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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告密者 歷史醜惡的幽靈在閃現

——告密者 一種歷史幽靈的閃現

告密者(GMZ),一種歷史上曾經聲名狼藉的幽靈,突然浮出水面,成了當下的新聞熱點。2008年12月,《武漢晚報》的報道稱,湖北大學數計學院某班出台新班規,要求學生實行"盯人"戰術,每名學生暗中監視另一名同學,並在所謂"天使信條"上寫下對被監視對象的意見。這些披著"天使外衣"的告密者,以"關愛同學"的名義復活,蔚成校園文化的詭異風氣。

與這種"天使心腸"相比,發生於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案,給人了留下了更為深刻的印象。這所我曾經應邀前往演講的學校,湧現出兩名傑出的學生告密者,她們將自己的"古代漢語"老師告到市教委和公安局,理由是在課堂上"批評文化"和"批評政府"。課堂上的自由爭論本來無可厚非,反駁老師的觀點,也是教學民主的一部分,但令我驚訝的卻是告密者的心機——一方面向教委告密,企圖端掉老師的飯碗,另一方面向公安告密,要把老師送進監獄。正是基於這種"雙管齊下"周密手法,她們從網民那裡榮獲了"極品告密者"的稱號。

 

在我的個人生命記憶里,告密者曾是一種規模盛大的文化形態,朋友、同事、親戚和親人之間互相檢舉,羅織罪名,儼然一場經久不息的互虐式狂歡,而他們的每一種指控,都會成為政治迫害的重大依據。在1958年,至少有30萬敢於批評的中國人,被告密者檢舉揭發,在階級鬥爭中淪為"右派",在嚴酷打擊中死去活來。而在1960年代,更多中國人因告密者的揭發而遭到政治迫害,由此建起歷史上最遼闊的冤獄。

教師是那種最先面對告密者的群體。在大規模災難降臨之際,他們率先遭到造反學生的迫害,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或"反動學術權威"的教師,難以計數。據官方數據統計,僅1967年8~9兩月的北京,就有1772人被造反學生打死,其中絕大部分是教師。北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們,那些曾經高唱《讓我們盪起雙槳》的浪漫少女、面帶紅暈的"祖國花朵"、滿臉稚氣的"革命小將",以政治正確的名義,檢舉揭發女副校長卞仲耘的諸多罪行,繼而將其活活打死;與此同時,北京女三中校長沙萍,也被自己的女學生打死,就此開啟了暴力的酷烈大門。這場從告密開始的運動,最終升溫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據廣西《武宣縣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記載,該縣武宣中學,甚至出現食人盛宴——眾學生在校園內揭發批鬥完自己的老師之後,將他們剖腹肢解,就地架設爐灶,烹煮至熟,然後分而啖之。

"告密+迫害+吞噬"的複合型狂歡,書寫著最黑暗的民族記憶。1977年以後,新政府推動大規模平反運動,勉力修復歷史冤獄,令告密者成為一種民族羞恥,教師重新召回了個人的尊嚴,但告密者的幽靈仍在徘徊,並於改革開放30年之後捲土重來,再現了這幕令人吃驚的醜聞。眾所周知,批評是幫助政府改進工作和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方式,也是憲法賦予的基本權利。容忍和聽取不同意見,乃是衡量政治清明的基本標尺,而在以"和諧"為政治目標的社會中營造鬥爭氣氛,置敢說真話的教師於被告密的恐懼之中,這不僅是以司法教育為使命的高等學府的恥辱,更是社會正義和民主進程的敵人。

在英語中,告密者常被稱之為"RAT",含有"討厭鬼"、"可恥的人"和"下流女人"(美俚)的語義,但我不想在此過多苛責這樣的學生。她們不過是某種教育制度的犧牲品而已,只要予以適度的引導和矯正,還有恢復心靈健康的希望。但告密文化賴以生長的土壤,卻是我們要加以嚴重警惕的事物。如果我們今天不起身阻止這種鬧劇,那麼它就會發育成更可怕的災禍,並降臨在我們每個人的頭上。歷史最容易重演的,正是它最醜惡的部分。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中國報道周刊》2008年12月10日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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