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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護照時 情形一度讓人緊張得感覺空氣快凝固了!」

——穿越生死的團聚

申辦護照時,他們遇到的情形,一度讓人緊張得感覺空氣快凝固了。到最後的環節,他們按要求打了電子指模。「兩個辦事員僵在那裡,面面相覷」,李振軍回憶,「然後其中一人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邊的人指示他們給我們發護照。

2019年5月16日,(左一至左三)王會娟、李扶搖和李振軍在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7周年曼哈頓大遊行中。(施萍/大紀元)

這次抓捕之前,她已經歷過八次關押審問,但這次的情況更加嚴重。在天津寧河縣一所市重點小學任教的王會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對象,抓到她的警察會有獎金犒賞。

一名警察興奮地用步話機向“國安”喊話,“又發現一個煉法輪功的!”王會娟回憶說。轉眼之間,一群警察已經上前,把乘客都趕出候車室之後,將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車站警察搜查王會娟的行李,發現裡面有傳單和DVD,這些資料告訴人們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體謊言背後的真相。警方要她說出資料是誰給的、在哪裡做的。

在看守所,她奮力反抗,警察綁不住她,就抓住她的頭往暖氣片上撞,還抄起辦公桌上的鐵尺抽打她的頭和臉。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當時就想著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同修。”在紐約的寓所里,戴著助聽器的王會娟平靜地說,“我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接下來七年,王會娟是在獄中度過的。與丈夫和年幼的女兒分離的她,承受了各種迫害,包括強制洗腦、酷刑、毒打、通宵罰站、被限制上廁所、限制洗澡……

為抗議迫害,她兩次絕食,期間被野蠻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體都受到極大傷害;監獄還用女兒的人身安全威脅她。

“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轉化’你,就是要你簽字聲明不再修煉法輪大法”,王會娟說,“如果你不轉化,他們就不會讓你見家人,你會被單位開除,同事也有麻煩,警察會被罰,他們有指標。”

而如果簽字轉化,心理的折磨不會就此結束——你會成為轉化其他修煉者的工具。

(左起)王會娟、李扶搖和李振軍在紐約皇后區的寓所合影。因修煉法輪功遭受多年殘酷迫害,一家人於2014年逃離中國,在美國獲得政治庇護。(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迫害出台

十年之中,王會娟和丈夫李振軍多次遭強制洗腦、勞教和判刑,僅僅因為他們拒絕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

法輪功於1992年傳出,以真、善、忍為指導修煉的原則。在夫婦兩人開始修煉的1998年,中共國家體總曾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達97.9%;到1999年,官方估計全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有7,000萬。當時中國大陸的公園裡,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大批民眾集體煉功。

然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無神論,法輪功的普及引起了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妒忌與恐懼。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起了一場席捲全中國的迫害,密令以“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手段,在“三個月內剷除法輪功”。

江澤民還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610辦公室”,這個“法外”機構、蓋世太保組織聽令於江氏集團,專門指揮和實施迫害法輪功。在工廠、學校和國家機關,內部都有“國安”人員,其職責就是確保所有人和黨保持一致。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對法輪功的鎮壓有政治企圖,該組織在2000年3月的聲明中寫道,“絕大部分受迫害者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只是和平地行使信仰、結社和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

(後至前)李振軍、李扶搖和王會娟在紐約家中打坐。一家三口有時還不敢相信他們已獲得自由、家庭團聚。(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被剝奪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進洗腦班、勞教所時,扶搖才6歲。

“我很困惑,不明白髮生了什麼”,如今26歲的扶搖說,“但我知道父母是對的,他們在堅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經受著方方面面的考驗。在學校,她處在老師的嚴管下,同學躲著她,甚至向她的課本上啐口水,幾個同學將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邊的歲月里,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年過七旬的老人擔心著兒子兒媳的安全,為了孫女能繳上學費,還兩次帶小扶搖去公安局討要警察抄家時抄走的1萬元現金,卻遭到蠻橫拉扯,最後被告知這錢是“法輪功活動費”,不能退。

王會娟入獄第二年,家人也曾去學校討要她被拖欠的工資,卻被告知“案子破了”(指她被抓),工資給辦案警察發獎金了。

(左起)王會娟、李扶搖和李振軍1995年合影。(李振軍提供)

從扶搖平和的神情語氣中,你感覺不出絲毫的怨恨,她說,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沒有犯罪,“我非常尊重他們所做、所承受的一切”。

王會娟則說,想到和女兒分離的歲月,她仍會心痛,“我被帶走後,最擔心的就是女兒,她太小了,怎麼面對這一切?”

她回憶,一次扶搖來監獄看她,她問女兒:“你是願意我轉化、回家,還是堅持信仰、不昧良心說話?我說真話,他們就關我。”

王會娟說,“我哭了,她用手給我擦去眼淚,自己一邊流淚一邊說,‘媽媽,堅定正念。’”

被迫選擇

第一次去北京抗議迫害時,扶搖的父親李振軍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前來呼籲“還法輪功清白”,那裡也是六四屠殺的發生地。

“早上我抱著女兒,我哭了,心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李振軍說。那時的他是天津市寧河區廣播電視局的新聞節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議的危險,1999年7月以來,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投入勞教所和洗腦班,隨之而來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時有耳聞。

而通過煉功,他親身體驗了法輪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醫院告訴他根治不了。從那時起,他開始煉功學法,不到一個月,身體就變得非常強壯。

“我不出來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可去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是想到了我可能會被殺。”

——李振軍

這促使他下決心去天安門廣場。“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應該獲得在中國自由修煉的權利。”李振軍說,“我不出來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可去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可能會被殺。”

他幾乎一走上廣場就被抓了。幾天後,李振軍被判勞教三年,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著一張紙念出對他的判決。沒有罪名,沒有指控,也無法上訴,只因為他修煉法輪功,等待著他的將是多年的非法監禁。

“我是個好公民,這沒有任何意義。”李振軍說。

李振軍在紐約曼哈頓講述他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故事。(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警察讓其他勞教人員將他的頭髮剃光,強迫他換上深藍色的勞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間小屋裡的上鋪,屋裡擠著六張雙層架子床,沒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來被子,就只有這條被子可蓋。

“因為長時間見不到陽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瘡或皮癬”,李振軍說,“到夜裡,身底下會出現很多的臭蟲,叮咬人後,人會癢得難受,身上會出現紅疙瘩,幾天也消不下去。有時睡夢中感到身下痒痒,馬上坐起身來,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蟲。”

每天早上5點,勞教人員就被喊起床,準備勞動;要把被子搬到另一個屋藏起來,然後用警察發的雪白床單鋪在床上,把軍綠被子疊成“豆腐塊”一樣的形狀,小心翼翼放在床鋪一頭,從外觀上看整齊光鮮,絕不像是勞教所。鋪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應付上面派人檢查而裝飾門面的。

伙食更是無法下咽。

“飯盆內的菜湯上面漂著飛蟲的屍體,這是菜沒洗過就倒進鍋里煮的痕迹”,他說,“稀飯是兌了自來水的,幾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軍看到茄子或胡蘿蔔燒的菜還會犯怵。

勞教所每天只給五個拳頭大小的饅頭,經常能從饅頭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面的,中午給的稍微白一點。”他回憶說。

兩年多時間裡,忍受著飢餓和折磨,李振軍每周勞動七天、每天14個小時左右,在一個骯髒凌亂的屋子裡為2002年世界盃縫製紀念足球,沒有分文報酬。

第一次被非法拘捕時,李振軍在受審訊時遭受了“噴氣式”酷刑,以這種姿勢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後,一名警察將李踢到地板上,繼續暴打他。(明慧網)

他每天必須縫完四個球,這個工作量,沒有商量的餘地。一個球32片皮子——20片六邊形的,12片五邊形的,需要縫大約1,800針,每縫一針,兩個胳膊都要向兩側伸展一次。日復一日接觸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經常感染、流血化膿,特別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時候。

“從早上6點至少要干到晚上10點,中間只有2次去廁所的時間,每次不超過5分鐘”,李振軍回憶說,“我算是幹得快的,完不成的人會遭到毆打。”

在那裡,想討好警察的犯人經常毒打法輪功學員。李振軍說,這些犯人通常是勞教所里最壞的,比如毆打他的人,就是因為私設監獄、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勞教的。

每晚9點到11點,不管奴工勞動是否結束,李振軍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都被強制坐在小凳子上“學習”2個小時。“學習”就是身體必須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著前面,不能說話,不能動;如果彼此看一眼,馬上就會招來一陣暴打。

扶搖一年中只能見爸爸兩次,隔著玻璃、通過話筒對話,她會鼓勵爸爸堅持下去。

“扶搖經常給我寫信,說‘你必須守住原則’。”李振軍說。

勞教結束後不久,他再次被抓捕,這次被判刑​​四年。

舉國之災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發言人萊維·布勞德(Levi Browde)表示,受這場迫害直接影響的中國家庭,數量難以統計。

布勞德在電子郵件中說,迫害開始的1999年,有7,000萬到1億中國人在修煉,這意味著每13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人成為“國家的敵人”。

“占整個人口十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你詆毀他們、讓家人反對他們,那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災難性的。”他寫道。

布勞德還表示,中共政權迫使家人反目是其慣用伎倆,它通過恐懼確保對民眾的控制,這種伎倆在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一再被演練和強化。

“某種程度上,迫害法輪功只是共產黨鉗制民眾思想心靈的最新‘抽風’之舉。”布勞德說。

在可以選擇保全家庭時,為人父母的法輪功學員為何選擇繼續修煉?他解釋說,“法輪功代表著他們在心靈層面真正的自己,所以你(中共)是在要求他們扼殺自己的精神。而且,即便他們‘聲明放棄’,他們也不會清靜。他們經常被迫和中共同流合污,去‘轉化’其他人……所以這還不僅僅是放棄真正的自己。”

牢獄之後

(左起)李振軍、李扶搖、王會娟2011年12月17日在泰山合影。(李振軍提供)

王會娟獲釋後,一家人終於在2009年團圓;李振軍在2006年11月出獄,那時扶搖已經14歲了。

王會娟無法再回學校任教,而李振軍在第一次被捕時就離開了電視主持人的位置。

夫妻倆開了一家婚慶服務公司,在主持婚禮的過程中,也和接觸到的人分享親身經歷,幫助他們了解這場善與惡的較量。

王會娟說,他們夫妻沒再次被送回監獄,因為“有人知道我丈夫和我都是好人”,從而暗中相護。而他們決定離開中國,部分是因為擔心牽連別人,同時也顧及家人的安全。

“我心裡總有種擔心,害怕我們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我們總擔心警察來敲門,擔心家人被抓,擔心女兒被抓。”她說。

抵達自由國土

2014年,他們看到了逃離中國、到美國尋求庇護的機緣。

申辦護照時,他們遇到的情形,一度讓人緊張得感覺空氣快凝固了到最後的環節,他們按要求打了電子指模。“兩個辦事員僵在那裡,面面相覷”,李振軍回憶,“然後其中一人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邊的人指示他們給我們發護照。”

夫婦倆於2014年7月15日抵達美國,扶搖隨後也從澳洲來和他們團聚。

“當我在這裡呼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信仰的權利和自由,想到還在大陸的同修,心裡還是很沉重。”

——王會娟

李扶搖在紐約家中打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當我們踏上美國的土地時,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擔心、焦慮無影無蹤了,內心終於平靜了。”王會娟說。

“但心靈的創傷很難抹平”,她接著說,“當我在這裡呼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信仰的權利和自由的時候,想到還在大陸的同修,心裡還是很沉重。”

2016年末,一家人得知,家鄉天津的20名法輪功學員在12月7日這天遭到綁架。王會娟說,她立即打電話給當地看守所,要求警察釋放他們。

“我認識其中一些同修,我想盡我所能營救他們,這樣他們就不會受我遭過的罪。”她說。

在紐約,只要有時間,她就去熱門旅遊景點,向中國大陸遊客發放有關中共迫害法輪功真相的資料。

王會娟在紐約曼哈頓帝國大廈前舉展板,幫助中國遊客了解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今年47歲的李振軍主持著大紀元一檔廣受歡迎的時事評論節目,同時擔任新唐人電視台的新聞主播,新唐人通過衛星向全球華人放送真實可靠的新聞,這個位置對他非常合適。

扶搖也追隨父親腳步,學習了播音、主持和電視製作。她也來到新唐人,現在是新聞女主播和一檔傳統文化節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新聞報導,那些圖像都讓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憶。”扶搖說,“但正因為這些可怕的事情在發生,我們有責任揭露它們。”

一家人住在皇后區一間簡樸的公寓里。這是幸福的一家人,彼此很親密:王會娟幫女兒撩起掉落在眼前的髮絲;李振軍輕輕拉著妻子的手;他們凝望彼此的眼神,好像仍然不敢相信他們真的在一起。

(左起)李振軍、李扶搖和王會娟在紐約皇后區的公寓里打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而痛苦的記憶從未走遠,王會娟說:“有時,想起在監獄裡的經歷,我知道如果我不修煉法輪大法,我是活不下來的。那種痛苦,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是一種不一樣的痛苦。”

“你不是壞人,你還想做一個更好的人,但這個政權用最野蠻、最邪惡的方式——是好人無法想像的——對待這些法輪功學員,來摧殘他們的心靈,試圖摧毀你做人的底線,不是從身體上,而是從心理上讓你發瘋,讓你失去對生活的希望。”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估計,每三天就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死亡,這還只是據明慧網統計、有姓名可查的可靠案例。

(左起)2019年5月16日,王會娟、李扶搖和李振軍在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7周年曼哈頓大遊行中。(施萍/大紀元)

:李振軍王會娟夫婦受中共迫害時間表

李振軍王會娟夫婦受中共迫害時間表。(大紀元製圖)

(Irene Luo對本文亦有貢獻。)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秦瑞 來源:英文大紀元記者Charlotte Cuthbertson紐約報導,張小清編譯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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