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地說，在此次「反送中」之前，我和許多人一樣，對香港的前景頗為悲觀，但由於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在這次救港鬥爭中表現的決絕感動了世界，令我不僅增強了對港人自救的信心，且進而增強了對國人自救的信心。
無需諱言，在中國自由派中有一種對中國政治文化絕望的強烈意識，而在中國守舊派中，則普遍存在一種對中國專制文化的宿命意識。兩種意識合流，極大地壓抑了中國青年一代的反抗意志和建構一種能與傳統銜接的自由秩序之想像力。但不能不承認，從歷史的角度看，對中國自由前景的這兩種悲觀，都有相當的理由。總結起來，就是中國當權者從來抓不住變革的時機自救救國，而造反成功者則從來逃不脫「周期律」的詛咒。因此，當某些自由派恨中國大陸沒有被洋人徹底殖民的機會之時，保守派則慶幸不會再有「列強」敢於挑戰大一統的專制秩序。
我以為此次香港「反送中」勝利之一大啟示，就是中國有機會從上述文化陷阱中走出來。為甚麼呢？因為我看到這次勝利的背後有一個建立在高度文化自覺基礎上的香港自治社會。沒有這個基礎，香港年輕人決絕的抗爭意志就無法理解，也無以寄希望。香港自治社會與任何傳統自治社會不同，而是以英式法治為依託，以自由的華人為主體建構的現代自治社會。港人有選擇移民海外的充分自由，「回歸」前，也確實有不少人成為「空中飛人」，但後來這些人很多都回來了，帶著一種新的文化身份自覺，積極參與到大陸的經濟開放大潮中，也再次確立了自己「港人」的身份歸屬。經歷過這樣一段「身份認同」危機與波折的新華人，攜帶著新的文化基因，是重建中國未來秩序的積極因素，因為這些人選擇的自救與救港路徑，對未來中國大陸秩序的重建有重大的普遍意義。
就在海外關注香港「反送中」生死博弈之時，大陸輿論卻關注另一個重大事件，就是最近曝光的湖南某中學十餘年前發生的「操場埋屍案」。這個看似與香港完全無關的兇案，背後是中國人共同面臨的治理危機，只不過治理危機的形態在大陸、香港和台灣因歷史而表現不同罷了。
台灣人相對最幸運，有社會自治，有政治民主，但法治傳統略顯不足；港人有法治傳統、有社會自治，但沒有真民主；大陸危機最深重，屬於三無：無法治、無自治，也無民主。其中因沒有地方自治帶來的社會潰敗，蘊含著極大的動亂風險。中共當局正在推動的「掃黑除惡」運動，說明他們意識到了這個危機，但他們反社會自治、反地方自治的價值取向，決定了他們對治理危機的反應，只會加劇治理危機。導致治理危機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在市場經濟下的政治集權，只會加速地方人才的外流，從而不斷加速地方和基層社會的失序和潰敗。「操場埋屍案」是這種失序和潰敗的必然結果。
人才外流導致了雙重的治理危機，即發達地區的移民危機和落後地區的社會潰敗帶來基本秩序危機。這也是本輪全球化帶來的普遍危機。這個危機不可能僅靠發達地區築牆解決，而只能靠支持被迫漂泊的精英返鄉，重建社會和地方自治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香港青年一代的抗爭是這個新歷史潮流的產物，也啟示了中國未來的路徑，所以值得寄以希望。
（以上評論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