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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碾碎」的中國當代文學天才

——權力如何「碾碎」一個天才

將曹禺成為當代文學的傑出作家,恐怕不會有太多人反對。畢竟,一個人在23歲的時候,就能創作出《雷雨》這樣的作品,以我輩之愚鈍,只能把‌‌“天才‌‌”的標籤安給他,這樣才顯得自己不至於過於淺俗。

寫《雷雨》時,曹禺還在清華大學上學,他常常泡在清華的圖書館裡,一寫就是一天,以至於圖書管理員為其破例,允許他閉館後還可以留下來寫作。

那時,曹禺坐在一張長桌前寫作,桌子的另一面,是他的女朋友,一位清華大學法律系的高材生,後來成為曹禺第一任妻子的鄭秀。

曹禺是年少成名的典型,《雷雨》的出版震撼了戲劇界。據說巴金一口氣讀完《雷雨》,‌‌“淚流滿面‌‌”。

《雷雨》之後,曹禺接連寫出了《日出》、《原野》、《北京人》等作品,一時風光無兩,榮譽紛至沓來。他和鄭秀結婚那天,田漢、巴金、張天翼等文化名流專程來南京參加。

如果人生有四季,曹禺在40歲之前,一直都是春天。

40歲之後,他迎來了人生的第二季,冬天。

(二)

‌‌“我羨慕街道上隨意路過的人,一字不識的人,沒有一點文化的人,他們真幸福,他們仍然能過著人的生活,沒有被辱罵,被抄家,被奪去一切做人應有的自由和權利。‌‌”

說這話的時候,曹禺的身份是‌‌“牛鬼蛇神‌‌”。那個時候,他經常和一些同樣被稱為牛鬼蛇神的人,去掃大街。

很多不懂事的孩子,看到他們的穿著打扮就知道是‌‌“壞人‌‌”,是‌‌“反革命分子‌‌”,雖然孩子們可能還不能理解什麼是反革命,但他們知道往這些人身上扔石頭。

不要覺得曹禺慘,實際上,此時的曹禺算得上是‌‌“幸運‌‌”的。他的同事老舍選擇了跳湖自殺——那個時候,自殺成為了一種解脫。

活著的人更慘,遊街、批鬥,他親眼看到自己的好友田漢跪在地上,脖子上掛著‌‌“黑幫分子田漢‌‌”的大牌子。曹禺沒有受過什麼酷刑,是因為當時周恩來總理對紅衛兵們說了一句話:‌‌“曹禺不是走資派。‌‌”

但曹禺還是被扣上了許多大帽子,他被抄了家,關在一間廢棄的澡堂里。他每天都要重複很多遍‌‌“我有罪,我向人民群眾請罪‌‌”。

曹禺的第二位妻子方瑞

他的第二任妻子方瑞這期間在家吃安眠藥去世,他連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

曹禺掃大街的時候,看見過第一任妻子鄭秀。鄭秀愛了曹禺一輩子,宣讀離婚協議的時候,鄭秀哭的氣都喘不上,兩人離婚後,鄭秀終身未再嫁。

是鄭秀主動在尋找曹禺,她總是默默站在遠處觀望掃街的曹禺。當曹禺認清那就是前妻的時候,兩個人卻都只是隔著一條馬路,默默無言地看著對方,沒有交談,也沒有表情,假裝對方只是陌生人。

所謂世間最遠的距離,其實並沒有什麼稀罕的,文革時,無數對中國夫妻和父母子女,都曾經經歷過。

曹禺和鄭秀中間並沒有柏林牆橫亘,但是,誰也不敢跨出那最後的一步,都怕自己的莽撞給對方增添不必要的麻煩。

我想,那道牆,大概還是有的吧。

這時的曹禺,將無限的才華,用在了寫檢討材料上

23歲就寫出《雷雨》的天才作家,寫出來的檢討材料,卻屢屢被上級以‌‌“認識不深刻‌‌”為由打回來重寫。也許曹禺從來沒有覺得寫作是一件這麼難的事情。

文革過後,有記者問曹禺:你最大的罪狀是什麼?

曹禺說:‌‌“反動文人,反動權威,30年代文藝黑線,腐蝕了許多年輕人。‌‌”

(三)

‌‌“我寫的東西最初出現的時候,還有人說過我進步。他們逼著你招供,供了以後不但別人相信,甚至連你自己也相信,覺得自己是個大壞蛋,不能生存於這個世界,造成自卑感,覺得自己犯了大錯誤。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就產生了,這種思想上的折磨比打死人還厲害。‌‌”

如果你去百度百科查看曹禺的詞條,會發現一件非常弔詭的事情:

在1949年以前,他密集地創作了許多人們耳熟能詳的文藝作品。但是在此之後,曹禺彷彿停止了文藝創作,人生的後半場,曹禺貢獻的作品少的可憐,只有2部,且對於大多數人而言,這兩部作品的名字,都是聞所未聞。

中年以後,本該是作家創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這就不免讓人問一句:曹禺怎麼了?

在曹禺女兒的回憶中,曹禺的枕邊經常放著一本《托爾斯泰評傳》。曹禺讀這本書,讀著讀著會突然間變得歇斯底里,對著空氣大喊大叫:

‌‌“你不知道我有多慚愧。我要寫出一個大東西才死,不然我不幹。‌‌”

單從這句話,我們便能感受到曹禺內心有多痛苦。

對於曹禺這樣一個對寫作充滿熱忱,23歲就寫出《雷雨》的人,盛名之下,他的內心不可能不渴望‌‌“偉大‌‌”,不渴望再次執筆寫出一部令人怦然心動或熱淚盈眶的作品。

可建國以後,曹禺再也沒能寫出什麼東西。

這當然不是因為生活和歷史沒有給予他應有的靈感,只是,曹禺的內心裡,有一些東西徹底斷裂了,徹底被碾碎了。

正如女兒萬芳所言:文革徹底把曹禺碾碎了,他的腦子已經不自由了。

被譽為中國的莎士比亞的曹禺,被黃永玉贊為中國的托爾斯泰的曹禺,跨過1949年的門檻,一直到他去世,曹禺只勉強寫了兩部作品,以及一部參與集體創作的劇本。

這兩部作品是什麼樣子呢?

其中一部是《明朗的天》,講述的是一群知識分子接受新社會改造的故事。還有一部是《王昭君》,同樣屬於政治任務,任務的主旨是希望借王昭君的故事,來歌頌一下民族團結的精神。

曹禺寫的很賣力,硬生生地把王昭君寫成了一個甘願為了國家利益,放棄自我的偉大女性。而在此前人們的印象里,王昭君一向是個哭哭啼啼的,兩國博弈下的時代犧牲品。

就是這樣的作品,仍需要層層審查和修改,曹禺的女兒回憶道:

‌‌“爸爸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仍難盡人意。爸爸感到無所適從,很苦惱,他創作生涯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作家個人的寫作竟然要涉及到這麼多的人和事。‌‌”

(四)

‌‌“我是用社會活動麻痹自己,我想寫,寫不出,痛苦。‌‌”

平反之後,曹禺恢復了公職,在文壇上的地位也逐漸被人承認。他的頭銜越來越多,曹禺越來越忙,但這種忙碌對曹禺而言,卻是一種躲避。

別人看起來,他有公職、有汽車、有司機、有地位,但內心的痛苦只有曹禺自己知道。

《雷雨》被當做為一出‌‌“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悲劇‌‌”而迎來了重新排練和公演的機會。

但是,曹禺卻高興不起來,因為他無法融入自己的作品裡增添的一些‌‌“新東西‌‌”。

按照上級的要求,新《雷雨》的排演,要編劇導演按照階級分析法去分析人物,要所有演員帶著階級感情去演,演員們雖然都表現的慷慨激昂——可問題是,《雷雨》不是樣板戲,並不需要演員們都是一副慷慨激昂的狀態。

曹禺痛苦地說:‌‌“我的劇本里,根本就沒有那麼多東西‌‌”。

曹禺曾經發誓,一定要寫出一點什麼東西,發出自己的憤怒和抗議。

但是,人生的後半場,他終於還是什麼也沒能寫出來。

曹禺去世後,巴金的女兒給曹禺的女兒打電話說:

‌‌“我爸說曹禺真可惜,他就這麼走了,他心裡有好多好東西,他把它們都帶走了。‌‌”

黃永玉曾經給曹禺寫過一封信,這封信在阿瑟·米勒來華時,曹禺親口給他讀過。

這封信裡面,黃永玉向曹禺發出連續的拷問:

‌‌“我愛祖國,所以愛你。你是我那一時代現實極了的高山,我不對你說老實話,就不配你給予我的友誼。作為藝術家和作家的你,曾經是大海,可是現在卻變成了一股溪流。何時你才會在紙上再寫出波瀾壯闊的場面?1942年以來,你沒有寫過真的、美的、有意義的東西。我們的國家對你的才華做了什麼?什麼東西能抵得上這種損失?‌‌”

是啊,國家對你的才華做了什麼?

米勒回憶道,曹禺當時‌‌“眼含淚水,目光熾烈‌‌”。讀完信後,曹禺喃喃說了一句:

‌‌“實話!這才是好朋友應該做的!千真萬確!‌‌”

(五)

當代文學史上,有一個現象被稱為‌‌“曹禺現象‌‌”。

‌‌“為何曹禺在短短數年內能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在文壇迅速崛起,而後又在正當盛年之時其藝術創造力很快下滑?曹禺後期劇作的生命力為何迅速衰退?導致他衰退的根本原因是什麼?‌‌”

這一系列的問題,曾經擺在許多研究當代文學,研究曹禺生平的學者桌面上。

其實,即便是倉促地了解完曹禺的一生,你大概也會有和我同樣的感嘆:

答案已不言自明!

曹禺逝世之前,對前來探望他的吳祖光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或可作為曹禺本人對自己一生際遇的總結陳詞。只是不知,當時說這句話的曹禺,內心滋味幾何?

他說:‌‌“我這一輩子啊,太聽話了!‌‌”

(有刪節)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思維補丁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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