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逝世五十周年之際，這位主席留下的最危險的遺產，是他所遺留的政治文化。
毛澤東於五十年前的今天逝世——用了大約28年的時間進行革命，又用了近27年的時間統治由這場革命建立的國家。然而，毛澤東對自身影響力的構想遠為宏大，他在早年的詩作中曾宣稱：「自信人生二百年。」他並未活到兩百歲，但他對中國——乃至中國以外地區——的影響力，卻很可能延續那麼久。
毛澤東遺產中最顯而易見的部分，是用鮮血和苦難寫就的。政治運動、處決、「階級敵人」受到的迫害、反右運動、大躍進、大饑荒以及文化大革命，不僅奪去了數千萬人的生命，更使數億人飽受飢餓、屈辱、恐懼、被剝奪感以及政治人格貶損之苦。
但毛澤東對中國造成的、最深層的傷害，或許難以量化。他毒害了中國的政治文化。毛澤東不僅教導了幾代中國人該相信什麼，更重要的是，他教導了他們：什麼樣的人才能勝出。
這堂課的內容很簡單：人生就是鬥爭。對手不僅僅是犯了錯，而是敵人。規則在對自己有利時才有用，不利時則可棄之不用。殘忍即力量，對對手仁慈則是軟弱。忠誠重於能力。重複可以製造真理。被煽動起來的憤怒可以壓倒制度。歸根結底，勝利能證明一切。毛澤東正是這一哲學的集大成者。
他深知，政治運作不僅可以通過制度進行，還可以通過操縱恐懼、怨恨、屈辱感和忠誠來實現。一次又一次，那些曾助他擊敗昨日敵人的人，自己也變成了明日的敵人。盟友變成了「右派」，革命元老變成了「走資派」，受邀建言的知識分子變成了「反革命分子」。標籤在變，但根本規則未變：由毛澤東來決定誰屬於「人民」，誰淪為「敵人」。毛澤東曾有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以及「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的政治話語將「鬥爭」提升到了遠超「偶爾為之的必要手段」的層面；鬥爭成為了一種理解政治本身的方式。意識形態固然重要，但在他手中卻極具靈活性。唯有權力是恆久不變的。昨日的正統可能淪為今日的異端。最終的評判標準並非是否符合教義，而是是否符合毛澤東的政治需要。
毛澤東總能用最高尚的辭藻來粉飾最醜惡的行徑。一切所作所為皆是「為了人民」。消滅敵人、沒收財產、拆散家庭，統統都是為了人民。如果說毛澤東代表了人民，那麼他的反對者便是與人民為敵。如果唯有他能拯救國家，那麼反抗他便成了叛國。政治演變成了一場愛國者與敵人之間的道德戰爭；當各項政策以「為了人民」之名受到捍衛時，億萬民眾卻在飢餓中掙扎。
文化大革命正是這一邏輯最極致的體現。毛澤東號召人們「炮打司令部」，挑動年輕人對抗師長與父母，並將政治指控轉化為一種公民參與的形式。這套體系的「天才」之處——同時也令人不寒而慄之處——在於，毛澤東既能以最高權威的身份自居，又能同時扮演反抗權威的造反派領袖；他既是建制本身，又是反抗建制的叛逆者。因此，混亂非但沒有削弱他的權力，反而將其鞏固。體制機構變得可疑，個人忠誠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專業知識被視為精英主義，溫和被視為懦弱，妥協被視為背叛。政治變成了一場大戲，而這場戲要求人們以愈發戲劇化的方式來展示忠誠。
文化大革命終告結束，但它所培育的政治心理卻延續了下來。毛澤東對政治文化的扭曲也並未局限於共產黨官員，而是滲透到了整個社會。既有的道德傳統、家庭責任以及基本的文明準則，統統可能被斥為舊社會的殘餘。子女被鼓勵揭發父母，學生被鼓勵攻擊老師，同事之間互相告密。猜忌被視為審慎，冷酷無情則可偽裝成革命美德。
即便毛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制已成過去，其造成的創傷卻延續了下來。當中國後來轉向市場經濟時，一種舊有的政治習性找到了新的施展空間：那種「為革命不擇手段」的原則，演變成了「為追逐利潤或個人晉升而不擇手段」的信條。市場經濟並非毛主義的產物，單靠毛主義也無法解釋中國後來的腐敗現象，但這種道德遺產的影響不容忽視。一個長期被灌輸「為了崇高目標可以犧牲規則、真相和人際關係」觀念的社會，在建立誠信文化方面往往準備不足。
這有助於解釋中國社會至今仍普遍存在的一種陰鬱心態：人們認為體面即天真，誠實即吃虧，同情心即軟弱，唯有冷酷無情、不擇手段者方能最終勝出。毛澤東並未發明這些惡習，但他「功」在向世人展示了——且規模宏大——這些惡習如何能被轉化為一種成功哲學。
相比於那種道德層面的創傷，一個國家從錯誤的經濟政策中恢復起來要快得多。鄧小平曾試圖讓中國擺脫「不斷革命」的桎梏；經濟發展取代了階級鬥爭，專業知識重新受到重視，務實主義獲得了正當性。然而，中國始終未能完成那項更艱巨的任務：對毛主義進行道德層面的清算。毛澤東的畫像依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他那經過防腐處理的遺體仍安放在首都最具象徵意義的中心地帶，而執政黨也繼續從他所領導的革命中汲取執政合法性。這種未竟的清算，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毛澤東能如此輕易地重返中國政治舞台。
習近平並非毛澤東，當今中國也不同於「文革」時期的中國。毛澤東有時會刻意製造混亂，而習近平則推崇秩序；此外，當代中國擁有著毛澤東時代無法想像的成熟經濟體系與官僚體制。
然而，習近平恢復毛澤東政治權威的做法，卻包含著一種驚人的反諷意味。在他那一代 中共領導人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樣有充分的個人理由去怨恨毛澤東。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一位資深革命家，卻在1962年遭毛澤東整肅，並在隨後的16年裡長期處於被拘禁和政治失勢的狀態；這場迫害波及全家，年輕的習近平最終也在「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農村。人們或許會預期，這樣的經歷會造就一位決心讓執政黨與毛澤東拉開距離的領導人，但事實卻恰恰相反。與他的幾位前任相比，習近平更全面地將毛澤東重新置於黨合法性的核心地位，堅持毛澤東時代與後毛澤東時代之間的連續性，而不允許後者成為對前者的隱性否定。針對「文化大革命」的獨立調查受到了更嚴格的限制。這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去設想他對那個導致其家庭遭受苦難的人懷有個人情感；對此，有一個更冷峻的解釋。
習近平深諳毛澤東式手段的政治效用：界定敵人、推崇鬥爭、要求絕對忠誠、使體制服從於政治領導、動員民族主義，以及堅持黨所肩負的使命高於常規規則。對於集中權力以及整肅政府與社會而言，這些手段至今仍極其有效。習近平無需重演毛澤東時代的混亂，也能認識到毛澤東政治邏輯的實用價值；而且，當他認為時機需要時，相比前任，他似乎更願意動用這些手段。
正因如此，習近平重拾了毛澤東最具影響力的概念之一：鬥爭。在他的領導下，「敢於鬥爭」再次成為備受推崇的政治美德，不僅在黨的理論中被提升到重要高度，更被應用於黨內整肅、意識形態建設以及應對被視為外部對手的勢力。
更重要的是，習近平與毛澤東有著更深層的共通之處：政治上的冷酷無情與策略上的靈活變通相結合。在追求絕對掌控權的問題上，他可以極度堅持意識形態原則；而在維護這種掌控權的手段上，他又表現得高度務實。市場既可受鼓勵也可受抑制，企業家既可受褒獎也可受整肅；民族主義、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與實用主義，皆可根據形勢需要加以利用。只要終極目標——即權力不容挑戰——保持不變，這一切便不存在矛盾。
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最持久的勝利並非共產主義——當今中國的經濟秩序與他當年試圖建立的模式已大相逕庭。他更持久的勝利在於文化層面。他助長了一種觀念並使其常態化：即「勝者即正義」（勝利是證明正確的終極依據）。這種毒素的影響遠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範疇；一個人即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也可能在政治氣質上成為毛澤東主義者。
中國未能充分正視毛澤東留下的政治遺產，這至關重要，因為一個社會僅僅變得富裕並不能實現政治文明。中國擁有摩天大樓、高鐵、人工智慧和太空飛行器，然而其政治話語卻能輕易退回到「鬥爭」、「敵人」、「忠誠」和「思想純潔化」的老路上去。政治文化並不會止步於政府大樓的圍牆之內。一旦一個社會推崇羞辱而非說服、狡詐而非誠實、部落式忠誠而非真相、勝利而非規則，這些習氣便會向外蔓延，塑造家庭、職場以及普通公民彼此看待的方式。政治野蠻可能演變為社會野蠻——這也是中國通往民主之路為何如此艱難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逝世的紀念日不應僅僅是中國人反思的時刻。試想一下，當這種政治毒素侵入民主社會時會發生什麼：政敵變成了死敵，雙方都視對方的勝利為非法，真相淪為部落陣營的附庸，克制被嘲笑為軟弱，而制度只有在產生預期結果時才受尊重。公民之間不再僅僅是關於如何治理同一個國家的政見分歧，而是開始懷疑彼此是否還屬於同一個國家。隨之而來的直接後果便是社會撕裂。最終的犧牲品將是民主與法治；沒有任何一部憲法能讓社會永久免受殘酷、謊言、部落忠誠及權力崇拜之誘惑的侵蝕。
中國提供了一個嚴峻的警示：單一政治領袖能對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產生何種影響，以及由其賦予合法性的惡習又能延續多久。制度固然至關重要——憲法、法院、選舉、新聞自由，缺一不可。然而，如果公民不再珍視賦予這些制度以生命的那些準則，那麼任何制度都無法長久地守護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與政治野蠻之間的界限，遠比那些繁榮且根基穩固的社會所想像的要脆弱。一邊是民主、人權、法治、寬容、克制以及對人的尊嚴的尊重；另一邊則是叢林法則、勝者為王、個人復仇、蔑視克制，以及堅信「謊言重複千遍便成真理」。這兩個世界之間的距離，有時薄如蟬翼。他逝世五十周年之際，應提醒所有珍視政治文明的人：捍衛政治文明的最有力屏障，絕不僅僅在於憲法。民主、人權、法治、寬容以及對真理的尊重，唯有在領導人和公民都將其視為對「勝出」內涵的界定——而非阻礙勝出的絆腳石——之時，方能得以存續。
楊建利博士是「國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傑出訪問研究員，也是《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的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