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繼6月9日百萬上街抗議《送中條例》後，又於16日再次上街，這次人數更多，據組織者估計達2百萬。
一般情況下，動員民眾就某個議題上街抗議表達意見是非常困難的，一方面是大眾意見並不一致，另一方面大多數人都有惰性。不要說上街抗議，就是在民眾政治參與率較高的成熟的西方民主國家，選舉的投票率也一直都不高的。
然而香港似乎是個例外。1989年中共六四天安門屠殺，港人150萬人集會抗議；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50萬人上街。六四以後的30年，全世界唯一一個民間堅持年年大規模悼念的地方就只有香港。
以前在很多人眼裡，香港就是個只顧掙錢不問政治的地方。1997年香港移交前，我以為香港會很快全面淪陷變為一制，就跟當年西藏一樣。
現在回想，當時的錯誤判斷是沒有考慮到幾個香港特有的因素，一是中共還需要一國兩制給台灣做示範；二是中共權貴階層利益需要香港作為獨立於大陸的國際金融中心來保證；三是港人追求民主捍衛自由的勇氣和決心。
這次港人的兩次大遊行抗議，從年輕人排隊向外傳遞垃圾到人海中讓出通道給救護車，都讓全世界看到了港人的素質。有人讚揚這是英國殖民的結果。港人接受現代文明是事實，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這次遊行民眾的表現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也是很罕見的。
香港是個移民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數來自二戰結束後到80年代初中國大陸的難民潮。尤其是1945年到1950年，短短五年時間人口暴增近四倍。在任何國家，任何地區，任何社區，短期湧入超過原住民數倍的新移民會徹底改變本地原有的文化和習俗。
也就是說，香港大陸化比大陸新移民香港化的概率應該更高才是。那麼，還有什麼原因使今天的港人看上去和中國大陸人那麼不同呢？
多虧網路上流傳的中共少將徐焰的講話，終於讓我找到了至少部分答案。徐焰把港人根據來源分為三個三分之一：受港英教育的原住民、49年50年從大陸逃港的，以及大饑荒和文革逃港的。徐焰認為後兩種人和他們的後代仇視中共，因而港人是最壞的，比台灣人還壞。
徐焰並不是發表個人的觀點，他97年參加過中共駐港部隊香港社情評估，這應該是當時中共官方內部的數字和結論。單從數字來看，也可以從香港人口變遷得到證實。
香港1945年人口為60萬，到1950年便暴增到220萬，正好是徐焰說的第一批大陸逃港潮。第二批逃港潮則有更多的照片和當事人的回憶而更廣為人知。根據不同的研究結果，50年到80年大陸逃港人數在250萬應該是比較符合實際情況的。
本文討論的大陸新移民主要指這些人，不包括以後的中共派遣移民和投資移民。
徐焰所說的第一批逃港潮是哪些人？有人說那是指商業精英逃離大陸到達香港，其實還不一定，商業精英主要是49年10月中共建政前夕逃離的，留在大陸的被「掃地出門」是在幾年後的三大改造運動中。
49年到50年能形成逃港潮的只能是土改和鎮反這兩大政治運動的打擊對象，也就是地主和反革命。
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農業社會，官府統治只到縣，縣以下農村是鄉紳自治。以地主為主的鄉紳階層兼具了承傳傳統文化、教化民眾、調停鄉里、公益慈善以致災難時的自救和災後重建等等。正因為如此，他們也是中共土地革命（土改）的首要對象。而50年開始的鎮反運動目標是消滅國民黨留在大陸的人員，即前中華民國政權的軍政人員。
這兩部分人大部分都被中共肉體消滅了，倖存的以及子女在以後持續不斷的政治運動被批鬥和殺害。金庸和梁羽生的父親都是在那時候被中共鎮壓的。
也就是說，土改和鎮反消滅的是中國傳統和現代社會的精英。當數百萬精英被消滅後，中國社會基本上就被中共革命的主要動力——痞子統治了。
多虧有個香港，使這批社會精英中的少數人得以逃亡並較為完整地保留下來。本來，跟隨國民黨去台灣的外省人和逃港的鎮反倖存者基本上是同一類人，區別在於，後者曾經目擊或親身經歷了中共的殘酷迫害，整體上對中共的本質有更深刻的認識。
第三個三分之一其實分兩部分，三年饑荒和文革。三年饑荒以飢餓難民為主，而文革則包括經濟和政治難民。從社會階層來看，這批和第一批難民有所不同，原是在社會底層。
然而他們自有自己的特點，和大饑荒時期大多數農民不同。那時大多數人，被民兵拿槍逼的也好，被中共幹部管的也好，是坐以待斃的。而逃亡香港的，除了地處廣東天然地理條件的優勢外，還有寧願在逃亡中被打死和淹死，也不願坐在家中餓死的勇氣。
港人中這兩個三分之一的共同之處就是抗拒被中共迫害，沒有受中共黨文化的影響，即使受到過影響，也是本能抵制的。他們把中國傳統文化帶到了香港，又立即接受了香港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和法治。
這也證明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現代普世價值是兼容的，並沒有什麼根本的衝突。和世界不兼容的是中共的黨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