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子，他還嫌大，用報紙貼上大半個，只透一點點光，這樣他舒服；他怕光，怕聲音，怕外邊的一點點動靜；人也瘦得像草棍了，好像風一吹就能吹跑似的。
還說他每次來信，我都翻來覆去看好多遍，明知是寫給隊長看的，但這是他親筆寫的。我當時根本沒人說話，看他的信就像是和親人說話了。我也給他寫了好多信，可惜出獄時全部銷毀，不讓帶出來一個紙片，全燒啦。
丈夫：她那些信寫的比我寫得好多啦。她好看書，不像我。那些信要現在全留下來就好了。不過我這些信，從未給我兒子瞧見，沒嘛好作用。我也不愛想這堆子事了，吃不消，不願勾心事。另一方面，孩子知道了心裡會有壓力。我願意他上進，靠攏組織，也怕他知道這些種下復仇的種子，生出些亂七八糟不健康的想法，害了他。反正我們這十年很少再提它，就當沒那回事算了。
妻子：其實哪能啊！他這十年變多了，現在變回來一些，還是不太多說話，總不大合群，喜歡孤獨。要不是跟您，跟別人不這麼說，從來沒這麼說過。這回倒像「文革」前那樣了。那十年中我們很少交流，接見一個月只有15分鐘；那麼多人，有人看管，什麼也說不了，信又不能寫什麼，只有那兩個月的共同生活；他一來我覺著都陌生了，不光是人的外表變樣了，整個精神全變了，變化太大了，人全傻了，傻子一樣。剛回來那意思，全不對了，特別遲鈍，感覺全不對了。
您說我那小冬，現在大了，上高中了，可有點性格孤僻，向例不愛跟其他小孩一塊玩，和別的孩子完全不一樣。我們院大娘總說，你們小冬小時夠可憐的，我還記得他渴了吃的拖把上的冰柱子呢；那會兒發工資吃頓撈麵，買兩毛錢的肉，就把孩子美得要命。他倒是聽話，懂事。可打小就不願跟人家玩兒，怕人家問他爸爸在哪工作，也怕知道事兒小孩和他吵起架來，說他這個短兒。現在小孩過的是什麼日子。他身體也不好啊，營養不良，十歲了還尿炕，身體虧，提不住氣，所以等他爸爸回來退錢以後，他總帶孩子去吃好東西，想把那十年補回來給孩子。
丈夫：到後手落實的時候，補發了我四千塊錢工資，給四千，判我十年刑，你他媽給四百萬我也不干，誰願意無緣無故在裡邊兒蹲十年？進去時說實在的是正當年的小伙子，出來我成了半大老頭，落了一身病不說，精神上受多大影響。現在有些個個體戶，一天就能掙一千塊錢，難道說我這十年就值他們四天？再說，害我們的那些人現在還都過得好好的，一個一個還都人模狗樣的。我耽誤十年，比他們工資少三級，總也趕不上去，你說我能不氣、不冤嗎？我心裡那個氣，就別提了。有時氣得直「卷」大街。他們欺侮我們時不講法律，現在又講了，他們倒沒事兒人兒了。我告您，我的苦受夠了，也該報復報復了。讓他們也嘗嘗受苦的滋味兒。我在監獄那前兒，就想過要報復。好傢夥兒的，用反革命名義把我關進去，想讓我老婆和我離婚；她不肯，就硬不叫我出去。我在監獄就想過各種辦法，咱也不急，常言道「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我先熬出這十年再說！
剛頭不是說到報復嗎？我來這手，不跟他們拼硬，我要折磨折磨他們的精神。當時整我的，打我的，暗算我的，我心裡都有點數，到底十年了嘛。我一補發工資，就在和平餐廳擺了兩桌，我挨個請，我也會說，我說，「咱把仇恨記在『四人幫』身上，向前看；你們是害了我，也是受害者，我老×心胸寬廣，只當沒那些事，既往不咎嘛。咱們呢，低頭不見還抬頭見呢，不能總彆扭著，還是好朋友，對吧，該幹嘛就幹嘛，今後一塊好好工作。」結果，您猜怎麼著，他們真一個沒來，不敢來，越不來你越知道他心裡有鬼。我是正大光明的，我怕嘛。我當時想，他們真來的話，我也免不了來點二楞子話，結果一個沒來。後來我們書記總到家裡來找我，也怕我報復，總哄我。說幫我落實房子，說讓我有嘛事找他解決；另一方面，還暗示我，話都說到這份兒上了：「今後只要你不找我們麻煩，我們保證不找你的麻煩。」我想你來這套呀，我就說，把我家抄走的書桌拿來，這桌子正廠長在用；我也不管你多大官在用，我馬上要他也得給我騰。我非得栽你一下不可，當時抄我家時候也沒預先通知過啊；還有衛生室那個茶几也是我家的，拿來。他們要給我買新的，我不要，偏要我自己那個。我不要賠新的，就要我自己那個。我說，給我拉到當院，給我砸了，他們就乖乖地給我抬出來，我劈哧啪嚓把它砸了。還有我們家那些被子，也全要來當著大夥撕了。我這也是出氣，出氣給他們看看。我老婆養孩子在光鋪板上，一條被子也沒有，現在這些被子拿來，我看著也有氣，根本也不打算往回拿。還有好多東西，他們都早都賤價分了，這就沒法了。
有些對頭不敢呆在這廠里，我一回廠，他們一個個全調走了，就是當初整過我的那些人。有一次我碰到那個革委會主任，就在她新調去的那個單位門口，我就「呸」地啐了一口，「卷」了她幾句，罵她「操她媽的」，她不敢搭碴兒，她不敢，裝沒聽見，心虛啦。我想故意刺激她一下，讓她在單位門口蹦，出出她的丑，誰讓她干那些缺德事呢。還有檢舉過我的那個哥們兒，我採取嘛法兒報復呢，我沒事就往他家去串門，讓他總揪著心。我一去，他們一家子緊張，我沒事還總去，跟他一塊看電視，聊閒天，他特別客氣；心裡有愧，他大概怕我給茶里投點毒嘛的，坐立不安哪，有一次我去找他借工具，他拉開箱子叫我隨便拿，您知道幹活有種三角刮刀嗎？我拿了把刀，又問他有沒有油石，就是磨那刀子的石頭，我是成心的。他當時緊張極了，眉毛直跳，簡直就認為一扭身我就會捅他一刀子似的。他就總這麼緊張，要是精神上脆弱點啊，非得精神病不可。不過，一連兩三年下來他就掛相了，臉色不好看，人也瘦了，明擺是給折騰的。還有幾個打過我的，見我面能躲就躲，心虛啊，好傢夥！給人家害了十年哪，能不心虛嗎，不過還有些弟兄，對我還真不錯，我逮進去以後，他們過年還偷著送我家裡點白菜嘛的，我老婆孩子有病也去看看，照應照應。這些人咱永遠不能忘，患難知人心嘛。
妻子：他不在的那些年，也就靠這些個朋友啦。不過他們也不敢啊，總是偷偷的怕讓人知道，這也算劃不清界限。那些人也會抓碴兒的。那會兒我只覺得我沒有親戚，所有親戚全不見影兒了，想甩也甩不掉我們這家倒霉親戚呢，又窮。等到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家沒事了，退錢了，一下子好像親戚全冒出來了，也不知打哪冒出來的，我對他們也客客氣氣，可感情一點也沒了。不過我想這也是人之常情，那會兒誰不怕事呀，也難怪他們，我不記恨他們。
我想說，雖然那時我受了那麼多苦，我不怨誰，怨也沒用。就盼著像我們這樣老老實實的老百姓，可別再倒霉。老百姓沒權沒勢，倒了霉沒辦法，只能受著。我自己現在挺滿足了，人沒死，一家人又團圓了，又有一個小孩兒，挺招人喜歡，我知足了。這麼對待「文化革命」行嗎？
這十年毀滅不了的，都能永恆。
選自馮驥才著《一百個人的十年》，江蘇文藝出版社，199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