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能結識一知心友人已難，能有－異性知己更難，但若能有一忘年之交的異性知己，則難上加難。現在社會上有個流行詞曰「代溝」，即謂兩人年齡相差超過了一代（一般指20歲以上），他們之間在思想、見解、感情等諸多方面就會出現一條「鴻溝」，彼此產生隔膜，甚至思想上無法交流、溝通了。所謂「忘年交」即在兩個年齡相差甚為懸殊的人之間，不但不存在「代溝」，反而更能有諸多的共識，諸多相通的情懷與感受。甚至到了無話不說的程度。
近年隨著網絡和電視劇的「飛入尋常百姓家」，又產生了－個新潮詞彙「閨蜜」。所謂閨蜜，即是「閨中密友」之謂也。最初是女性之間的專用詞語。但隨著社會的進步，這詞語也進入了男女之間，即男女二人間，可以完全相互信任，互相視為異性兄弟姊妹－般。有委屈的時候可以相互傾訴，有感情煩惱的時候可以相互攀談。這樣的友情自然令人艷羨不已。尤其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共當局大搞政治運動，以檢舉、揭發，告密，出賣朋友親人為「進步」表現的年代裡，本人卻有幸遇到了這樣－位忘年之交的「閨蜜」。真是難得的緣份，說來還真有點話長。
一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毛澤東暴政統治下的「土改」運動使我的家庭在經濟上完全破產，陷於家徒四壁的窮困之中。1953年我初中畢業後，由於經濟困難，只好去投考了一個屬一機部的兩年制中專，學習工業統計專業。因為該校不但不交學費，還每月發給12萬元舊人民幣（合今人民幣12元）的助學金。當時一月的伙食費只消5萬元（舊幣。下同），還每周吃三次肉。我一月只用兩萬元錢買點洗滌類的衛生用品，其餘的錢拿去接濟我的父親和姑姑。
我父親37歲才得我這個「獨子」，先前育有一女名韻華，我這位姐姐不滿8歲便患了肺結核，那時沒有抗結核藥，差不多像現在患癌一樣，無藥可救不治夭亡。母親悲傷過度，在我兩歲時便離開人世。父親未再續弦。我的姑姑（父之妹）小時因罹患小兒麻痹症成為殘疾人，終生未嫁，父親將我「過繼」在她名下，她便在家像母親一樣將我帶大。姑姑嚴植芬知書識禮，尤愛文學，從小在文學上對我的薰陶和影響，使我終於走上了文學之途。1950年我祖母去世，一家就剩下我們三個人了。
1953年1月29日我還未滿16歲，便第一次離家外出去讀那個中專，當時（它設在金堂縣）被稱為「參加革命」。對於一個還未成年、一直在親人溫馨呵護下生活的我，對將去投入的這個所謂的革命陣營，非但沒有多少好感，而且是充滿了疑懼和惶惑。早在1948年國共內戰時期，我從父親那裡就看見過一本白皮封面大黑字的小冊子題為《鐵幕下的悲哀》。「鐵幕」就是指的毛澤東暴政統治下，各種血腥恐怖的事件，真是叫人不寒而慄。那時看了還只是恐懼，現在一切都成了現實。誰知道在那個「革命陣營」里等待著我的是什麼呢？不去嗎？無法生存。那時根本沒有個人謀生的途徑，只有去吃「革命飯」。大概正是由於這種惶恐和無奈的心緒，我父親去到成都一座叫「青羊宮」的廟上在神前給我求了一「簽」卜問我的「前程吉凶」。誰知得到的是一張「下下籤」，上面竟然這樣寫著：
「虎入圍場，弓矢齊張，縱能逃脫，難免驚惶」
「簽」上都是所謂的「隱語」，即比喻之類的話，但一看就知非吉言也。父親當時簡直驚呆了，我看見他眼裡閃動著淚花。為了減輕父親心裡的負擔，我裝著無所謂的樣子說：「信他這些鬼話幹什麼？全是無稽之談。」我姑姑也附和著我說：「讀書人別信這些，孔子不語怪、亂、力、神，這簽上的話更不必去當真。」話雖這麼說，可是大家心裡都好像籠罩著一層什麼陰影。所以當我離家那天，他們把我送到成都市北門梁家巷分手時，父親和姑姑都忍不住哭了。我一下也無法自持，於是哭成了一團。這時我心裡想起了《鐵幕下的悲哀》中說的「拆散家庭」的慘劇，沒想到「今朝都到眼前來」了。我邊走邊回頭望著他們離去的背影，不禁想起了中學課本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背影》，更油然而生了生離死別的悲痛……
二
在當時官方宣傳的流行用語中「革命大家庭的溫暖」是叫得震天響的一句話。就像今天的「X個代表」，「N榮N恥」差不多。可是我自從投入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以來，就從未體驗到半點的「溫暖」。真正體驗到的只有無情、冷酷、爾虞我詐，乃至你死我活的爭鬥。今天我看到有的人寫回憶錄式的文章時，說什麼五十年代反右鬥爭前，社會風氣如何「正派」，人與人之間關係如何「真誠」。真忍不住想問他一句：你當時是被人「監督」，還是在「監督」別人？在這個所謂的「革命大家庭」里，冠冕堂皇的口號是「互相監督，共同進步」。實則是少數人「監督」大多數人。少數人在「追求進步」，多數人則常處於「落後挨整」的狀態。這些少數人首先是黨員，那是「大哥大」，絕對擁有「監督」別人的特權，其次是團員和一些所謂家庭出身成分「好」的人，他們是「監督」者中的「第二梯隊」，此外還有些家庭出身不「好」，又想追求「進步」的，只好賣身投靠到一、二梯隊去充當「外圍」成員。鄙人既不可能躋身一、二梯隊，又不想去當「外圍」成員，所以處境可想而知了。
那時沒有雙休日，只有星期天是休息日。一到這天晚上學生們便按班級、或分小組召開「生活檢討會」。「生活」如何「檢討」，實在耐人尋味。原來所謂檢討「生活」就是找每個人這一周里的缺點、毛病。說「每個人」不確切，黨、團員那肯定是先進的，所以需要「檢討」的每次都是我們這些「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落後份子。人家為了表明自己的追求「進步」，靠攏組織，就在我們這些人身上「雞蛋里挑骨頭」似的找毛病。比如有一次吃飯時用胡豆（蠶豆）當萊，由於那個胡豆很老，殼很硬，我在吃的時候便將殼出吐來丟了。那些「進步」人士便在生活檢討會上罵我是「資產階級少爺小姐的樣兒，吃胡豆還要吐殼，沒有一點勞動人民的思想情感」，甚至還要聯繫到我的家庭出身，父親是國民黨的反動官吏等來分析批判我的「思想根源」。我實在受不了，便說：「不就是吐丟了幾個胡豆殼嗎？什麼就資產階級、勞動人民了。莫非勞動人民吃穀子不去殼嗎？」這一下不得了，說我「仇視勞動人民」，幾個周開生活檢討會都「請」我當「主席」。諸如此類的麻煩簡直經常不斷。尤其是說話，稍不注意就說你是「政治上原則性的錯誤」（那時還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一詞）。而且我發現那些專門「監督」人的「進步人士」，學業上考試都常不及格，卻成天專門注意別人說了什麼，作了什麼，還拿來記在一個小本子上。就憑這一手「靠攏組織」，人家不但照樣畢業，分配的單位還比我們好。
那個年代的學生，都尚且生活在這種令人窒息的氣氛中，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一個遠離家庭、親人的我，在恐懼不安中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傾訴，更不可能有人給你半點寬慰，真像生活在一片沙漠裡，看見的是狼影幢幢，聽到的是狼嚎陣陣。我好想離開那個什麼「革命大家庭」，我好想家、好想親人，甚至想得在夜裡一個人偷偷地哭。但一切路都被堵死了，完全身不由已，只有任人擺布。也可以說，就是從這個時候起，在我少年的心中已經朦朧地意識到，這個制度是非人性的，反人性的。
三
好不容易盼到了畢業，雖然我業務考試各科成績都名列前茅，但唯有不考試的「政治」一科我是不及格的。所以那些通過補考才勉強及格的，但政治上表現好，家庭出身好，照樣分配在成、渝、昆明等大城市大廠礦里，我則被分配去川南小縣隆昌縣一個新建的廠叫隆昌碳黑廠（後更名隆昌氣礦），是一個用天然氣生產工業原料碳黑的工廠。
臨行前我的班主任老師劉祖貴，是個老教師，把我叫去單獨對我說：「嚴家偉，你人年輕聰明，成績也好，就是政治上要多爭取啊……」說到這裡，他似欲言又止，我已明白了他的意思。中國的許多事，人人都心知肚明，就是不能說穿。
我們有十來個同學，分配到這個廠，半數都是或家庭出身不好，或政治表現落後的。其中好像對我印象特別不好。認為我資產階級思想嚴重，政治上表現落後。這些東西你一離校，檔案便如影隨形跟著你轉到你所在的單位來了。這就是人家對每個人的有效監控。於是廠里人事科不讓我搞統計管理工作，分配我到機修車間一邊作生產記錄，一邊與工人一起學習干鉗工。還美其名曰：先到基層車間鍛鍊。一天到晚弄得我筋疲力盡，人家還說我勞動態度消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