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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權斗 一個常委打倒另一個常委

江青和周恩來。(網路圖片)

有如此惡劣的手段,就不要再奢談什麼美好的目的。——讀戚本禹《回憶江青》有感。

文革風雲人物、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最近發表了長篇文章《回憶江青》。這篇長文披露了文革初期中共上層權力鬥爭的大量信息。我以為這些信息大體上是真實的,可靠的,但遠遠不是完整的、全面的。如果我們想了解那些相關事件的真相,還必須參照其他信息來源。戚本禹的文章涉及很多重大事件,我這裡只談兩件。

先談陶鑄事件

在1966年8月舉行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陶鑄當上了政治局常委,併兼任中央文革小組顧問,成為排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和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可是到了1967年1月,陳伯達和江青就在一次接見造反派代表的會上提出陶鑄是保皇派,把陶鑄打倒了。

戚本禹在文章里寫道,江青和陳伯達提出打倒陶鑄,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說你們這是“一個常委(陳伯達也是政治局常委,排名在陶鑄之後--引者注)打倒另一個常委”。陳伯達受此批評很害怕,鬧著要自殺。江青說他沒出息。江青說主席只相信有材料的東西,你把材料整理出來送給主席看呀。後來一查,陶鑄的問題果然很多,他確實是到處保皇的,是堅決貫徹劉少奇的資反路線的,說他是最大的保皇派是沒說錯的。言下之意就是說,江青他們打倒陶鑄沒打錯。事實上,毛後來也沒有再責備江青和陳伯達打倒陶鑄這件事。

但認真說來,陶鑄和江青、陳伯達無非政見不和而已。既然都是同事,為什麼不能坐下來討論爭辯呢?看來江青、陳伯達還是和陶鑄辯論過的,只不過辯不贏。戚本禹寫道:陶鑄有理論,什麼事情都能講出個道理來,就是錯的東西,也能講出一個道理來粉飾。江青、陳伯達拿他沒辦法。再說,陶鑄的職位高、輩分高,不把江青放在眼裡,所以只好把陶鑄打倒。

但問題是,就算陶鑄被視為文革的絆腳石,把他撤職也就夠了,為什麼還要把陶鑄囚禁,剝奪其人身自由呢?為什麼陶鑄得了重病也不給認真醫治,一直迫害至死呢?為什麼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而總是用野蠻的方式來處理彼此的分歧呢?

再談戚本禹本人的遭遇

戚本禹說,武漢七二O事件後,毛主席的意思是要穩定軍隊。可是我們當時對主席的意思沒有好好領會。關鋒寫八一社論,提出下階段的任務是打倒軍內一小撮走資派,這就嚴重地干擾了主席的戰略部署。緊接著,王力又在外交部發表講話,提出要奪外交部的權。毛很不高興,下令將王力、關鋒二人停職反省,隔離審查。戚本禹趕快向毛寫檢討,毛還回了信,仍稱戚為同志,於是戚本禹暫時無事。可是之後不久又出了幾件事,江青懷疑戚本禹背地裡整她的黑材料,怒氣衝天來到戚的辦公室興師問罪。這下,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了。戚本禹講到一個細節,說:“這期間,江青還單獨請我去看了場電影,好像叫‘黑桃皇后’,是普希金寫的,說一個有野心的青年因為想打探他女主人的秘密,結果被殺死了。看完了電影,江青就跟我握了下手,然後拉長著聲音說,那麼,再見了。我心裡明白,她是以這樣的方式在和我告別。”江青真是文青,抓人都抓得這麼文藝性。

於是,戚本禹和王力、關鋒都被關進秦城監獄。30年後,王力寫文章,控訴其在秦城監獄所遭受的駭人聽聞的巨大折磨。關鋒則被關瘋掉了。戚本禹沒提他在秦城的遭遇,想來不會比王力、關鋒好到哪裡去。當戚本禹被抓進秦城時,他的妻子也被抓了起來,兩個學齡前的孩子沒人照管,江青和吳法憲下令把他們送到遙遠荒涼的青海塔爾木。戚本禹從1968年入獄,直到毛去世也沒放出。毛死後,江青等四人幫被打倒,戚又被當作四人幫一夥被判處重刑18年。

讀到戚本禹的這番遭遇,令人不勝感慨。按說,戚長期在中南海工作,深得組織信任,一度還被江青視為親信,就算犯了嚴重錯誤,為什麼不能用文明的方式處理呢?為什麼動輒就關進監獄遭受非人待遇呢?

文革最令人震驚的一點莫過於它的殘酷,不但對“階級敵人”十分殘酷,對昨日的盟友也十分殘酷,而且對自己人,對自己的同志同事也十分殘酷。我們知道,共產黨從起家那一天就十分殘酷,對敵人殘酷,對自己人也殘酷。不過當初搞暴力革命,好歹還可以詭辯說是被迫,是因為“資產階級首先把刺刀提上日程”,在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誤傷盟友、誤傷自己人在所難免,用電影里列寧的話說,當兩個人殊死搏鬥時,你怎麼分得清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呢?但如今既然早已大權在握,為什麼不能從容點、文明點呢?陶鑄事件、戚本禹事件都是發生在中共高層,發生在中南海,都是和毛本人直接相關,不是下面的人胡搞的。還不是對所謂階級敵人,而是對自己人,對自己的同僚或多年的親信,動不動就把人抓起來關起來,不給別人任何一點公開為自己辯護的機會。整個黨國,用“五七一工程紀要”里的話,就是一台絞肉機,一台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要給這樣一台絞肉機貼上什麼理想主義的標籤簡直就是極其荒謬可笑的。有了如此惡劣的手段,怎麼還能再奢談什麼美好的目的?

正因為文革把殘酷推向極端,物極必反,所以才引出文革後的自由化浪潮。八十年代的中國開始出現了人性的回歸、文明的回歸,但不幸又被“六四”攔腰中斷。八十年代的王蒙,寫過一篇文章《論“費厄潑賴”應該實行》,強烈反對“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竭力提倡“費厄潑賴”,提倡和對手的平等的競賽,提倡文明精神和道德節制,提倡民主和寬宏大度。可是到了2013年出版的《中國天機》一書,王蒙卻通過和一位美籍華裔朋友的對話表示:中國只配粗野的統治,不配文明的統治;如果讓一個文質彬彬的人統治中國,中國就會大亂,那個文質彬彬的統治者自己也會丟掉腦袋,少則三天,多則兩禮拜。當年的習仲勛,出於對毛時代的痛定思痛,提出要制定保護不同意見法。

固然,今日中國的殘酷,在程度上比毛時代要輕一些,但由於它是瀕死的病毒獲得某種抗藥性而再現生機,因此比毛時代的病毒更頑劣難除且更具擴散性。如何制服這一病毒,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一大難題。

2015年8月

理解文革的一個特殊角度--讀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胡平)

文革時期的風雲人物之一的王力,不久前因病去世。在去世的前幾年,王力重新於某些公開場合露面,發表過一些講話,寫過一些文章。九三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王力的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我們了解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以及了解王力本人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為什麼權傾一時?為什麼大起大落?

作為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王力和關鋒、戚本禹、姚文元等其他幾個共產黨理論家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照說,這幾個秀才在黨內的地位本來並不高,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也相當有限;可是在文革發動後短短几個月間,他們一躍而居於權勢的頂端,他們的權力,他們的名聲,包括他們在群眾中的威信,甚至比那些內閣重臣和封疆大吏們還要大得多。

這種情況是文革前十七年從未發生過的;不過,它看來又很合情合理。文化革命既然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那麼,意識形態的專家們理當在其中發揮最重要的作用。共產黨的統治本來是意識形態的統治,在這裡,意識形態的權力高於傳統形式的權力,精神的權力支配著世俗的權力。整個社會明確宣布以毛澤東思想作為衡量一切的最高標準,這就意味著誰被賦予毛澤東思想的權威解釋者的角色,誰就成了現實政治鬥爭中的最高法官。

換言之,中央文革就是文化革命中的宗教裁判所。它由教皇親自任命,由精通經典的教士而組成。文化革命一度造成了一種似乎是由掌握革命理論的人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格局。從表面上看,這更符合、而不是更不符合當時廣大革命信徒所想像的理想國。

具體說來,王力等人在文革中的權力表現在,他們可以宣布希么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違反毛澤東思想的;什麼是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線的,什麼是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誰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誰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在高度政教合一的當時,這樣的一句話就有生殺予奪的無比威力。

不言而喻,王力們的這種權力是毛澤東賦予的。一旦毛澤東不再承認他們的講話代表了毛的路線,一旦他們不再被認為是毛思想的權威解釋者,他們的權力頃刻之間便化為烏有。

在這一點上,中央文革這批秀才們和其他共產黨幹部的情況大不相同。其他幹部或多或少是允許“犯錯誤”的,唯獨中央文革的成員們不行。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被視為毛路線的權威解釋者,這種事如何能打折扣?要是人們發現中央文革成員的講話也是可對可錯,也是可能符合毛路線或可能不符合毛路線,因而可遵從可不遵從甚至可造反,這個權威解釋者的解釋就沒有權威了。一般的書有點差錯,還可以繼續發行繼續使用。唯獨字典不行。字典一有錯,就必須收回重印。

是故,一旦某個中央文革的成員被判定是“犯了錯誤”,準確地說,一旦毛本人感到有必要對某一中央文革成員的某一行為加以公開的糾正,那麼,唯一的辦法就是把他立即打倒,當下清除。祗有這樣,才能使得其他的中央文革成員們繼續保持他們的權威地位,從而繼續發揮他們原有的政治功能。

打倒王力之謎

《現場歷史》的第一篇文章是“打倒王力之謎”。

眾所周知,王力是在六七年八月底被打倒的;應該說是從那時消失的,因為在當時,中央的報刊,中央的文件,也包括中央首長的講話都不曾提到王力被打倒一事。我們祗是從群眾組織貼出的北京動態的大字報上獲知王力已經垮台,據說主要錯誤有兩條,一是雜誌社論,其中提出“揪軍內一小撮”,毛澤東給這篇社論批上“毀我長城”,“大毒草”;一是八月七日在外交部的講話,其中提到“奪外交部的權”,毛澤東把這篇講話也批為“大毒草”。

可是按照王力自己的記敘,事情卻完全兩樣。王力堅稱他被打倒的真實原因是他得罪了江青。

至於前述兩條錯誤,王力辯解道,第一,他並“不知道有‘軍內一小撮’這個詞”(該書第74頁)。在武漢七・二零事件後,“王力這時因為腿被打斷,請了假,沒有工作,這個時期的宣傳工作不是王力管的。這時報上出現了一系列’黨內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提法,這同王力無關”(第74頁)。王力非但不是反軍亂軍,毀我長城的,而且還是“一直反對江青康生等人對部隊的一些做法”,“是『保衛長城’的”(第10頁)。

第二,關於八・七講話,王力說,他“沒有系統地發表什麼講話,祗有一些插話”(第10頁)。是別人把它整理成所謂八・七講話,而“有些重要內容他們沒有整理進去”(例如支持周總理的話)。王力聲明,他的插話“是根據毛主席的調子講的。差不多是主席的原話”(第10頁)。譬如“打倒陳毅”的口號,毛說過:“群眾喊打倒就讓他們喊嘛!”(第10頁)再有紅衛兵辦外交的話,“我不是說:‘紅衛兵就不能辦外交?’我是說:‘能處理紅衛兵問題的人就能辦外交。’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毛主席的意思。”(第61頁)還有“有點權才有威風”一話,“這不是我的話,毛主席講過,林彪也講過”(第62頁)。

說到奪外交部的權一事,王力解釋道,“外交部奪權是一月十八日就發生了,成立了監督小組。怎麼能說八月七日才由王力號召奪權呢?”“八月普遍要建立領導班子,這也不是王力號召的。這是毛主席的意圖。”(第56頁)王力表示,八・七講話以前,“我從來沒有插手外交部的事”(第55頁),八・七講話以後,“外交部搞了個領導班子的名單,要我批,我退還給他們,我說外交部是總理管的,請你們送總理”(第56頁)。因此,“現在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說八月七日王力‘煽動奪外交部的權’,這個根本不對”(第55頁)。最後,王力還說,毛主席“早已看過王力的八・七講話,並沒有說什麼,因為講話中那些過分的話,就是他的原話”(第64頁)。

王力的敘述和我們當年獲知的有關情況相去甚遠。不過細細想來,也許它們正好互相補充。事情的真相大概是這樣的:不論是搞亂軍隊還是搞亂外交部,主要責任實際上都不在王力。所謂“揪軍內一小撮”的紅旗雜誌社論和八・七講話,要麼與王力無關,要麼王力祗是奉旨行事。問題在於,毛澤東自己後來變了主意。毛想穩住軍隊,穩住外交。這樣,毛就必須對前階段的運動來一個轉折。這就需要給外界一個交代。這就需要拋出替罪羊。既然江青早就對王力不滿,此刻正好嫁禍王力,這樣,王力就成了犧牲品。

根據王力的記敘,江青曾向毛說:“王力以為七・二零以後天下不是毛澤東的了,是他王力的了。”毛說“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然後江青和康生便證明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於是毛“才同意先把王力打倒一下再說”(第65頁)。

假如這段記敘不錯,我們很可以推斷,毛同意打倒王力,其實並非誤信了江、康的讒言;當毛說“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麼人”時,那與其說是詢問,不如說是暗示,那就是要江、康在王力的歷史和身份上作文章。畢竟,毛自己知道王力的講話無非是傳達他的意思,因此若以此為罪名將王力打倒,縱然一時間騙得了一般群眾,終究還是會被人們識破其奸詐;所以毛需要給王力再加上別的罪名。

直到寫這本回憶錄時,王力還認定打倒王力是江青、康生製造莫須有的罪名欺騙了毛主席,殊不知那正是毛主席自己的掩耳盜鈴。或許王力心裡是明白的,但他寧可把一切推到江青和康生頭上。

關於“二月逆流”

六七年的二月逆流是文革中的一件大事。然而有關二月逆流的內幕卻始終不清不楚。以往我們知道的情況無非是幾個老帥和副總理大鬧懷仁堂,無非是全國許多地區由軍隊出面鎮壓造反派。這中間顯然存在著重大的疑問。第一,那幾個老帥和副總理怎麼會有那麼大的勇氣,敢於向文革派發起主動進攻?第二,為什麼在全國範圍內都發生了軍隊鎮壓造反派的事件?那幾個老帥和副總理有那麼大的權力嗎?

王力的回憶錄給這些疑問提供了一種可能的解釋。原來所謂二月逆流,其始作俑者不是別人,就是毛澤東。

據王力透露,“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毛主席召集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李富春、葉劍英、江青、王力開會,就突然宣布打倒陶鑄的問題,批評陳伯達”(第29頁)。“這次會上,毛主席作了兩個決定:第一,由王力負責立即把張春橋、姚文元從上海調來,開文革小組會議,批評陳伯達和江青。對陳、江錯誤問題,祗准在他這裡和文革小組會上講,不準在別的場合講。第二,以後在這裡開會,增加陳毅、譚震林、李先念、徐向前、關鋒、戚本禹、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和葉群。”(第29-30頁)

這次會搞得陳伯達很緊張,下來對王力說他要自殺,說江青逼得他活不下去。連康生也大罵“都是江青搞的”(第30頁)。接下來二月十四日開會批評陳伯達和江青,江青借口病了,不參加。可見當時的氣氛。如此看來,在兩天之後的懷仁堂會議上,幾個老帥和副總理開炮批評文革派,甚至批評文革,那就是很好理解的了。

另外,我們早就知道,在二月八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毛就講過,衝擊軍隊大院的造反派中一定有“壞人”,並勸告軍隊在受到衝擊時“首先向進攻者退避三舍”。這話很容易讓軍隊理解為,如果造反派繼續衝擊,他們便可以回敬。二月逆流的成因,大抵如此。

王力指出,在文革中,毛澤東主要是反右,但其中也多次提出反左。“可是他的特點,每次都以反左開始,以反右告終。表現在二月更清楚。是誰先反左?是毛澤東,不是幾位副總理和元帥。是毛澤東先提出要批評陳伯達、批評江青。二月十日就提得很尖銳了。然後才有幾位副總理和元帥順著主席的反左反下來了,結果沒反幾下,馬上變成反右,變成‘反對反革命逆流’了”(第50頁)。

迫害與愚忠

王力被打倒後,在秦城監獄關了整整十四年(1968.1.26–1982.1.18)。王力說在秦城受到的迫害和虐待“是最慘無人道的”。“特別是頭五年,五年不放風,最初不給任何帶字的東西看,包括毛主席語錄本。每天二十四小時有一個人從門上的小洞里看著王力。五年睡覺不許翻身,必須面對著那個小洞”白天祗能坐在木板上,。還必須坐在一定的位置。“飯不給吃飽,更受不了的是祗給極少的水喝”。“足十年,家裡不知道王力是死是活,人在何方”(第14頁)。

王力關進秦城,從未經過任何法律手續,也從未受過審訊。王力說“毛主席不許專案組審訊王力”(第14頁)。為什麼不審訊?怕的是泄露天機。替罪羊的命運就是被封口的命運。當替罪羊就是要你吃啞巴虧。王力垮台後的最初幾天,群眾貼出不少揭發批判王力的大字報,周總理下令不許貼,貼了的要覆蓋,王力的問題由中央處理,不要下面的群眾組織來搞。這也是怕群眾起來一搞,不小心捅破了那張紙,暴露了真相。

王力還寫到:“特別殘酷的是,江青他們多次叫人把窗子用黑布擋起來,使你不知道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時用喇叭放噪音,不給看病,還強迫灌一種葯,吃下去使你造成幻聽幻視。我還記得,有一次喇叭里,是毛主席的湖南口音,大聲說:‘這次運動,除王力一人外,一個不殺。王力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是現行反革命!’反覆廣播。我憋了三小時,最後高呼:‘王力從小就是共產黨!現在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毛主席的威信,根據最高指示,王力宣布承認是國民黨特務兼蘇修特務!我擁護槍斃王力,這是為了革命的需要,這個犧牲是必要的。’我反覆高呼三遍,然後就走向刑場。一天在喇叭里宣布槍斃多少次,每次宣布槍斃,王力就喊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唱國際歌。然後又宣布不槍斃了。”(第14頁)

讀到以上描述,不禁令人毛骨悚然。共產黨的內鬥不但殘酷無比,而且下流萬分。王力的遭遇只是一個例子而已。

王力高呼,為了黨的利益,為了毛主席的威信,為了革命的需要,“我擁護槍斃王力”。這使人想起科斯特勒的小說《正午的黑暗》。書中寫到一個老共產黨人,被領袖誣為反革命,起初他還竭力為自己辨誣,後來他卻違心地認了罪,因為他說服自己,只有承認黨強加給自己的罪名才能維護黨的威信。

乍一看去,王力的表現可謂愚忠之極;但也不盡然。以王力當時的處境,他不作出如此愚忠的姿態又能怎麼樣呢?如果他表示抗議,表示不服,其後果難道不是很可能更糟糕嗎?在不忠不行的情況下,無所謂忠;做出忠的姿態,未必是愚。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我們才算是對共產暴政下出現的大量所謂愚忠現象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難以承受的荒誕

在這本回憶錄中,王力再三強調,他堅信他這一生選擇的道路,選擇的馬克思列寧主義,選擇的共產主義事業,“是正確的”,他“是死而無悔的”(第78頁、第191頁)。

就在王力寫下這些話的時候,國際共產陣營已經土崩瓦解;中國雖然還維持著共產國家的軀殼,但早已變得面目全非,並且失去了人心。所謂“正確”,所謂“死而無悔”,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大話而已。要說這些大話還包含了什麼信息,那就是王力執意維護自己、維護自己一生活動的意義、維護自己生命的意義的強烈願望。

王力說:“我這一生,除去在家裡生活的短暫時間以外,從十四歲開始,就是生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之中。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生活的、工作的、戰鬥的。文的、武的、地下的、地上的工作都作過。從最低層的普通戰士,到寶塔的尖端,最高的領導層,都經歷過。我是被捧上了天,又被摔到了十八層地獄,從中央領導人,一下子被送到秦城監獄去當囚犯。”(第158頁)--這說的都是實情。

從這段不無眩耀的自述中,我們可以發現,正因為王力的整個一生,尤其是他一度享有的巨大榮耀,都是和中共聯繫在一起的;否定中共無異於否定自己,所以王力要執意為中共辯護,因為那也是為自己辯護。

不錯,王力也受過很大的苦,讓這個制度折騰得九死一生。不過受苦要看為什麼受苦。王力是被當作替罪羊而關監獄,那既不是因為自己的罪孽而受到應有的懲罰,又不是為了真理而作出光榮的犧牲。這樣的受苦是最缺少意義的,因此也是受苦者最想找出一種什麼意義來寬慰自己的。經驗告訴我們,越是深受無謂之苦的人,反而越是愛對外宣稱“無怨無悔”。否則,那種赤裸裸的荒誕感未免就太難以承受了。

不管王力怎樣費力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永遠對共產革命事業充滿堅定信心的胸懷寬廣的樂觀主義者,我們看到的卻只是一個被嚴重扭曲的可憐的靈魂。

1996年12月

編後:上文所述內容是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的又一典型例證。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時方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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