搶了槍的小將。”我們那派紅衛兵的武衛頭頭“大肚子”跟我說,“你哪算是革命小將,頂多算是芝麻醬,蠶豆醬,酸辣醬。”

“大肚子”的話不純粹是挖苦,他對我如兄長一般地愛護。他的肚子從外表看一點都不大,又高又瘦,主要是他嘴饞,每時每刻都在想像著吃和談論著吃,並宣稱能一頓吃下四鍋鍋貼餃也就是四十八隻,或者十六隻五香雞蛋,飽嗝都不會打一個。他對任何物品貴賤的衡量,也都是以鍋貼餃為單位:“這雙膠鞋值三鍋鍋貼餃,還可以。”看見一個走資派腕上的國產手錶,問到是一百二十塊錢,他驚呼:“你這個資產階級,手上戴了一年吃的鍋貼餃!”在整個武鬥期間,危險時刻“大肚子”都用他的身體護著我。

本派紅衛兵組織出面,與軍事通訊站交涉,要求歸還我的那支被他們收繳去的駁殼槍。當兵的一肚子氣,原不想還,後來發現這支德國造的手槍在他們那兒不好登記入冊,就還給了我們。組織上照顧我年小體弱,換配給我一支“五四式”手槍,小得多,輕得多,好使得多。

耍槍

那一次搶槍,令我方增添了數百支輕重槍械,不過所獲彈藥並不多。在小將們搶到的軍火中,最壯觀的是一門雙管高射機關槍,單單槍管本身就有三公尺多長,加上底座,足足五公尺長。可惜沒有槍栓,也沒有子彈,開不起火來——這顯然是部隊做了防範措施,把一門高射槍分作兩處儲藏,“一槍兩地”,搶來無用。不過我們還是充分發揮了它的威懾力,將它置放在宣城中學第一教學大樓的樓上正中央,槍管從堆著沙包的門洞平伸出去,氣勢洶洶,弄得外界望而生畏,不敢輕易接近宣城中學的地界。

我們手持形形色色武器的紅衛兵小將,一開始給對立派別“紅色造反總部”——簡稱“紅總”,我們稱其為“紅腫”,意思是他們的小命都長不了——造成的威脅,還不如給我們自己造成的威脅大。在搶槍後的幾個星期里,失手走火事件不斷。十四歲的侯黑子,搶到一支仿蘇制AK47全自動衝鋒槍,又搶到子彈,在軍事通訊站門口不遠處就耍弄起來,招來一群小孩圍觀。侯黑子吃力地端起有他身體一大半長的衝鋒槍,瞄準著一個孩子,嘴裡“嘣嘣”兩聲——他把它當成了玩具槍,旁邊的孩子們也把它當成了玩具槍,可是槍口真的崩出兩發子彈,一個小孩當場斃命。還不夠成年的侯黑子後來被判了三年勞教,放出來的時候看起來猛然增了二十歲,真是“洞中才一歲,世上已千年”!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在勞改系統里得到最充分的驗證。

有兩起走火,就發生在我的近旁。一日我們聚集在第二教學樓的教室里,那兒已經被我們用作睡覺兼值班的場所,幾張雙人床的上下鋪都坐著人,多數人手裡拿著槍。坐在下鋪的白大舌頭——他姓白,長得倒像黑包公——說到激動處,把一桿1950年制的美國半自動卡賓槍往地板上用力一跺,槍托落地之時,一串子彈連發,從坐在上鋪的長得像石頭一樣結實的張墩的兩條大腿根兒之間直射上天花板。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沒傷著獨生子張墩的命根子,卻把他震得幾分鐘站不起來,木在那兒。那種型號的美製卡賓槍最易滑膛,從那天以後沒人敢用它來站崗值勤,半夜三更走火,自己人會跟自己人誤打誤殺起來的。

另一起走火的主兒,便是“大肚子”。那次搶槍之後,他換了一支嶄新帶皮套的“五四式”手槍,又多得了幾十發子彈,神氣活現,逢人就炫耀他的槍和他對槍的無與倫比的知識。他的口才極佳,槍法也挺好,說著說著,以動作佐言論,舉槍朝一位聽得入迷的胖女同學腿部隔空輕輕一點。誰也沒有料到這支手槍是子彈上了膛的——事後“大肚子”埋怨別人玩弄他的槍把子彈頂上去沒告訴他,其他的人卻推測多半是他自己吹牛吹昏了頭忘記槍膛里有子彈——那輕輕一點,就在該位胖女同學的腿上部擊穿了一個眼,鮮血湧出,滿屋子人的臉刷白。

手忙腳亂的我們把受傷者抬上擔架,運往蕪湖的大醫院做手術。胖女同學的家是農村的,父母親驚嚇之餘,最擔心的就是女兒會不會成殘廢,下不了田,做不了重活,也嫁不了好人家。有一年之久,“大肚子”都生活在恐懼之中,生怕他必須娶回傷在他槍口之下的胖女同學,供養她一輩子。我們旁邊的人倒沒那麼擔憂,因為都看出來那學習成績出色的女同學根本看不上“大肚子”,即使腿治不愈,也未必願意下嫁於他。

造槍

對於我們“臉紫”一派在軍事裝備上大大落後於“紅腫”一派的狀況,絕大部分人的主張是通過搶槍來改變,極少數人的主意是土法上馬、自造槍炮。持後一種想法的小將里有一位人稱“工程師”,是宣城中學高二的學生。他發起的最重要的軍備工程是三項,我親身參與了一項,親眼目睹了兩項,全都稱得上轟轟烈烈。

我親身參與的那一項是製造硝化甘油,一種比梯恩梯(TNT)猛烈得多的液體炸藥。“工程師”從一本蘇聯的化學教科書上讀到製造的方法,但他性急,只讀完前一半,後一半沒讀就拉著我去動手,而後一半是關於安全措施的。我倆在一間單人教師宿舍里操作,那是1968年初夏的夜晚,小方桌上放了一口直徑約五十厘米的深玻璃缸,是從學校實驗室拿來的。他朝玻璃缸里緩緩地倒濃硫酸,再倒濃硝酸,讓我拿著玻璃棒攪拌均勻。那本教科書的安全措施一章用粗黑體字告誡——這是我們事後才讀到的——濃硫酸混合濃硝酸的時候,嚴格禁止碰撞。玻璃棒攪拌過程中,不時碰撞到玻璃缸,十幾秒鐘後,玻璃缸里驟然騰起一柱蘑菇雲狀的液體夾氣體,直衝而上,碰到天花板後,散落下來,我們的身上火燎燎地灼痛。“工程師”大叫:“趕快跑!跑,快跑出去!”他一馬當先,我尾隨其後,跑到自來水龍頭下全身沖洗。我離那口玻璃缸近,濺上的化學試劑比他多,圓領衫已經成了一片漁網,右手的食指中指上幾小塊皮肉已經爛掉,能見著裡面白森森的筋骨。醫生告訴我們,濃硫酸混合濃硝酸,叫“鏹水”,俗稱“王水”,連鋼鐵都能腐蝕掉,何況皮肉!抗日戰爭前的中國著名影片《夜半歌聲》,趙丹扮演的男主角的那張嚇壞了眾多小孩的臉,就是傷在仇人潑的“王水”之下。

從此以後,我就謝絕做“工程師”的助手。

“工程師”卻沒有打退堂鼓,他琢磨著怎樣把生鐵鑄造的七八寸直徑的自來水輸送管改製成土炮,因為我們那座高射機關槍只能嚇人,不能轟人,他擔心我方的革命事業會因此而夭折。試炮那天,正值我們紅衛兵組織開大會,“工程師”把土炮里塞進黑色火藥,再填充一些碎鐵鍋片,將一條長板凳翻轉過來權做炮架。為了測出土炮的最遠射程,“工程師”決定土炮安放在第二教學大樓的二層正中後方,炮口朝向學校南面的空曠菜地。在點燃土炮引信之前,“工程師”忽然覺得板凳炮架不夠穩,他讓同班好友小何用腳頂住板凳的一頭,再喊幾個小將扶著小何。小何的腳已經頂在那兒了,“工程師”手上的香煙火已經快碰上引信了,小何腦子裡忽然閃過物理課上老師講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原理,把腳抽了回去。

數秒鐘之後,一聲悶雷般的巨響,一團火球從半空飛越校園,緊接著,二層樓上幾聲驚叫。紅衛兵們從開會處跑出來,只見土炮的炮身把板凳炮架撞碎,在地板上捅了一個窟窿,炮身滾到牆邊,牆壁被砸下一塊。那幾聲驚叫發自小何及身邊的人:他們的腿腳幸虧沒有做炮架的延伸。

“工程師”的第三個軍備項目屬於高科技,他設計出遙控飛機模型,力圖使模型懸掛炸彈飛行一千至二千公尺,對準敵方的武鬥據點大樓,撞上去引爆。飛機模型遙控飛行已經試驗成功,可惜載重量太小,不足二公斤。這般細小的黑色火藥炸彈,很難對結構堅實的大樓造成有效的破壞;於是“工程師”就把全部精力用於研製高效固體炸藥,也招到了兩三名不怕死的助手。大概是在1968年的夏秋之交,晚間九十點鐘的光景,從“工程師”的實驗室里,發出沉悶的連環爆炸聲:他們在朝炸彈殼裡裝填火藥的時候,擠壓過緊,一枚炸彈首先從“工程師”的手掌中開花,引發旁邊的火藥爆炸。萬幸的是實驗室里的幾枚炸彈都沒有封口,不然他們全都沒命了。“工程師”本人被炸成一級傷殘(僅次於喪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級傷殘),助手們三級傷殘。直到今天,我還記得衝進實驗室時的情景:滿屋濃煙,昏黃的燈光下,三個人在地上打滾;皮肉燒焦的臭味嗆得人難以透氣,我們手臂中的傷員痛苦地號叫,他們的頭和手覆蓋著暗紅的血漿和灰燼。

使槍

延續一年的真槍實彈混戰期間,對方“紅腫”控制著宣城的城北邊和西邊,武鬥大本營設在北門底的發電廠,因為那兒有全城最高的廠房大樓。我方“臉紫”控制著城東邊和南邊,武鬥大本營設在東門的麵粉廠,因為那兒有全城次高的廠房大樓。城中部的十字路口和城周邊的公路線,是雙方拉鋸戰的爭奪之地。居民們夾在兩派之間,提心弔膽,時不時地有無辜民眾傷亡於流彈之下。

我們多了一些武器裝備後,就試著稍稍擴張地盤。宣城俗稱烏龜地,十字路口是烏龜背,又有一棟帶頂四層樓的百貨公司(全城最高的商業建築),和一棟帶頂三層樓的食品商店,戰略地位不言自明。某一日我方得到情報,敵人剛偷偷佔據了那棟百貨公司大樓。此事若是真的,後果會很嚴重:他們的火力能居高臨下直接威脅到東門大街的一小半,我方的勢力範圍要向後縮減五六百公尺。“聯指”的頭頭們急得火燒火燎,“大肚子”當即請戰,帶領一個小組前去探個真偽。為了表示能獨當一面,他堅決要求此一重任全由小將們完成。

領到軍令後,“大肚子”親手點了五個高中生紅衛兵再加上我;我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內,但他沒辦法拒絕我,因為我是他的最親密的戰友(他日後所有的戀愛信都出自我手,雖然沒有一例成功)。我們六個人都把平日佩帶的手槍留下,換上長槍,只有“大肚子”例外,長短槍各帶一支。我的是仿蘇制“五六式”半自動步槍,帶刺刀,槍不重,很易瞄準,可惜子彈太少,才二十來發。早年國民黨正規軍譏笑共產黨游擊隊是“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槍比子彈多”。我們紅衛兵造反派的境況,也相差不遠。

趁著夜深無人,我們蛇行貓爬,沿著破爛的老民居之間的狹窄巷道和濃臭的污水溝,慢慢地接近了十字街。一貫咋咋呼呼的“大肚子”,到了關鍵時刻,機警過人。他說咱們不能冒冒失失地去偵探那棟目標百貨公司,如果“紅腫”的人已經佔了它,守備部隊一定比咱們這支偵察小組強得多,我們不如先探一探它對面的那棟食品商店。

朝食品商店的後院扔了兩塊小石頭,沒有反應,我們在外面又等了好一會兒,還是沒動靜,就撬開商店後面的防火門,爬上二樓。那個冬夜的月光很好,照著厚厚的積雪,反射出淡雅的光,我們即使不敢開電燈,也能模糊看到靠近窗口的室內布局和室外的大物件。隔著寬寬的十字街,那棟百貨公司大樓里卻是黑洞洞的一片。我近視,當然看不出什麼異樣,兩位眼睛敏銳的戰友——其中一位是差點當了土炮炮架延伸物的小何,以後他成為空軍飛行教官,眼力端的是好——隱約瞧見百貨大樓里有煙頭的火星閃爍。“大肚子”腦筋一轉,從窗戶上卸下一塊玻璃,自己貓縮在窗沿底下,背靠牆壁,舉起玻璃的一半,朝百貨大樓那面晃動。玻璃把月光反射到對面,微弱的一團銀白色,那裡面立刻就有了動靜:一管機關槍從百貨大樓窗口伸出來。好了,證實了!“大肚子”派一個自稱“齊天大聖”、長跑特棒的紅衛兵馬上趕回“聯指”大本營去報告,並說這棟食品商店樓不能再給敵人佔領了,我們紅衛兵偵察小組一定在這兒堅持到援兵上來,人在樓在。

這食品商店樓的二層有兩個樓梯口,一個被辦公桌椅堵死。“齊天大聖”一走,我們剩下的六個人就各守一個方向,“大肚子”中央調度,兼顧四面。我們主要防守在幾個大窗戶旁,從那裡可以眼觀各處。等了兩個鐘頭,大本營還沒有派增援隊伍上來,我們又飢又乏又提心弔膽。“大肚子”自己的煙癮也上來了,不敢抽,怕給對方發現。我們也都勸他忍忍,天亮後再抽就不怕火光被敵人看見了。

可是肚子餓的問題卻不能再等待!食品商店樓的二層是辦公室,地面一層才是零售櫃檯。要弄到吃的,必須到下面去找。我和一個姓程的中學前平衡木冠軍餓得最熬不住,就從樓梯摸下去。下面的幾扇厚重大門都封得嚴嚴實實,並沒有透光的窗口,我倆又不敢開燈,像做賊一樣順著玻璃櫃檯東摸摸,西捏捏。絕大多數的櫃檯里都是空空蕩蕩,摸了好一陣,手才觸到一格櫃檯里剩有的一袋物品,我倆喜出望外,抓過來,再摸索。黑暗之中,“哐啷啷啷……”一串響,櫃檯里一隻空搪瓷盤子被我們弄翻,滾下地來。

這一串響,在那戰時狀態的萬籟俱寂的冬日的凌晨,真是空谷長嘯,餘音不絕。突然間,對面百貨大樓厲聲喝問:“食品店裡有人,幹什麼的?快出來!”我們哪敢吱聲,縮手縮腳往樓上退。對方連喝問幾聲,都不得迴音,“啪啪”朝我們樓下打了兩槍,子彈射穿厚木門,悶聲悶響。“大肚子”憋到現在,一肚子火,倚著窗口斜角,回了一槍。這下子等於互報名號了,對面的機槍毫不遲疑地掃過來一個連發,把一扇窗戶的兩頁玻璃給掀了。

我們可憐,既無機槍,又少子彈,跟對方較量不起來。但年少好勝且好奇,給人白白打槍,不甘心;分吃著我和程前冠軍從樓底下搜索到的那袋子東西——提到樓上才看清是冰糖冬瓜條——大家尋思該怎麼辦。“大肚子”說天已經蒙蒙亮了,玻璃能發揮點新作用了。我們分了工,槍法次的兩個人(當然包括唯一戴著眼鏡的我)學“大肚子”那樣,輪番舉玻璃;槍法好的人伏在窗口角落,瞄準對面百貨大樓的窗戶。玻璃一舉,一片白光閃出,對方就掃過來幾槍,咱們的槍手便趁機回擊一槍。我們覺得這是好戰術:誘敵人伸出頭,好打;引敵人多開槍,耗他們的彈藥;與對方磨時間,等我們的增援部隊上來。

後兩個目的多少達到了,特別是最後一個,要是我們老不開槍,“紅腫”的人一定會大搖大擺地過來搜索。第一個目標卻沒有什麼進展,咱們的那幾個槍手,武藝實屬平平,還擊的槍彈,最佳的也就是擊中對面大樓的玻璃窗上,玻璃打碎咱好歹能聽得見,就是沒聽見人中槍的號叫聲。

我們六條好漢就這麼守著,直到第二天中午,都不敢下樓去,因為食品商店一層臨街的那面只有幾根水泥柱,大部分是厚木板的門面,擋不了機槍掃射的。咱們六個小將的子彈加起來也不足三百發,吝嗇地零零星星地向對方射擊著,只求唬住他們不要穿過十字街衝到我們樓下。這期間把我嚇得不輕的,是“大肚子”要替換我,舉一舉玻璃挑逗敵人;他一米八零的個子,稍不留心,玻璃舉得太高,給對方一梭子機槍掃過來,正中他手裡的玻璃,擊得粉碎,碎片彈到我倆的臉上,細小的血珠滋滋地滾下來,我們趴在樓板上,老實了很多。直到第二天午飯時刻,“聯指”大本營派遣的增援隊才攜帶兩挺輕機槍到來,把我們給換了回去。他們好幾個是退伍軍人,一副對槍林彈雨滿不在乎的神情;他們最受不了的,倒是我們在樓板上留下的濃烈尿味:我們怕下樓挨上槍子兒,將小便全放射在樓板上了。

在我們那兒的武鬥歲月里,血淋淋的豪言多半是紅衛兵小將說出來的,血淋淋的壯舉卻多半不是他們做出來的。在武鬥全過程中,工人叔叔們都護著小將,廝殺的時候沖在前頭,撤退的時候殿在後頭。

宣城的幾場惡戰,我們一派的生力軍是碼頭工人。數百年來,碼頭工人掙一口飯吃,靠的就是力氣、勇氣和義氣。他們的基本工具,是一輛雙輪人力板車,裝滿了貨物,足有千把公斤。上貨卸貨,憑的是一副肩膀;拉車推車,憑的是一雙手臂。你要想像他們的體魄,看看長江三峽背纖船夫的老照片,就差不離了。

碼頭上的活,太弱了,是搶不到手的,為了護地盤,打架是常有的事。一人對一人的架要打,一人對一群的架也得打。打得吐血,從板車扶把上解下酒壺,仰首喝幾大口,再打。對手喝這護氣止血酒的時候,任你是生死仇敵,也不能出手相擊,一直要等到他把酒壺掛回車把,抹抹嘴,才能再接著打。打傷打死,雙方都不報案,認了。自幼在江邊長大的我,路上遇到肩頭搭著腰帶、手裡提著酒壺的碼頭工人,會閃過一旁,心存敬意,為他讓道。

武鬥一啟,碼頭工人的“鋼筋鐵骨戰鬥隊”全都加入了我們一派,建築工人的“銅牆鐵壁戰鬥隊”則加入了對方派;生死相搏,乃由他們承擔。兩派的戰鬥,均有實戰經驗豐富的退伍軍官幕後策劃指揮;我們這方的軍師是在朝鮮戰場上跟美國兵打過死戰的一名黃團長,對方的軍師是抗日戰爭中的一位戰鬥英雄營長,旗鼓相當。

那年(1969)開初,我方的突擊隊趁對方元宵節過小年的時候,半夜裡摸到他們的大本營附近,橫掃了一通機關槍,轟了幾發迫擊炮,把他們打了個措手不及,還綁架回來兩個俘虜,得到對方的一些軍事機密。“紅腫”頭頭為此大為光火,精心設計了一套謀略。他們先是發送一支車隊,帆布車篷包裝嚴密,接著派一個兩面姦細暗中透風,說那支車隊運送的是一批軍火。我方最缺武器彈藥,得此情報,頗為心動,派出兩個排的兵力七十多人,攜帶兩挺輕機槍,每人配備全自動和半自動衝鋒槍,從東門穿過幾條曲折小道,直插城西邊的公路口。

對方的生力軍早已沿途埋伏,兵員、武器、彈藥都多過我方几倍。一場惡戰,他們傷了三四個;我方拖回來七八具屍體,輕重傷員十多名,死傷的都是“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一輛輛半新不舊的板車上——那是他們生前賴以養家糊口的夥伴——躺著滿身彈孔的工人叔叔,他們就是不再呼吸了,也像水泥雕塑那樣威風不減。失去丈夫的嬸嬸們攜著半大不小的一群孩子,在寒風中吼叫。這些婦女多年相伴丈夫勞作於強者才能生存的碼頭,在刀口上舔飯吃,養就一副粗放剛烈不認命的豪氣,哀哭不出幾聲,落不下幾滴淚,只嚷著要親手復仇。在空曠的庫房裡,遺體供戰友們憑弔了三日,那幾天我用毛筆寫輓聯寫到手腕紅腫。出殯那天,領頭的是十六人持執的“聯指”巨幅戰旗。接著是八部卡車,每部載一架三公尺高的花圈(皆是鋼筋焊接而成,花也是鐵的)和一具棺材。接著是三百名“鋼筋鐵骨戰鬥隊”的碼頭工人,每人右手執一柄粗木棍——那是他們日常勞作搬運重物時支撐板車的槓桿,左手挽白色粗布腰帶。他們以數百年不變的行頭,護送著亡友。凜冽寒風中,眾人均是粗布襤褸單衣,隱約露出古銅色的肌體,那場景,宛然重見秦末田橫五百壯士。

《炎黃春秋》2014年第11期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炎黃春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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