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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元雋:再來一次八九民運會怎樣?

八九民運以學運起,以流血慘案終,導致中國政治現代化進程停滯了30年。歷史的緊要關頭,這個國家總是選擇一條錯誤的不歸路,好像是這個民族的宿命。這讓有志於推動民主憲政的中國人刻骨銘心。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發起和引領街頭運動的人,無論多麼正義的行動,不能脫離歷史的環境。不知進退,做不具條件超越現實的努力,都會事與願違。

八九時期一度達到的政治進步水平

學生運動引出的八九民運在絕食前曾經取得過很大的成就:政府和民眾對峙雙方有互動,也有容忍,一個多月相安無事。中共沒公開取締自治的學生組織,採取默認的態度,當局在與學生有限的幾次對話中接納了高自聯的代表在座。趙紫陽的政治體制改革如果能持續下去,這種結社自由也會逐步向前推進,示威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得到了民眾的支持,改變了國內的輿論氛圍,形成一種全新的政治生態。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群眾街頭運動能做到這一步已經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這次學運以及運動之前一段時間,中國的政治形勢、朝野雙方形成的互動關係,在提倡階級專政和鬥爭的共產黨歷史上是罕見的,當北京學潮從“悼胡”切換到“反腐”、“民主”、“新聞自由”之後,運動得到了全國性的認同與大面積的傳播,中國近七十年來的政治自由與進步從未達到過當時這樣的水平。

歷史和現實同時告訴我們,一場街頭運動不能立刻改變國家。解決問題及政治改革是學潮之後的事情,得用另外的方式和途徑有步驟的做。如果保護好運動已經取得的成果,讓其維持下去,不發生逆轉,中國的政治進步將水到渠成,這點雖然不能假設,但須知任何歷史都是現代史,我們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

學生所提要求的合理性與不合理性

八九年自治的學生組織提出了七項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污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作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分領導實行改選。學生絕食請願要中共當局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宣布學潮是愛國的、承認高自聯為合法組織等。這些要求是合理的。

但示威組織者擔心秋後算賬,長期佔領公共廣場,以絕食方式要求當局在形勢錯綜複雜,保守勢力還十分強大的局面下,立即回應和承認其屬於愛國。是不顧歷史現實的錯舉。

專制制度下的領導人,噬權如命。他們的權力資源主要來源於已形成的權威,當群眾運動提出讓鄧小平下台和反鄧的口號後,處於中間立場的鄧和其他更為保守的中共領導人的地位受到致命挑戰。而茫然不顧一切的年輕示威者們,並未感覺到局面已經失控,災難即將降臨。在想一步到位的機會主義心態下,使保持對立決不妥協的做法成為示威者的唯一目標,------後面便是對決。

中共當局在些許回應與讓步後開始日趨強硬,統治危機意識使整個體制團結起來,保守派統一了思想,持強硬態度者佔了上風。在當時,以反革命事件的名義進行暴力鎮壓是一個類似於共產黨這樣的專制政權維護統治的最後的手段,中共當權者因屠殺成千古罪人,政治改革被倒逼停滯卻是對立雙方的共同的不幸。

認識八九民運失敗的後果

六四慘案是八九民運出現的悲劇性結果。是一個人為的災難,是和平年代人與人,社會組織間,政府和人民之間,幾於無法溝通的悲劇,一個混亂的,無解的,雙方都最後等待魚死網破的災難。

一場學運受挫,竟導致了中國政治體系中,那種傾向自由和相對開明的元素徹底消失,讓自由化引領的政治進步變得無望。黨內的強硬保守派得意於他們那種殘忍的維穩手段,而且多年來變得屢試不爽。

六四慘案不同於天災,它的後果幾乎無法補救。這就是慘案過後,人民的政治自由被大大收緊,政治改革變得遙遙無期。三十年來,一方面是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另一方面,則是政治上的高壓管制,自由的批評,監督的機制被幾乎徹底湮滅,整個中國經濟發展但政治落後,全社會在追逐金錢,道德信仰趨於崩潰。這是政治腐敗,人心淪落的局面下畸形的發展。

政治博弈中的強弱之勢

人類最重大的事務歸根結底都與解決衝突有關,對高級動物種群來講,處理衝突的方式,可以衡量其(文明)進化的程度。人類群體之間,政治力量之間,國家民族之間如何處理衝突也是文明程度的表現。八九民運的官民對抗從本質上說也是一場社會衝突。

解決衝突靠政治運作,政治是講求績效的,成功依賴成熟穩重,如果書生氣十足,不顧歷史情景(在共產黨統治下,想一步到位的行使民主國家才具備的各種自由權),空談理想於事無補。

政治博弈的結局是由力量來決定的。只有具備一定政治素質,組織起來的人群才能形成推動社會進步、抗衡舊勢力的力量。八九年的抗議活動,示威人數雖多,以百萬計,卻不能構成這種力量,民眾支持學運主要是表達對體制弊病的不滿。是他們主要的行動目的。這種聚集沒有一致可行的政治訴求(跟觀念有關),目標紛雜,不能有策略和持久性。思想混亂行動盲目的一群人面對組織嚴密的政權機器,不過一堆肉身而已。

八九民運的失敗是對抗雙方最終力量較量的必然結果。我們所指“最終力量較量”是指那種無解的、無溝通、無讓步妥協的鐵血終極較量。必有一方流血敗亡。流血者或可成就千古名節,而國家政治進步所受傷害則萬劫不復。

反對派的民主憂慮

時至今日,有的學運組織者或運動中的風雲人物,在總結這場運動時頗有遺憾地表示,當時在雙方鬥爭的關鍵點是沒有及時佔領電視台,有的認為沒有大量奪取武器,用武裝鬥爭的形式來反擊,甚至動員軍隊等等。這些與當時作為普通民眾身份和權力力量極不相符的奇談怪論,說明在一場已上升到影響政權存亡的街頭運動中,發起者和積极參与者,政治上還處於幼稚階段,他們發起一場超越普通抗議表達,甚至影響未來政治走向的大規模學運,就像兒童駕車上高速路行駛那樣危險。

從整個過程看,“六四”有突發性特點,但大量密集聚集的人群,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同仇敵愾。推動這場運動的活動人士(包括年輕的學生領導者)卻不能建立統一有效的組織是這場運動的先天不足。大多數情況下茫然無序以及缺少民主決策機制的現象,沒有為當時在場的年輕人提供充足的民主政治歷練。

民主的精神不僅僅是一個政治概念或口號,更是一個民族在歷史長期發展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狀態。而在六四前,這種精神狀態尚未形成。八九民運嚴格的說只是是一場大規模的以學運為中心的人民抗議活動,對民主精神的傳承乏善可陳。

我們承認當年學生從天安門廣場撤出時用聲音的大小來表決過,其他一些會議和臨時組織也曾採用過投票的方式,但這不能算一種完備的民主決策過程,廣場上運動的主導者們大部分時間不是靠民主的決策機制,更缺少同政府方的協商溝通能力。那些有知名度的廣場人物,幾乎以佔領控制廣播站和對媒體發聲來行使有限的影響力。

民主是一種通過艱難的溝通和廣泛的協商,最終形成組織並有效的發揮影響力的過程,而協商和溝通是程序性民主的核心內容,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大於選舉本身,從民運30年的過往看,許多反對派活躍人士特別是逃往西方社會的流亡者,受西學思想熏陶也沒有完全解決中國反對派的民主素質問題。

民主的核心價值之一是寬容的精神,體現在言論自由方面更為突出。許多六四後的流亡者缺少容忍不同意見、顧全大局、寬容等這些民主的基本品質,做不好廣泛的團結工作。許多流亡者不能消弭意見分歧,大多成為獨立活動的異見者。這些可看成當年這場運動資質的延伸。

結束語

在當今社會,一個政權光靠壓制人民來長期維持統治,是難以成功的。中共除了暴力和謊言的手段外,他的過人之處使之能有效的、長期的管控和引領整個中國社會。應該歸結近30年。中國人的生活水準整體得到提升,在相當大的層面上和國際社會有所對接的緣故。共產黨的意思形態是落後的,但他們搞意識形態同時,在政治運作上富有彈性,許多流亡的學運和社運組織者思想分歧是以反共與否形成政治分野。突出意識形態,使這種對立永恆不變,反而成為一種僵化的表現。

回顧百年歷史,群眾運動往往多數情況下會成為不可控制的盲動。因為它是激情的產物,是意識形態的宣示。它不是能夠通向成功的政治運作。政治是討價還價,有時需要妥協,在尚有進退餘地的時候,果斷做出有利於己方的決定,才能不遭致失敗。民主之所以戰勝獨裁,正是由於以不同於專制政府的全新的思考問題方式和運作能力。如果以落後的思想去爭取現代化的進步,只能失敗。現實對比為民主運動敲響了警鐘。如果不吸取經驗教訓難有轉機,再來一次類似的運動還會失敗。

(2019-05-25)

作者是一位流亡的中國民主運動人士,1989年曾因在長春參與組織遊行示威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被判20年徒刑。現居住在紐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趙亮軒 來源:BOXUN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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