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間六四已經過去30年了，恍如隔世。必須坦陳，筆者沒有參與當年的任何抗議活動，在這30年裡，也沒有參與任何紀念活動。然而今日，當六四似乎已在人們的記憶中淡漠，筆者反要跳出來，盡微薄之力，不讓血寫的歷史退色殆盡。
1989年，筆者已經在一個省會城市某軍工研究所工作了7年，上有老下有小，無意主動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而且當時正在一個關鍵項目攻關，全心以赴，別無他顧。4月，胡耀邦逝世，追悼大會後，學生運動風起波瀾，筆者並不看好，因為根據經驗，別指望我黨能做出什麼讓步。5月中旬，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絕食運動突然爆發，筆者與所有人一樣，極其關注和揪心。電視上看到救護車在天安門廣場呼嘯而過，人心都是肉長的，誰不動容？然而有北京出差來的人說，在南下的路上他們看到軍列載著坦克北上。很難設想北京要坦克幹什麼，不像好兆頭。
在北京學生絕食期間，全國各地都有大量各單位自發組織的示威遊行，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我們城市也不例外。大概在5月17～8日，筆者的研究所的年輕人也組織了一次步行到市中心的聲援遊行，連所長都跟著去了，但筆者未參加。我們的攻關項目實驗室在所里一個偏僻角落的獨立屋，所里年輕人在主樓組織遊行，筆者完全不知道。事後，一位年輕的女同事興奮的跑來告訴我們遊行的事情，說她在遊行時看到波瀾壯闊的場面激動得落淚。筆者以過來人的身份教訓她不要指望他們的遊行能改變什麼，顯然她不以為然，但是看在筆者老大哥的份上，沒有當下給筆者難堪。
那麼，如果筆者被通知了那次遊行是否會去參加呢？肯定會的，因為即便知道不可能改變世界，但是參加這種遊行是一個有點良心的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有意思的是，六四後不久，筆者一次短期公幹出國，事後聽說，所黨委做出國政審，最重要內容就是所謂動亂中表現。他們說筆者沒有參加那次遊行，因此是立場堅定的好同志，讓筆者哭笑不得。其實，筆者曾一時興起獨自到過市中心學生示威的廣場，立刻為忘帶相機叫苦不迭。64早晨，筆者上班，十幾個附近大學的大學生堵在所門口要求人們罷工。筆者見狀掉頭回家，對大學生們表示支持。不過，事後無人追究筆者的曠工，看來黨委同志的工作還是不夠細。
5月19日北京宣布戒嚴。這是可以預測，也可以理解的。北京學生的對應也是正確的，取消絕食改為靜坐，給緊張局勢降溫，全國各地的聲援集會示威也應聲而止。在5月剩下的日子裡，靜坐和遊行規模似乎在減小，看來風暴有可能逐漸平息。但6月1～2日風雲驟變，軍隊再次強行入城。3日晚4日晨，軍隊向阻攔他們的市民和學生開槍，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大屠殺，這個事件一夜之間的發展超過了任何人最壞的預測和設想。沒有徵兆的開槍屠殺無法被解釋，世界，港台和國內，唯一說法就是中共當局喪失理智，瘋了！筆者亦是如此認為，直到幾日後的一個啟迪。
所里有位軍代表，常到我們攻關小組來，50多歲，少言寡語。但當我們談論六四開槍時突然插話：六四前兩天的白天，軍隊有目地的派士兵不穿軍裝不帶武器強行進城，這些年輕小伙子被市民堵截，受指責辱罵，憋了一肚子窩囊氣，這樣到了3日的夜裡，讓他們向人群開槍，他們才幹的了！
筆者頓開茅塞。開槍屠殺不是喪失理智的激情犯罪，也不是現場處置不當的過失，而是蓄謀的殺戮！
6月，北京的天氣開始炎熱，天安門廣場很快就呆不住人了，即便當局不做任何事情，學生的靜坐也無法再堅持下去，然後暑假將至，整個學潮很快將自然平息。但是這不是當局希望得到的，因為學生和人民失去了對他們的恐懼，意味著他們絕對權威的喪失，對他們的挑戰還將繼續，黨國再無寧日。為了一勞永逸的消除對他們的挑戰，重新建立恐懼是必須的。因此不能讓學潮和平的平息，一定要亮劍，用暴力和鮮血嚇破人們的膽。
筆者當時的這個領悟後來被證實：殺20萬人，穩定20年（據悉鄧小平所言，但出處和版本還有爭議）。六四後，有各種所謂反思。有人指責，學生領袖沒有及時的妥協，招致政府鎮壓。其實，當學生在5月中旬一開始絕食運動，流血就是必然的，區別只是流多少血，是流在監獄裡還是流在大街上。然而經歷了80年代改革開放的平常人不可能預見大量流血，更不用說是唱著「希望的田野」長大的年輕人。還有人根據學生領袖柴玲期待流血的話，說她也要為流血負責。一派胡言。柴玲期待流血的語言只表明一個弱女子在血腥鎮壓前夜的悲憤和絕望，臆想即將到來的流血會帶來變革不至於白費，無可厚非，更談不上責任。有人要流血鎮壓的受害者為流血鎮壓負責，純屬顛倒黑白。筆者也不認為實際開槍計程車兵應負責，因為沒有人性的啟蒙只有仇恨的教育，他們還沒有把槍口提高一寸的概念。唯一要負責的只有那個下令開槍的人。
那個下令開槍的人是鄧小平，不可能是其他任何人。同時代的東歐領導人面對群眾示威時下不了向群眾開槍的命令，就是李鵬，陳希同也不行，只有一個不但為保持政權不擇手段，而且見過血海屍山，視人命為草芥的人才做得到。這樣的素質，是長期戰爭塑造的。
筆者是77級的，是鄧小平恢復高考的第一批受惠者，本應對鄧小平感激不盡。但很遺憾，筆者在80年代初當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時就不太看好他，因為他是所謂老一代革命家，歷史包袱太重，很難做根本性的改變。筆者不幸言中。鄧小平在經濟和社會領域推動改革開放功不可沒，但在政治制度上畫定框框，不肯越雷池一步，錯過了中國政治現代化的最好時機。從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到最終開槍殺人，一脈相承。但性質不同，前二者是過，第三者是罪。功與過屬同一個範疇，罪是另一個範疇，不可混淆。如果說功過還可以考慮相抵，那麼功罪則不能。公平的說，鄧小平有功有過，功大於過，七三開或八二開，然而六四屠殺之罪，罪惡滔天！
有人要問，筆者為什麼把開槍看得如此之重？因為開槍殺人是文明與野蠻的分水嶺。世界上每一個政府與部分人民之間都有各種矛盾，人民不乏各種抗議甚至反抗。政府的反制措施從催淚瓦斯，水槍，棍棒（如76年鎮壓45運動），甚至到橡皮子彈，非致命手段，以不死人為界，這些是現代文明上可以或勉強可以接受的；而真正的開槍殺人與現代文明完全不相容。套一句我黨的政治術語，前者表明是人民內部矛盾，後者表明是敵我矛盾。就是說當政府向人民開槍，他們就是人民的敵人。對軍隊標準也是如此。當軍隊被命令向人民開槍時，如果他們拒絕開槍，表明他們還滿足老百姓的子弟兵的最低標準，反之，就是獨夫民賊的護院家丁。從80年代末以來在全球範圍，無論是東歐甚至阿拉伯國家，軍隊向本國人民開槍的情況幾乎絕跡，結果是很多專制政權倒台。
很多人指出89學生運動沒有明確的目的，它的主要口號是反腐敗反官倒，聽起來確實可憐。這當然不是學運的終極目標，只是為了避免過早過分刺激當局，獲得生存空間。但是當局一點不傻，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學生的目標天然的是民主和自由，因為他們當年就是用這些口號來吸引知識青年到延安去的。在學運的具體訴求里，要求當局承認高自聯的合法，實際上是學潮的核心，當局絕對不可能容忍的。今天承認了高自聯，明天就會有工自聯，商自聯，當局不會忘記波蘭共產黨政權就是被團結工會拖垮的。因此不管看起來多麼溫和的口號，在當局看來最終都是奪權，決不讓步。筆者不認為學生有什麼策略性的錯誤，事實上他們已經太小心了，以至於道德有虧：把兩位弄髒天安門城樓毛主席像的湖南青年扭送當局。自保無可厚非，但底線是不可害人。這兩位青年後來的遭遇極為悲慘，參與其事的學生應懷咎自責。
所幸的是，中國的社會，包括當局，還是有了實質性的進步。在六四後的清查中，絕大多數地方都是雷聲大雨點小，不了了之（筆者在所里有位熟人，幹部子弟，還是黨員，但在那一次年輕人的聲援遊行，積極非常。六四後，他被警察調查。筆者找他叮囑：什麼都別承認。最後他得了個警告，但願採納了筆者的建議）。更重要的是，運動的積極分子，黑手或長了鬍子的人雖然被大量抓捕，但是無人被殺，而且關押的刑期也不太長。鄧小平並不是瘋子，他沒有把仇恨的種子潑灑的更寬更深。
六四事件對中國的影響巨大且深遠。六四後，為了杜絕任何自上而下政治變革的可能，鄧小平吸取了胡耀邦趙紫陽的教訓，挑選接班人標準不再是政績卓著和思想開放，而是對鞏固政權的政治敏感（江澤民）和敢於開槍的心黑手狠。更惡劣的是，為了消除民間自下而上的變革願望，鄧小平把義和團教育從娃娃抓起，用義和團思想填充孩子們空白的大腦，不給自由民主的思想留下任何位置。惡果令人瞠目結舌，不但生產了在街頭砸日本車和車主人頭的暴徒，而且造就在大學校園裡專打老師小報告的業餘密探，古之未聞。鄧的這一招毒害了一代青年，扼殺了中國在近期成為現代社會的希望。
在經濟上，情況正好相反。李鵬這個蠢貨開始還想重拾起計劃經濟，被鄧小平當頭棒喝，他無比英明的指出共產黨六四後的生存之道：資本主義（在專制制度下，只能是權貴資本主義）。如果以前共產黨內還有喋喋不休的關于姓社姓資之爭，六四就給這類爭論劃上句號。在政治高壓下，老百姓別無雜念，一心刨食。也是在政治高壓下，任何民權運動工人運動都不存在，中國憑仗低人權優勢高速發展。
當局原有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義和拜金主義。這兩個怪物的雜交創造了一個新物種，新的國家圖騰：長著狼頭的豬。
有人爭辯說，六四流血鎮壓是對的，否則中國不會有今天的如此發展和強大。確實，今日中國的繁榮與六四關係很大。這並不是孤例。台灣48年228屠殺，匈牙利56年的流血鎮壓和智利79年的流血政變之後都伴隨了幾十年相對的繁榮發展。然而那裡無人敢以經濟發展為流血鎮壓的必要性辯護。何也？價值觀根本不同。另外，高壓下的社會是無法穩定的，就像把雞蛋放在地球儀上，看起來很高，但掉下來是物理的必然。
六四鎮壓對否，其實鄧小平心裡最清楚。他一輩子幹過兩件大事，一是改革開放，二是六四鎮壓。他很享受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但對他六四鎮壓總司令的豐功偉績，諱莫如深。鄧小平去世後不保留骨灰，懼怕的就是歷史的秋後算帳。把坦克開進首都的中心，對手無寸鐵的人大開殺戮，能逃避正義的審判嗎？儘管通常遲到，正義總要到來。
筆者必須再一次指出，89學運慘痛的失敗了，而且造成了惡劣的後果，但絕不應以反思之名把絲毫罪責轉嫁在學生和其領袖身上。鐵板釘釘的事實是，所有的罪惡都是當局所為，罪責非它莫屬！
六四血跡被30年的歲月沖刷乾淨。國內的年輕人幾乎沒有聽說過這個事件，因為沒有哪個父母，即便是親歷者，願意給自己的孩子講述這段歷史，生怕孩子惹出麻煩。只有日漸凋零的天安門母親群體不曾忘記失去的兒女，她們是當局的眼中釘肉中刺，踩不扁煮不爛的銅豌豆。
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沒有人知道，因為當局禁止任何人，包括他們自己，調查匯總。沒有真相，當局就可以信口雌黃。在中國的現代史，所有悲劇，包括戰爭、饑荒、運動和血案，死者數字都是未知數，姓名更無從談起，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這是悲劇中的悲劇。六四的幾百上千的死難者，絕大多數是北京的普通市民，但堪稱是真正的英雄。英雄不會湮滅，歷史會記住他們。
筆者在六四後不久曾對友人做過三個預言。一，江澤民人很精明，不是過度人物；二，根據歷史經驗，當局將採用政治緊縮經濟放鬆的政策，這兩個預言靈驗了。三，20年後，學生運動將再現，因為20年是一代人的時間，新一代人沒有恐懼的陰影。筆者很是尷尬，不但追求自由的學生運動藐無蹤影，反倒是追求愚昧的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然而筆者舔著老臉再做個預言，中國人是極端世俗的民族，這使得政治現代化的道路有極大的困難，但應能走通。那時的人們將建碑紀念這些為此付出終極（ultimate）犧牲的六四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