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同學們在私下相互交談中，也都特鄙視向老師告密的人，雖然背地裡有人幹過這事兒，但在公開場合，告密總還是招人恨的，不光彩的。
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只要對方是反革命、五類分子、階級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對待。檢舉揭發階級敵人受到鼓勵，告密也成了政治覺悟高的表現。那時候一切行為只要打著革命的旗號就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因為革命至高無上。
我們北京四十七中高三（2）班同學宋爾仁是一個比較複雜，比較特別的人。他家住在門頭溝煤礦。隱隱感覺他出身不會太好，因為他從不說父親是幹什麼的，似乎刻意隱瞞。他喜歡文學，激動的時候，曾經在宿舍里大聲背誦萊蒙托夫或普希金的詩。但有時候又特粗魯，能說些礦工才說的那些髒話。對招惹了他的初中小孩，敢抽耳光，毫不手軟，也不怕背上欺負弱小的名聲。
無論團幹部怎麼勸，他也不申請入團，不靠近團組織，對班主任敬而遠之，政治學習能不參加就不參加。一句話，他在班裡屬於比較後進的同學。
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曾公開大罵女人。當周末，宿舍里沒幾個人時，他聲色俱厲地對我說：「天底下最壞最壞的是女人！你知道嗎，最毒莫過婦人心，比毒蛇蠍子都毒！」說這話時，他的眼睛閃閃發光，唾沫星子四濺。
當時正是青春期，對女性充滿了好奇和神往。他這番言論，讓我感到極其反常。心想，他肯定是在這方面受過傷，跟女的有過交往，被女的拋棄過，傷了心，才那麼恨女的。一個高中生，小小年紀這方面就有了事，弄不好別是個流氓。再加上他對自己的經歷，對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看法很少說，讓人看不透他內心深處到底在想什麼，所以我對他總保持著戒備之心。
他平時寡言少語，不愛在人多的地方說話。為人挺講義氣，自己吃點兒小虧，別人占他點兒便宜，從不計較。
明知道不能以貌取人，但還是要受外表影響。宋爾仁喜歡梳個大背頭，上唇留著一綹小鬍子，又是個三角眼，都讓我聯想到壞人。有一次借書，他原形畢露，更加深了我對他的不好看法。聽圖書委員說，他要借一本《紅與黑》，但學校規定這種書只借給老師，學生不借。圖書委員好心給他另外借了本革命小說，他卻勃然大怒，跟圖書委員吵了起來。警告圖書委員別把他當猴耍，借什麼書用不著你管……眼珠子幾乎要瞪出來，兇惡異常。
宋爾仁對積極要求進步的人都比較冷淡，對我卻是個例外。那時候我想入團想瘋了，成天掃廁所，一周寫一次思想匯報。有人說我是「假積極」，動機不純，可宋爾仁對我很好，覺得我比較直率。後來我又因為打了那位背後說我壞話的同學，挨了個記過處分，同學們都與我疏遠，唯宋爾仁跟我見面依舊打招呼，不嫌不棄。他從家裡帶來的紅薯、花生、瓜子總主動塞給我。上山摘來的白杏、酸棗什麼的，也都給我吃過。
可我只是表面上跟他不錯，享受著他對我的信任和友好。內心裡對他卻充滿警覺，覺得他思想複雜，居心莫測，別被他拉攏腐蝕……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一個周末他回家了。宿舍里沒有人，我坐在他床鋪上，發現他枕頭下面放著一本日記。出於好奇，我就偷看了。
那正是1966年7月份，工作組當政的時候。結果大吃一驚。他的日記里充滿了對社會、對形勢的不滿。說什麼「現在烏雲籠罩著祖國天空」、「我們的國家處於最危險的時刻」、「人民在受苦受難！」……
好反動呀！他把「文化大革命」的中國說成是「烏雲密布」。
我當即把這本日記給了一個要好的同學看。他翻了幾頁後也斬釘截鐵地說：「絕對是反動日記。」
我問：「怎麼辦？報告工作組？」
「對！」
於是我和同學一起很興奮地把這本日記交給了學校工作組。同時很為自己過去對宋爾仁的懷疑得到了證實而沾沾自喜。
工作組馬上派人把宋爾仁從家裡抓了回來，單獨禁閉，並在大會上宣布宋爾仁書寫反動日記，惡毒誣衊我國的大好形勢，誹謗「文化大革命」，隔離審查。
據知情者說宋爾仁最初表現很老實，蔫不出溜兒，終日埋頭寫檢查交代。剛開始也沒有人動手打他。直到某次，一喜歡拳擊的同學參加審問，冷不防給了他一直拳，力量很大。宋爾仁當時正坐在椅子上，被打了個後滾翻，從椅子上翻了過去。
就在那天夜裡，他逃跑了。以後徹底銷聲匿跡，再也沒有回學校。
可惜，我舉報了宋爾仁也沒當上左派，連軍訓也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把我留校，整日跟班上的幾個出身不好的「狗崽子」一起學習。
自從宋爾仁逃走之後，一晃多少年過去，我們班的同學誰也沒有見過他。
客居美國期間，備感孤獨和寂寞，經常回憶過去。宋爾仁的影子也常浮現腦海。我這才感到自己這輩子最對不起的就是宋爾仁。乾的最缺德的事就是舉報宋爾仁。
可能由於他住在門頭溝煤礦，班裡多數同學內心瞧不起他。我跟他同學三年，住同一個宿舍，吃同一個食堂。儘管他對我不錯，數次為我說話，我卻用兩面派的手段對付了他。表面上和和氣氣，騙取著他的好感，內心卻對他小心防範。
——就因為他留著小鬍子、三角眼、梳大背頭，外表像個壞蛋；就因為他大罵過女的，可能跟女的有過什麼事；就因為他對自己的出身躲躲閃閃不說。
啊，宋爾仁看錯了我！我不像他想像得那麼襟懷坦白，我一直對他笑裡藏刀，起碼內心深處對他的戒備就偽裝得讓他感覺不到。所以「文革」開始，我偷看了他的日記後就毫不猶豫地交給了工作組。自以為這是革命行動，自以為自己站穩了革命立場，自以為自己揪出了一個革命的敵人。
同學任道昂說我踩著別人往上爬。在宋爾仁這件事上，確實如此。
30多年之後，當我寫《血與鐵》，想找宋爾仁核實情況，當面道歉之時，才發現他早已經不在人世。
據同學說他大約1968年初到了黑龍江省德都縣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一師六團。幹過餵豬、種菜、採石等工作。平日寡言少語，沒什麼朋友。大約1974年娶了一個當地女人。他特別能抽菸喝酒，等到吐血時，才看病，但為時已晚。1977年因為肺結核病故於北京，留下一個兒子。
可以說，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乾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
革命啊，革命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特寫在此處，讓世人知道，並懇請同學宋爾仁在天上的亡靈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