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用領域/Pixabay/CC0)
(接前文）斯金納講話最引人注意的一點就是文明的衝突。一講到文明的衝突，人們自然會聯想到已故著名政治學家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斯金納說，她的觀點有亨廷頓的一些思想，但也略有不同。
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衝突和世界秩序重建》一書中，亨廷頓提出，冷戰後的世界，衝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的將是「文明的衝突」。亨廷頓把世界分為七大文明，中國被歸為儒教文明。亨廷頓斷言，美中衝突不可避免。美中兩國的分歧是全面性的，是根本性的。按照亨廷頓，自由民主只是西方價值，不是普世價值。
多年來，中共當局鼓吹中國特色、中國國情，否認西方式自由民主，應該說和亨廷頓的觀點有某種契合。有趣的是，近些年來，某些憤世嫉俗的異議人士也在宣揚某種中國特色論或中國國情論。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制度的問題，而是文化的問題，不是共產黨的問題，而是中國人民的問題。在他們看來，堅持自由民主價值的中國人只是一小撮，而他們註定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
亨廷頓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歸為儒教文明。這明顯站不住腳。因為中共是中國歷史上最敵視儒教、最反對儒教的；在所謂儒家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中，有不少都比大陸更好地保留了儒家的傳統，也都接受了自由民主價值，可見儒教文明並不拒絕自由民主價值，中國大陸的問題不是傳統文化的問題，不是儒教文明的問題，而是共產專制的問題。
美中衝突究竟是制度的衝突還是文明的衝突？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制度的衝突，而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你就會致力於促成對方制度的改變。尤其是那種壓迫性制度，大多數人都是受害者，因此都有反對和改變這種制度的願望，所以促成制度的改變不但是可取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但如果你認為美中的衝突是文明的衝突甚至種族的衝突，結論就不一樣了。因為文明、更不用說種族，是不可能改變的，至少是很難很難改變的，除非武力征服，然後強制改造，否則你就只有去接受對方的存在，學會如何與對方和平共處。
所謂普適價值，一般含有兩層意思。其一是指該價值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分宗教、國家、民族，都適用。另一層意思是，該價值在大多數地方被很多人共同發現和認同，哪怕這種發現還很模糊，哪怕這種認同並沒有表現在外部行為上。在晚清，中國一批飽讀詩書的儒生，一接觸到西方的自由民主，立即大加讚揚，認為其深合中國古代先哲先賢之意。這就表明這些價值具有普適性。
更有力的證明是八九民運。30年前，在中國，爆發了一場規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運動。這場運動的巨大規模有力地證明了，在中國，自由民主絕不僅僅是極少數異議人士的追求，而是千千萬萬民眾的共同願望。抗議者們在天安門廣場，仿照美國的自由女神像，樹立起一座民主女神像。這說明抗議者們正是把美國當做榜樣。這說明在當時，大家都深信自由民主是普世價值，不但適用於西方，也同樣適用於中國。
斯金納並沒有簡單地把美中之爭歸結為文明的衝突，更沒有說中國文明就是排斥自由民主的。應該說到今天，西方國家對專制中國的崛起所帶來的嚴重危害已經有了較多的共識，但是對於這樣一個崛起的專制中國的基本性質，還缺乏足夠清晰的認知；因此在如何應對的問題上，還缺乏必要的共識。在八九民運、六四屠殺30年後的今天，我們必須認真解決這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