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六四，有一種很流行的說法，認為在89學生運動中，以趙紫陽為代表的黨內改革派表現過於軟弱；他們有機會與黨內保守派攤牌但沒有攤牌，趙紫陽本人有機會像蘇聯解體時的葉爾欽那樣振臂高呼，集結黨內外改革派挑戰鄧小平，避免六四屠城，但他們不作為，硬是把一手好牌打砸了，任憑中國轉型的大好機會轉瞬即逝，錯失了歷史良機。這種說法認為，是趙紫陽的軟弱和猶豫不定，使中國錯過了百年來和平走向民主的最佳機會。
筆者不贊同這個看法。本文討論以下三個問題：第一，在89學潮中，趙紫陽有沒有挑戰鄧小平的意願？第二，趙紫陽有沒有挑戰鄧小平的實力？第三，到底是誰斷送了中國走向民主的最佳機會？
我認為，從主觀願望上講，趙紫陽並沒有挑戰鄧小平的企圖。從趙紫陽的回憶錄《改革歷程》和生前訪談錄「叩訪富強胡同六號」看，他一直認為，鄧是信任他的，如果不是發生六四，鄧小平就會兌現他的承諾，讓他當軍委主席和兩屆總書記。據報，鮑彤也認為，趙和鄧過去並沒有個人恩怨，他們之間的分歧完全是對待學生運動的不同態度造成的。我卻認為，趙和鄧之間的不快，或者說鄧小平對他的不滿要早於89學潮，始於1988年年底香港傳出的「倒鄧擁趙」的傳聞。應當說從那時起，鄧小平就對趙紫陽抱有疑心。但趙在89學運前對此並未介意。
並未介意的趙紫陽由此而對鄧小平產生了誤判。他認為鄧信任他，他相信自己在學運問題上能和鄧溝通，鄧能採納他對學潮的溫和看法。4月22日胡耀邦追悼會以後，趙紫陽曾提出三條原則處理學潮：1）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複課；2）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沖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3）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
對此，鄧小平原則上同意。但現在看，根據前因後果，鄧小平當時的同意很可能就是一種敷衍。如果鄧小平真的同意，就不會在趙紫陽從4月23日到30日訪朝鮮期間，急急忙忙出台了「4.26」社論，也不會在「4.26」社論中斬釘截鐵地斷定，學生悼念胡耀邦逝世的遊行是一場有領導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是要從根本上顛覆共和國，推翻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趙紫陽從朝鮮回來後，立即做工作試圖扭轉「4.26」社論對社會的衝擊，平息學生的憤怒情緒。所以，他在5月4日會見亞洲銀行理事講話時，繼續堅持原來立場，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強調使用民主和法制的手段解決問題，並認為應當通過協商和對話，在理性和秩序的氣氛中解決。趙認為自己對事件的定性認識是對的，而且應當是符合鄧小平的原意的。他那時認為，鄧小平為「4.26」社論定性，主要是聽了李鵬和姚依林等人先入為主的匯報。
這可能是趙紫陽誤判鄧小平最致命的一點。實際情況是，鄧小平對學運一向憎惡，89學潮絕不例外，李鵬和姚依林等人的匯報正好向鄧提供了把學潮定性為「動亂」的炮彈；更重要的是，在89年學潮中，鄧認為學生們以「悼胡」的名義搞學潮，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泛濫」。這和鄧小平在80年代中期反覆強調「清理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脈相承的。
詭異的是，儘管趙紫陽並沒有挑戰鄧小平的意願，鄧小平在六四之後追究趙的責任時，卻認為趙和鄧小平的「4.26」社論和戒嚴主張唱反調，就是在挑戰鄧小平。在趙紫陽遭軟禁期間，王任重審查小組在審查趙紫陽的「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行時，最感興趣的是關於趙的「不可告人的動機和個人野心的問題」。審查小組說，1988年以來國內外颳起一股「倒鄧保趙」風，以逼鄧下台，把權力全部交給趙；而趙在處理1989年學潮時，如此堅決地拒絕鄧的各種主張，絕不是偶然的，是為了呼應和配合「倒鄧保趙」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