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過萬名市民到金鐘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外請願，促請政府撤回《逃犯條例》。期間警方使用催淚彈、橡膠子彈和布袋彈，暴力鎮壓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宋碧龍／大紀元）
如果說，持續了數月的中美貿易戰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正邪大戰；那麼，連日來發生在香港的「反送中」則是一場善與惡的對峙與較量。
對於這場較量，我們首先應該弄清的是，到底孰善孰惡？看著港警手握槍枝、全副武裝，與僅僅撐著雨傘、戴著頭盔和防毒面具的普通市民涇渭分明的對峙著，不知又有多少人能認清這其中的善與惡呢？至少，在如今的中國大陸，能用心智、慧眼來看待「反送中」的人並不多。
有博主反映，「今天遛彎聽見有人聊香港遊行的事。基本上都在說香港人瞎折騰」；「我問為何出此言？對方回答：憑什麼香港人就可以想幹嘛就幹嘛。最好讓香港人跟咱們都一樣。這樣就公平了……」不難看出，在大陸人眼中，只要上街表示抗議，就是在「瞎折騰」。他們認為，同樣是中國人，香港人若不跟自己一樣，乖乖當順民，就是不公平的，就是在作惡。因此，港府鎮壓、港警施暴，怎麼看都是一種合理、合法的懲惡行為。
可笑的是，這樣的認知在正常的人類社會，其實是不存在的。已被中共奴化的大陸人最可悲之處就在於，他們早已喪失了如何挺起腰板當人的記憶、忘卻了要「翻身作主人」的願景。儘管他們自己不願遭受暴力，但面對中共施暴時，他們又會表現出難以想像的忍耐與寬容；根本想不起來自己作為納稅人的身份以及政府只有保護人民的職責，而沒有肆意向人民施暴的特權。
若用這種是非顛倒、善惡倒置的邏輯，顯然看不懂堅守法治、正義的港人與惡法、惡警之間的善惡對峙。那個《送中條例》（又稱《引渡條例》）之所以被視為惡法，其實從中共的態度就可見一斑。
「送中」的「中」指的就是如今中共治下的中國大陸。在立法、司法系統皆已淪為政治工具的中國，「逃犯送中」的決策能與中共無關嗎？然而，中共外交部卻仍在狡辯，說「是港府自己的決定」；中共駐英大使也對外宣稱，中南海「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逃犯送中」要是件好事，中共又為何如此避諱？要能讓港人都表示擁戴、而非抗議，中共又何必急於撇清干係？這不恰恰證明了，《送中條例》就是在明知會激起民憤的情況下，還要強制推行的惡法嗎？對於這項惡法，有人形象的解釋，「送中」之前，香港人被捕後還能聯繫律師；「送中」之後，香港人問問「銅鑼灣書商」到大陸後會怎樣？還有人解釋，「為什麼香港普通民眾那麼在意把罪犯送回大陸」，就是「因為按照大陸的標準，香港差不多人人都是罪犯」。
僅就「反送中」而言，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已發表社評，稱此舉是香港「反對派勾結西方」。被外界視為「完全是奉中共的旨意」行事的林鄭月娥，也公然把警民衝突定性為「有組織的暴動」。儘管相比700萬港民的總數，此次走上街頭抗議的100多萬隻占到了1/7，然而，這些有家、有口、有朋友、有親人的示威民眾，卻足以代表整個香港社會的民意。中共擅長搞「連坐」是眾所周知的，若給抗議者扣上「反對派」的帽子，不就把所有的香港人都視為「罪犯」了？
放眼西方、回首古代中國，只有獨裁政府與不德的暴君才敢公然與百姓為敵。在中國古代，帝王繞不開「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人理、天道；在現代社會，民主國家的執政者跳不出權力制衡、司法制約的結構與框架。無論是古代帝王的德治，還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法治，都是建立在「為民」的基本宗旨之上的。任何一個政權若違背了這一宗旨，那就是失職、失責；若要再對人民施暴、用強，那就更是罪惡滔天了。
因此，香港的警民衝突發生之前，當被朋友問道，港府是否會採取暴力鎮壓抗議民眾時，我十分肯定的回答「（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共）他們不敢」。因為如今的香港仍不比大陸，它仍在國際社會，尤其是在那些世界已開發國家的眼皮子底下，中共要敢公然與港民為敵，那就是在公開表示，要與所有民主國家、自由社會為敵。更重要的是，讓自己的邪惡嘴臉、流氓作派毫無遮掩的暴露在世界面前。
況且，中共若選擇在此時「露出獠牙」，也顯然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貿易戰未果，美國的制裁已讓中共無力喘息；再加上世界已開發國家的封殺與圍堵，中共此時還敢逞凶、叫囂，豈不是在找削、找死嗎？
或許，惟一合理的解釋還在中共身上。作為從建立之初就表示要信奉邪靈、追隨撒旦的邪惡政權，中共不完成它搞亂世界、禍害人類的「基業」，是決不會罷休的。它只有一刻不停的作惡，才能苟延自己這個惡毒的生命。有一天，它惡不起來了，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中共若是毒瘤，就必定會讓毒素蔓延，而不是停止散毒。
此外，人類善與惡的對峙與較量，其實早已在冥冥之中做了既定的安排。假如創世主歸來、慈悲世人，就一定會讓更多的善惡對決、正邪大戰在人類的舞台上展現出來。而如此安排，也是為了讓世人儘早發現，善惡之間從來都是涇渭分明的。只有清楚的分辨出孰善孰惡，明智的預見到作惡的下場與惡果，世人才能從善如流，為自己選擇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