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東京的堀田江理（Eri Hotta），先後在日本、美國和英國接受教育，並先後執教於牛津、東京和耶路撒冷，研究領域為國際關係。
堀田江理將二戰中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八個月的歷史細節，整個計劃的決策過程，以及日本政府在1941年面臨的兩難處境。包括日本自1937年入侵中國後，耗盡人力和有限的資源，經濟也每況愈下。日本的統治階層在是否繼續擴張主義的問題上嚴重分裂，甚至在軍隊高層中也不乏質疑者，軍方強硬派內部亦有人認為如果美國開戰，日本將必輸無疑。在這種情況下，為什麼軍人、文官、外交官，以及天皇，要將自己的國家和人民置於不必要的危難之中？等等這些問題，通過深度剖析許多迄今未公開過的日文第一手資料，描述那些將國家引向災難的存疑者、謀劃者和所謂的愛國者的動機及作為，展示了當一個強大國家的政治體系失靈時可能帶來的全球性危險，展現出理性是如何被吞沒的，當每個人都是明白人，可誰也不敢說不，都指望別人出頭、自己附和，最終釀成集體災難的過程寫進了《日本大敗局》一書。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戰術上，日本人取得巨大成功，但戰略上卻是自殺。在深陷中國戰區同時，又樹敵於美國，決策如此無理性，難道他們都是瘋子嗎？
1941年10月16日，近衛文麿首相宣布辭職，第二天，天皇召見東條英機，任命他為首相，這讓東條大感意外。
在近衛內閣中，陸相東條英機令人頭痛，他力主對美強硬，在決策圈中，人人都知道東條在瞎扯，就算和美國打，靠的也是海軍，與陸軍無關，且日本不可能打贏。
據估算，當時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9倍，鋁7倍，美國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如開戰，日本年均損失戰艦140萬噸，遠超補充能力，到第三年，所有民用船隻都將消失。
近衛文麿出身貴族，做事猶豫，總想討好各方，可陸軍和海軍為了搶資源，都在拼命折磨近衛，東條英機的絕招是：頻頻打出「反美」牌。
日本在軍國主義氛圍下，「反美」等於「愛國」，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這比邏輯更有號召力。中層軍官多支持東條，他們出身寒微，在升職的天花板前，他們覺得主和派應該統統下台，好讓他們放手大幹一場。
當時，日本的決策圈人人自危，生怕被憤青誤會，無人敢言反戰，在東條英機咄咄進逼下，近衛文麿只好拖延，可東條拿出了絕招：設置解決問題的最後時間點。在倒數計時聲中，近衛文麿乾脆撂挑子，辭職了。
讓東條英機上台，其實也含有惡意：讓他也來嘗嘗近衛文麿的滋味，看他還真敢和美國人開戰？
把東條英機推上前台之後，東條也開始犯難了。
麻煩源於「七七事變」，日本陸軍以為幾個月就能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沒想到深陷其中，造成物質資源、人力資源匱乏，連皇宮的鐵欄都被拆掉，送進煉鋼爐。
逃避指責的最好辦法，是主動出擊，陸軍產生了激進想法：進攻東南亞。東南亞有橡膠和錫，可以威脅荷屬東印度提供石油，同時切斷中國物資供給線，逼蔣介石投降。
可那裡是列強的殖民地，美國不可能坐視。果然，日軍剛邁開腳步，美國便下令石油禁運，日本陷入恐慌，儲備用油只夠一年，只能儘快向美屈服。
其實，美國也有意與日媾和，此時羅斯福已決心對德開戰，他不想同時和日本打仗，他願意讓出實利，保留道德制高點。可東條英機更需要面子，以保證他「反美」表演不穿幫，在條約中，他設置了太多複雜措辭，對皮毛問題寸步不讓。
其實，美國提出過大幅度讓步的方案，但日本人沒看懂，在最後日子裡，日本人也提了讓步方案，可美國人也無法看懂。
直到日本軍機起飛瞬間，美日仍有達成和平的可能，如果沒設置倒數計時，日本外交官本可以發揮作用，羅斯福甚至對他們說「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但負責最後斡旋的來棲知道，已經沒有時間了。同樣，如果能在面子上妥協一點，日本將盡收實利，可怎麼向愛國派交代呢？又要「里子」又要「面子」，結果全部丟掉。
在沖向戰爭的進程中，日本有幾方面力量可以踩剎車。為什麼沒人踩剎車？
首先是裕仁天皇，他是反戰派，還因此遭遇過暗殺，面對戰爭動議，他的一連串反問讓將軍們目瞪口呆，可明治維新以來，從沒有天皇否決過內閣意見，他最終選擇了退讓。
其次是海軍，山本五十六是堅決的反戰派，可他沒勇氣反對上級，卻主動提出「要打就先動手」，在反對錯誤決策方面，遠沒他在備戰方面下的功夫多。在決定開戰的內閣會議上，海軍竟將預計年損140萬噸戰艦的預測數據壓縮了50%，成了日本造船能力足以彌補損失。負責人的解釋是：反正天皇會否決。
第三是東條英機，他「反美」是為了拉票，未必發自內心，可大權獨攬時，各方送來的都是利多消息，完美而大膽的「偷襲珍珠港計劃」放在桌面上，他敢否定嗎？那樣他將失去政治基礎，他用口號綁架了日本，可口號也綁架了他。
第四是日本外交官，來棲、野村等在國際社會擁有極佳口碑，他們了解世界，是堅決的反戰派，但他們謹小慎微，寧願大船沉沒，只要不先淹死自己，就絕不主動作為。
當時日本還有自由派，堅決反戰，可他們朝中無人，民間亦應和者寥寥。日本的自由派成了擺設。
在大正（裕仁天皇的父親）年間，自由派一度左右政局，帶來空前的自由氛圍，卻遭遇戾氣劇增的局面。日本經濟高速增長，社會各階層變動極快，可上層卻相對封閉，這讓人人都覺得自己利益被剝奪了。
內部有怨氣，又缺乏政治表達空間，仇外成了最好的泄憤渠道，在教育、媒體推波助瀾下，「愛國主義」一家獨大。透過這面扭曲的鏡子，面對現實的種種不如意，日本民眾將責任推給了「賣國賊」，崇尚西方思想的自由派成為眾矢之的。
近衛文麿是自由派大佬西園寺公望一手提拔起來的，但西園寺本人差點在政變中被殺，他後期和近衛觀點差異越來越大，甚至不再往來。
兩人都反戰，但近衛基於實力分析，認為開戰必敗，而西園寺則基於「萬國之上還有人類在」的價值觀，反對為本國利益放棄道義準則。
事實證明，西園寺具有先見之明，在「偷襲珍珠港」決策過程中，沒有一個高層人物從道義立場上提出異議，他們都是徹底的功利主義者，而沒有道義高度，靠貪婪很容易結成邪惡同盟。
值得反省的是，西園寺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何在日本沒市場？這確有思想傳統、文化傳統的責任。通過《日本大敗局》這本書，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悲劇在近代東方絕非個案。
後發既是優勢也是劣勢：
後發者借鑑別人來減少「試錯成本」，是為「後發優勢」。可進入相持階段，又會出現「後發劣勢」：一方面，未經試錯，社會就缺乏訓練，無法化解高速增長帶來的集體浮躁心態。另一方面，後發者天然有方向感，只需跟著強國就行，可一旦持平或領先，就會出問題，因為其發展不是內生的，是模仿而來的，是在「與別人比」中獲得的，比的對象一旦消失或者被屏蔽掉了，就可能走向盲目。
盲目加浮躁，必然無視普世性，陶醉於自我的特殊性，最易釀成災難。
民族主義綁架社會：
萬物進化是一個不斷分化的過程，人類也如此，政治與社會的分離是大勢所趨，也是邁入現代化的必經之路，執著於不分彼此的混沌狀態，不僅約束整體進步，還會造成歷史退步。
日本之所以走向戰爭，中層軍官是重要推力，由於制度遮蔽，他們看不到全部真相，特別容易被神話、激情所欺騙。而高層卻以為用製造神話、煽情能凝聚中層、把握更多的資源。
雖然生物界經常是牛搖尾巴，但在權力場中，常常是尾巴搖牛。
事發之前沒有反對聲音：
雖然歷史不能假設，但如果來棲、野村能不顧一切，果斷向美國讓步，結果會不會改變呢？
事實上，不會。
因為在不良大環境中，上層普遍都是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正如山本五十六反對自殺潛艇，但依然在實戰中使用，表示一下異議，已是有人性的最高證明了。
一個社會缺乏「忠誠的反對者」，只會增加「不忠誠的贊同者」。
開局錯了就很容易一錯到底：
二戰中的日本，原本有足夠機會來修復錯誤，既然受侵華戰爭拖累，退兵就是，雖然沒得到想要的，但至少不用再付代價了。
也就是說，當時的日本內部也是能力換掉東條英機的，但是由於戰爭事態一步步惡化，最終總要有人為此負責。所以，日本內部各方決定保持沉默，讓東條英機繼續幹下去。戰後，東條英機等人負責上國際法庭，其他各方負責重建日本。
回顧日本當年的敗局，不難發覺，當文化和制度偏離了進步發展的軌道，社會危機會隨著發展的壓力日益變大，終會發展到誰也補不了的地步。就算東條英機這一代沒出問題，下一代也會出問題的。即使都是明白人，也依然可能攜手走進災難，依然會集體拋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