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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見:沉重的步履走過三十年

——新世紀特稿

趙紫陽、鄧小平、李鵬在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上

八九民主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六四"鎮壓,已經過去三十年了。

面對知識界要求改革的呼聲,面對得到民眾廣泛同情與支持的學生運動,面對民主運動遭遇中共壓制的僵局,社會各界強烈呼籲對話,要求中共高層正視人民的呼聲與要求。

然而,據鮑彤先生觀察,事變的關鍵在於,趙紫陽對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態度,使鄧小平警覺,他認定趙紫陽是又一個黨內的赫魯曉夫式人物,下了決心,要"幹掉趙紫陽"。這樣,鄧小平的得到中共保守派支持的部署,其實質,就是將事變引向矛盾激化,引向對抗,從而完成一次政變──"鄧小平個人謀劃、矛頭對著趙紫陽的一場政變"。

鮑彤先生點出鄧小平的政變圖謀,事變的邏輯清晰地展現在世人面前。

到1980年代後期,農村土地承已包穩定下來,城市的承包正在發展,改革開放的市場化導向漸漸地清晰,而黨政官僚集團逐漸地改變它阻擋改革開放的姿態。他們敏銳地察覺,它在市場化趨勢發展中其實有利可圖。以"官倒"為突出表現的腐敗之勢,伴隨著改革開放而迅速發展,同時也造成改革開放的停滯,引起社會矛盾,並且逐漸尖銳化。

知識界察覺到社會中的矛盾狀態,此起彼伏地發出改革呼聲,推動民主運動自發而起,而胡耀邦突然逝世,強烈刺激了當時一再遭受挫折與失敗的學生們的感情,八九事變一觸而發。

社會各界普遍同情學生運動,成為八九民運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人們同情、支持學生站出來打破僵局,同時,不希望重蹈"文革"動亂覆轍,因而民意的主流是正面評價學生運動、支持學生的政治對話要求,使民主運動在民主法制軌道上運行。時任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看到這一點,他對此完全贊同。這很難得:中共高層領導人站到民眾一邊。這樣,儘管幕後有人運作,將抗議矛頭指向趙紫陽,但趙紫陽"五四講話"表達的態度,得到民意的普遍支持。

《人民日報》"4·26"社論激起"4·27"等多次大遊行,"5·4"後的"秋後算帳"部署致使學生鋌而走險宣布絕食抗爭。許多人當時都有感覺,只要局勢趨向平穩,當局就做出刺激性動作,挑起事端,激化局勢。所謂中共中央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其實是在總書記趙紫陽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主張之外,鄧小平領導保守派,一步步地將局勢推向矛盾激化的方向。

社會各界都表達了同情、支持學生運動的態度,要求中共與學生對話,然而,中共本性中對民眾自主精神的敵視態度,依然根深蒂固,依然頑強地表現出來,它堅持其一黨之私,執意以政變方式解決。

政變成功,民主運動失敗,改革派潰散。"文革"失敗後社會中在改革開放激勵下興起的理想主義熱情受到殘酷打擊,本來就步履蹣跚的改革開放走到了一個轉折點。

■黨專政的韌性

數十萬軍隊,以不同番號部隊精心地混編而防不測的奇特方式,悍然包圍首都。他們以各種方式滲透進城,且精心製造事端、構造"暴亂"表相。終於,貌似"人民軍隊"的黨軍,悍然以裝甲車輛橫衝直撞,悍然開槍殺人,從幾個方向殺開血路,佔領天安門廣場。

與上世紀東歐與蘇聯的共產黨保守勢力聯手,依恃蘇聯軍隊鎮壓改革派與民眾不同,中國共產黨保守勢力,在蘇聯改革"新思維"激起共產黨國家政治改革浪潮的時代之中,堅持冥頑不化的黨專政信念,完全以自己的力量,創造出一個以保守派政變為主軸、輔之以大規模殘暴鎮壓,將改革開放的理想主義浸在血泊之中的東方奇蹟。

改革開放時代的人們,難以接受如此殘酷、黑暗的現實事變。他們不由得想起十幾年前丙辰清明之際的那次天安門事件──那次鎮壓之後,只半年時間,中國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們覺得,似乎可以認為,這次的保守派政變也同樣"註定"是短命的,不久之後,中國就會重回改革開放的正軌。

但是,無情的現實擊碎了人們的幻想。

丙辰年清明之際的天安門事件之後,毛澤東逝世。這是一個極其重大的變化。

毛澤東未能順利地打倒林彪,叛逃事件成為對"文革"的沉重一擊,"繼續革命"理論與中共實踐走入低谷,陷入混亂,無論"批林批孔"或"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甚至"評論水滸"或"反擊右傾翻案風",都無濟於事。當此之際,失去毛澤東,出現了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會。中共元老與黨政官僚齊心合力,發動政變,結束了激進派江青集團的統治,並宣告"文革"結束。

毛江集團失敗,"文革"以失敗結束。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一度陷入徘徊與迷茫。

這樣的局勢,難以複製。

改革開放在農村走出歷史性的一步,土地承包使得農業開始恢復生機,而承包蔓延到城市,更多的市場化改革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活力。另一方面,中美建交,並在美國默許下對越南發動軍事進攻,企圖迫使越南從柬埔寨撤軍,無論其成敗,畢竟樹立起鄧小平在軍中的權威。於是,改革開放的局面穩定下來。

鄧小平說他還沒有弄懂社會主義,但這不妨礙他明確地將中共的領導地位作為所謂"四項基本原則"的最核心的原則,賦予它神聖的意義。這意味著,中共正在從"文革"失敗後的徘徊與迷茫中走出來,傾全力一博。

──見佛殺佛。不幸,趙紫陽雖然被許許多多的人們視為開明的共產黨人,而對於中共,卻為異端。他與胡耀邦一樣,試圖引導中共從專政走向民主,成為現代政黨,然而,在鄧小平等老派共產黨人眼裡,這更像是新出現的"赫魯曉夫式人物",不打倒不能心安。

──遇鬼殺鬼。倒趙政變成功,刺刀威脅之下,偌大的中國,在1980年代末,一下子從曙光初現的狀態,跌落到無盡的黑暗和恐懼的深淵之中。改革開放以來好不容易得來的"有計劃調節的商品經濟",顯出了要退回到"有市場調節的計劃經濟"去的勢頭,剛剛有所活躍、展現出生機的民間貿易活動,再度被"投機倒把"之類帽子和棍棒所威脅。鄧小平無可奈何,只好再動殺機,強硬要求繼續改革,逼迫保守派接受市場經濟。

八九北京事變,中共已在保守派控制之中,而在舉世震驚的政變成功之後,它實際已在跨入"文革"式的政治軌道,但是,在向黑暗墜落之際,它伸出手來,抓住了市場經濟。

於是,中共坐穩了它的不容挑戰的專政地位,顯示出韌性。

到現在,已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人們看到,其中三十年,籠罩在"六四"鎮壓的陰影之中。

這陰影中,市場經濟的意義很是複雜。

依照馬克思學說之判斷,自由市場經濟在其發展中,會逐漸孕育出未來社會的"胎兒"。在這個意義上,中共接受市場經濟,使得改革開放以來的市場化得以延續。但是,中共接受市場經濟之際,給它套上了"社會主義"的韁繩和緊箍咒,一面極力壓抑自由市場經濟的空間,一面縱容權貴資本發展。

於是,"國進民退"趨勢出現,權力成為市場化之主導。而習近平掌握權力之後,明確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三十年"打通,展現其中黨專政的完整鏈條,且明確宣布,"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市場化在目標中消失。

這樣,以"六四"鎮壓為標誌,黨專政以政變為自己開闢道路,強硬地扭轉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它仍然對市場經濟顯示出開放姿態,實則,它傾注心血於所謂"治理現代化",而所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所當然被人們稱之為"黨國社會主義"。

■帝國擴張受阻

紐約時報中文網不久前刊載《紐約時報雜誌》上一位作家的文章,《在平壤購物:朝鮮資本主義世界大冒險》,講述了朝鮮在嚴峻現實面前"社會主義經濟體系"崩潰,被迫走向自由市場,允許合法、半合法以及非法的市場活動並存,進而導致"日益多樣化、複雜化的多個社會經濟階層"並存的過程。作者以其觀察,這樣寫道,"朝鮮的社會主義再也沒有從這種市場經濟的入侵中恢復過來。"

這樣來看,中國的問題恰恰是在於,在這裡,中國的"社會主義"藉助於市場經濟的活力,不僅恢復了過來,更反過來,凌駕於市場經濟之上。

市場經濟看上去是被接受了,然而,經過中共的操作,市場被扭曲,它處於"新時代"黨專政的控制之下。

中共的"社會主義",不論它是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或黨國社會主義,其實質在於,它力圖控制市場經濟,同時它依附於市場經濟。市場經濟,以其本性,其發展勢必超越國家版圖,具有全球化的自然趨向。這很合乎中共的胃口。從胡錦濤時代,中共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調門開始高亢起來。到習近平的時代,乾脆將這所謂"中國夢"作為所謂"習思想"的標誌性要素,而更為露骨的表達,叫作"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下一步,就應該是在這舞台中央排除他人了。

顯然,專制國家在市場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其必然趨勢是追求帝國夢想。但是,這樣一來,就必然與已經在世界舞台中央的那些國家,發生前所未有的衝突。

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龐然大物面前,多數國家難以與之抗衡。而西方國家,它們是少數國家,實力卻不容忽視。即使如此,中共已經有力量,在它極其敏感的人權、"一個中國"等方面,組織"投票機器"推進它的主張,在經濟領域,也咄咄逼人。這時,唯有美國,可以站在前面,抗衡中共的帝國擴張態勢。

其一,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堅持認定中國未履行其承諾,不能自然而然地成為所謂"市場經濟國家"。它們堅守這一門檻,定下了遏制中共野心的基調。有消息說,世界貿易組織(WTO)居然壯起膽子,"裁決認定中國不能主張'自動取得市場經濟地位'"。應該說,這與美國等國家的堅持大有關係。

其二,美國以加征懲罰性關稅,發動反擊,遏止中共進逼的勢頭。美國川普政府動用關稅手段解決貿易不平衡問題,爭議很大,經濟學者們尤其不以為然。然而,仔細推敲,可以看到,其它的方式,無論訴諸WTO,或動員盟國,在現實的國際政治環境中,都須經實戰來推動,才有希望。單純的談判方式,包括WTO機制的談判,都難以對付擅長於談判遊戲的中共,而懲罰性關稅反擊的實戰,確實引起了變化,迫使中共認真行事。

美國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承認,關稅是"一件鈍器",但美國沒有其它選項。這就是嚴峻的現實。

其三,由懲罰性關稅之戰打開談判局面,注重貿易失衡,但不以貿易失衡為限。逐漸清晰的是,達成協議以兌現承諾為關鍵性關切,直指中共多年來避重就輕、"說一套,做一套"的慣技,迫使它改弦易轍,要求它實行結構性改革。

在貿易談判中,一國要求另一國實行結構性改革,似有霸道之嫌,然而,這實際上是當年加入WTO談判的後續──經過十多年的時間,經實踐檢驗,再度要求中共領導下的中國,既然加入了市場經濟的"經濟聯合國",就不能只圖享受別國開放的好處而自己仍然熱衷於對開放大做手腳。

所謂結構性改革,在相當程度上,就是人們所關注的體制改革,但是,美國無法要求中共改革其體制,只能要求改變基於這種體制而造就的結構性格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眾多有識之士,在中美貿易戰中支持美國"倒逼"中共,甚至戲稱川普總統為中國改革的"總倒逼師",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

中國共產黨缺乏改革開放之動力,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幾乎事事處處,都是民眾推著中共走,而它卻毫不臉紅地自詡為改革開放的"領導"者。到了民眾實在推它不動之際,"倒逼"成為一種無奈的希望,而加入WTO,即為較大的一次"倒逼"之舉。朱鎔基豁出去承受"漢奸"之名,也要推動中國加入,不料中共將計就計,外部市場開放的好處欣然接受,更將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市場之功據為己有。WTO規則要求非歧視,司法獨立,第三方仲裁,遊戲規則透明、穩定、公平、可信,中共完全置之腦後,推三阻四地迴避遵行,甚至明確反對司法獨立、明確主張國有企業做大做強而歧視其它企業,體現出十足的前資本主義非經濟控制強權精神,與現代市場經濟格格不入。

美國忍無可忍,發動貿易反擊,習近平強硬表示"以牙還牙",但打到了傷筋動骨的地步,就不得不承認,美國的要求其實對中國有好處,與中國的改革方向一致,而這就意味著,中共對美國貿易反擊實施"以牙還牙"式報復,看似理直氣壯,實為堅持不公平貿易之舉。於是真相大白,它自己才是所謂"貿易戰"的真凶。

"六四"鎮壓後,中共面臨國際社會的反對和制裁,形勢一度嚴峻。但是,美國政府很快就改變態度,制裁之勢逐漸消失,鄧小平"韜光養晦"之策成功。此後,數十年間,中共逐漸展現全球帝國之野心,偏偏這時現在撞上了認真對待自己承諾、相當敢作敢為而行事多變的川普總統──當然,他的短處與他的長處同樣鮮明──不僅從解決貿易失衡燃起戰火一步步蔓延,而且由副總統彭斯出面,發表系列對華政策演說,展現出全面遏制中共全球野心的嚴厲姿態。

中共無可迴避,中美博弈正酣,未來之變化,可拭目以待。

■折騰與沉默

中共一黨專政沒有改變,然而,它接受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喚起了社會中嚮往自由的熱情,釋放出巨大的活力,而黨政官僚與權貴階層,在此過程中與時俱進,引導中共蛻變為本質上形同舊時代幫會,卻擁抱先進技術而活躍在現代的右翼政黨。中國經濟崛起,而中共一黨專政儼然"中興",顯現新的面貌,不僅脫胎換骨,而且持續四十年不衰。

中國社會在中國共產黨壓迫下,自由的意識、意志,及思想、言論,都日益萎縮,公民社會似乎難以再有伸展,更不用說制約中共,而這個"中國特色"專制怪胎,挾摧毀中國社會活力之威,進而顯露治理全球之野心,雄心勃勃地要在國際社會施展自己的抱負。它面前,似乎有一片新的天地。

但是,新天地之中,古老的歷史邏輯仍然時隱時現。

1950年代,所謂"右派分子向党進攻",實乃毛澤東與中共盛情邀請社會各界對中共及其政府提意見,因為毛澤東當時試圖敲打黨政官僚,就像他後來發動"文革"那樣。不料,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專政及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當時最激烈的批評,無論是"黨天下",還是"政治設計院"、"輪流坐莊",不過就是基於新民主主義,批評中共跨越歷史階段,進而復辟專制專政。毛澤東領導中共倒打一耙,定義了"中國特色"的左派和右派。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大饑荒,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中共至今沒有承擔這一事件的歷史責任。毛澤東短暫退卻,然後大舉反攻倒算,發動空前規模的"文革",持續十年動亂。從批判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到毛澤東集團自己出手,在首都北京、在天安門廣場,暴力鎮壓學生及民眾抗議,鮮明地呈現出完整的自身之否定。毛澤東在林彪事件後掙扎數年,經此一博,終於油盡燈枯,才結束這場浩劫。中共做了自我批評,但沒有承擔其歷史責任。

1980年代,東歐民主運動及蘇聯改革"新思維"影響中國,悼念胡耀邦的大學生模仿波蘭團結工會而自發組織自治的"團結學生會"。不料,鄧小平仿效毛澤東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改革浪潮,悍然發動政變,調動野戰軍圍城,以屠殺民眾的沾滿鮮血的坦克與刺刀,擊敗中共黨內改革派。

顯然,從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多次犯下滔天大罪,其執政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早已喪失殆盡。

中共為朝鮮擁核辯護,喜歡以利比亞卡扎菲棄核而政權被推翻為例證,但是,它力圖迴避的是,利比亞卡扎菲,以及烏克蘭亞努科維奇之類,都是因為悍然對和平抗議的群眾開槍,激起抗議民眾武裝起義,導致其政權顛覆。

反之,中共悍然大規模動用武力鎮壓民眾抗議,只遭遇短暫的嚴峻時期,卻能夠以接受市場經濟而度過世界範圍的大震蕩,維持其一黨專政。這表明,在中國這樣的大國,在市場經濟有所發展卻難以充分發展的環境里,中共將其專制與時俱進,有其成功的空間。

不過,人們可以看得很清楚,它面臨著兩方面的困境。

其一,它的"中興"嚴重依賴於市場經濟,但是它終究不放心市場經濟,對其抱著深刻的敵意。

中共在胡錦濤時代就著手推動"國進民退",到習近平時代變本加厲,"消滅私有制"及"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作為實際的施政主旋律,時時奏響,全然不顧馬克思學說已明確認定,市場經濟之自由發展,方能"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係,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從而造就未來社會變革之前提。習近平與毛澤東一樣,只知道遵循所謂"理想",只知道以政權的力量改造社會,根本不知道,社會自身發展變化,"孕育"出"新社會因素"之際,才能順勢推動社會變革。他們動輒阻礙市場經濟自由發展,儘管手中權力使他們風光無限,卻恰恰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中國的專制社會,素以其內藏"超穩定結構"之基因著稱。能夠摧毀這種基因的,唯有市場經濟。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但只要市場經濟不能進入其長期自由發展的軌道,帝制就時時有可能復辟。人們今天譏笑市場經濟的邏輯難以展開,那也沒有辦法,因為市場邏輯的展開,比之政治邏輯的展開,需要更漫長的時間。人們沒有這許多耐心,一下子以為歷史終結,一下子又斷定專制趨勢難以抗拒,這正是,有限的生命在無限的歷史變化之中,難免困惑。

其二,它起勁地揮舞"馬克思主義"旗幟,但是,一旦人們認真研究馬克思學說,它卻怕得要死。

馬克思學說出現於資本主義之初期到中期的年代,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及判斷,須經資本主義的漫長發展來檢驗。這樣一個大大的時間差,蘊藏著極大的不確定性,對於一種學說來說,可以說潛藏著其自身變異的伏筆。在馬克思恩格斯身後,他們的學說逐漸走向"終結",而被他們否定的"不斷革命"論,經托洛茨基、列寧,以及斯大林、毛澤東之手,作為他們學說的一個變種,在東方社會大行其道,自有其道理。

而馬克思學說對現實社會的批判鋒芒,沒有什麼時間差,時時可以閃現。特別是年輕人,一旦有勇氣突破教條與宣傳的束縛,認真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里探索,批判的精神就有可能復活。近四十年里,中共曾一再面對這樣的尷尬局面,他們自己的官式"馬克思主義",或所謂"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根本無法在理論上應戰,反而暴露出"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那就沒辦法,只能動用警察,有辱斯文也顧不得了。

去年,紐約時報中文網一篇對中國互聯網市場里一家名為位元組跳動的中國公司的報導,問了一個據說"最有趣的問題":"一個在推動自我表達民主化的公司,是如何從一個極度不民主的中國誕生的呢?"其實這倒不奇怪,因為儘管中國極度不民主,但這不妨礙,中國的普通民眾在時代和社會的變遷過程中越來越普遍地嚮往民主,有自發的民主衝動。這樣難以表達,他們會那樣表達,想方設法也要表達。

"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從梁家河走出來的人,有雄心壯志,有宏圖抱負,兼有"大學問",看來有望在鄧小平之後榮膺中國"總折騰師"桂冠。

如此這般地折騰,因為現實很清楚──

八九抗爭者,人還在,心未死,忍辱負重,於無聲處站立著。

"六四"死難者,英靈不遠,不會瞑目。

千千萬萬的民眾,被迫沉默,然而,"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李廣松 來源:新世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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