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四年五月，在林彪的策劃下，編輯出版了《毛主席語錄》，裡面收錄了《毛澤東選集》中的一些警句。這樣就將對毛的個人崇拜推向更高度。
大躍進的教訓被一筆勾消，建立符合現實的現代經濟方向也被逆轉。林彪的目標是統一意識形態，他對專業技術嗤之以鼻。林提出「四個第一」的口號：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這一段時間以來，毛對於林彪的不斷「神化」自己，絲毫不加以制止，反而在各種場合，表彰林彪。毛說「四個第一好。我們以前也沒有想到什麼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
毛並令全國學校、工廠、公社、學習解放軍。毛說「解放軍好是政治思想好。國家工業各部門現在有人提議從上至下（即從部到廠礦）都學解放軍，設政治部、政治處和政治指導員，看來不這樣做是不行的，是不能振起整個工業部門（還有商業部門，還有農業部門）成百萬成千萬的幹部和工人的革命精神的。」毛還說「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的，以後仍然要靠解放軍。」
自此以後，在全國圍內，所有的機關、團體和學校無不設立了政治部，都在學習解放軍，「加強政治工作」。說穿了就是在全國範圍內，一步步加深對毛的「個人崇拜」，將毛「神化」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的地位上去。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林彪的「造神運動」。對於林彪的這種作法，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和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當時就指出，這是將「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簡單化」。
當時任總參謀長兼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秘書長的羅瑞卿曾明確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這些言論。羅瑞卿說「難道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不再發展了？」「說毛澤東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難道還有次高次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還不同意林彪所提出的「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認為這是「死記硬背，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違背理論脫離實際的革命作風。」
在軍事的戰略戰術、武器裝備、軍事訓練等方面，羅瑞卿反對林彪所空喊的「軍隊要革命化、騾馬化」。此時中蘇關係日益緊張，隨時有可能開戰，林彪要求「軍隊要堅持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羅大大不以為然，強調搞好軍事訓練，主張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
凡是不同意林彪這種「造神運動」的人，都受到毛的冷落或批評。毛是先找一些替罪羊下手，其中一個靶子就是保健局。
在一九六四年的春夏之交的時候，保健局給劉少奇檢查身體，發現有肺結核病。衛生部副部長崔義田讓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劉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麼意見，再寫正式病情報告。
毛並沒有表現吃驚，說話時，他的眼光露出了懷疑和一絲幸災樂禍的神色。
毛說「有病嘛，就休息，由醫生治療就完了。何必大驚小怪。這事不是你的事，你用不著攪進去，由他們去搞。」
但劉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採取攻勢。毛雖然無力正面痛擊他的敵手，但他可以使劉過得生不如死。毛做了一系列與高級領導的保健工作相關的批示，命中央衛生部撤銷保健局，高級幹部不得有專任醫生，取消保健工作。至於專為高幹設立的北京醫院，毛說「北京醫院可以改名老爺醫院。」
毛以前就曾批評過保健局和北京醫院。毛提到其他高級幹部的生活方式時說「這些老爺，平日養尊處優，有人給保健，有了點小病，又受到百般照料。」
這個批件交到保健局局長史書翰手。史接到這份批件後，驚得目瞪口呆。高級幹部的保健工作被取消，損害到每個高級幹部的切身利益，其中當然包括劉少奇等人在內。但沒有人敢違抗毛的旨意，但又不能讓其他領導人去一般公共醫院看病，衛生部必須為高級幹部的保健問題另尋對策。
保健局和衛生部黨組連續開會，煞費躊躇，終於有了定案。撤銷保健局和中南海保健辦公室，將史書翰、黃樹則提升為衛生部副部長，仍然主管保健。將原來的醫生和護士們合到北京醫院。結果是人員和機構搬動了地方，各項保健工作照行不誤。北京醫院改變辦法，不只給高級幹部看病，可以向老百姓開放，老百姓可以同樣看門診和住院。
但是這樣一來，又涉及到高級幹部的保衛安全問題。討論來討論去，最後決定只給周圍的機關的工作人員和工廠人員看病，同時要求這些單位，對他們介紹來看病的人，保證審查沒有問題，不是「壞人」。
毛倒是絲毫沒有受到撤銷保健局的影響。我被任命為衛生部醫學科學委員會常委副秘書長。我上午到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班，中午以後到一組辦公。那時我跟別人一樣，覺得身為主席的毛應該有特權擁有自己的保健醫生。直到許多年後，我才恍悟其間的極不公平。
但北京醫院的名字成了大問題，毛批的，改成老爺醫院，不能這樣改，這不像個名字。衛生部長錢信忠、史書翰都要我想辦法再同毛說說，能不能不改名字。
我只好又去見毛，告訴他衛生部奉他的「命」所做的改變。我將撤銷保健局的細節報告完後說「北京醫院的名字不好辦，改成老爺醫院太難聽。而且這個醫院是二十年代由德國人建立的，從那個時候就叫北京醫院。」
毛笑嘻嘻地說「仍然叫北京醫院吧，收老百姓就好。」
毛本人雖然沒有受到保健局改組的影響，江青則因為身體「不好」，仍然要有護士伺候她，我繼續做毛的私人醫生。雖然現在我早上都到醫學科學委員會上班，但那裡的工作仍和毛脫不了。毛最常患感冒和支氣管炎，此後我的精力大都花在治療或預防這兩種病的研究工作上。
我個人生活上最大的改變就是全家搬出中南海。我們原來都住在中南海南船塢，現在既然取消了保健辦公室，就不能再在中南海內住下去了。
我們搬到離紫禁城不遠，原保健局所在地的弓弦胡同。那兒有不少房間空了出來。一九四九年我剛回中國時，就是在這和傅連暲見面的。我們一家四口合住在中院的北房，總共有四間房間。我們小院子的南牆下，是一個花壇，面種了一排玉簪花。我們剛搬去後，在門前的小院種下了一枚棗核，沒有想到，它竟然萌發出來，抽條長枝。
弓弦胡同靠近隆福寺市場、王府井大街和東安市場，買東西非常方便。但特別有好處的是，我的大孩子已經在北京師大學附屬中學上學，從這騎車子到學校往返很近，還有車可送我往返中南海。這時正巧波蘭駐北京大使館內部整修，出售一些家具，我同嫻挑買了一些，搬入弓弦胡同，在這安了我們的家。
我很高興能離開中南海。住在中南海內，因為警衛工作的限定，親戚、朋友都不能到我們家來。現在坐在我們新家的窗前，面對著花團錦簇的小院子，我幾乎可以忘記失去琉璃廠老家的傷感。毛與一組的世界恍若離我十分遙遠，我非常喜愛這個新家。
後來有一次，半夜三點多鐘毛找我，我已回到弓弦胡同。第二天毛對我說「沒有想到，整到我自己頭上了，找你這個人找不到了。」由此，在一組我的辦公室內放了床，有時我就住在那。
毛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關係持續惡化。一九六五年一月，鄧小平召開工作會議，研究和總結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問題。毛在會議期間覺得身體不適，鄧便勸毛可以不參加會議。但毛仍抱病參加會議，並發表一篇談話，其中強調農村問題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劉少奇打斷毛的話說「各種矛盾交叉在一起，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黨內和黨外矛盾的交叉，很雜，還是有什麼矛盾就解決什麼矛盾為好。」第二天毛帶了憲法和黨章去開會。毛說「有兩本書，一本是憲法，我有公民權；一本是黨章，我有黨員的權利。我有參加會議和發言的權利。可是，一個人（指鄧小平）不讓我開會，一個人（指劉少奇）不讓我講話。」本來首長開會互相插話，是常有的事，但這次不同，問題嚴重起來。周恩來、彭真等人都勸劉少奇向主席承認錯誤。劉作了檢討。黨的分裂已經很明顯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四日，召開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毛增加了三節。這三節後來冠以〈論人類的歷史發展和技術革命〉的題目。原文過長，節錄如下：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中國的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就說過，中國將要出現一個大躍進……」。
由此可見毛對「大躍進」仍然堅持不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