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中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事變。
前已談到，八十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必定會產生政治後果。
當時，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界和青年學生，對制度變革的迫不及待和強烈要求；與中共高層的既得利益集團唯恐喪失權力壟斷的心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和巨大的緊張。二者之間利益衝突過於尖銳，觀念鴻溝既深且巨。這樣鮮明的反差，不攤牌是不可能的。訴諸中外各國改革和變法的先例，關鍵性的對決無可逃避。
如下種種因素，當年象火山噴發前隱隱運行的地火，促成了這一年舉世震驚事件發生。
首先，深層原因是鄧式「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的內在衝突；
其次，中共「闖物價關」失敗，加上貪污腐化泛濫，導致通貨膨脹，怨聲載道；又缺乏獨立自由的傳媒來揭露黑幕，抒解民怨；
第三，十年開啟國門後，對比外部世界，中國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階層和學生得風氣之先，痛感中共極權體制的弊端，在傳統的理想主義感召下，知識界衝破禁忌，起而推進民主轉型；在年初連續發表三封致當局的公開信，要求釋放已被關押十年之久的魏京生，這成了八九巨變的序幕；
第四，社會缺乏中間力量，缺乏緩衝機制和妥協精神，特別是在全球媒體聚焦注目下的「劇場效應」，雙方更難達成妥協；
第五，是中共高層的責權不統一的「垂簾聽政」式的政治結構；
總之，事件的爆發，根本上源於舊的一套體制與意識形態已經容納不下十年經濟改革所產生的內部張力了。
事變的直接導火線，是曾因學運被保守派藉機罷黜的中共原開明領袖胡耀邦，於1989年4月15日猝然去世。
資料圖片：1989年4月18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的紀念碑上胡耀邦的巨幅畫像，周圍有許多學校獻的花圈，及要求自由與民主的橫幅。（64memo）
北京的青年學子悲憤難抑，紛紛用大遊行和大字報表達自己的哀悼與對當局的憤懣之情。同時，公開成立了體制之外的獨立組織「首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並要求與中共首腦對話。這是中共體制內前所未有的。
中共的頑固勢力利用這一態勢並誇張地向鄧小平作了匯報。鄧作了強硬的表態，這就是惡名昭著的人民日報的4.26社論，它要求中共「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面對中共的蠻橫，青年學生被激怒了。他們以更大規模的4.27大示威遊行來回答。這次遊行出人意料地成功把運動推向了高潮。
隨之而來的是中共內部兩派與學生、民眾之間的拉鋸戰式的較量。決定性的幾個轉折點是：
5月13日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絕食，從此學運變為全民運動。
5月16日，在電視鏡頭下總書記趙紫陽對來華訪問的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公開「透露」鄧小平的實際最高權力地位與責任。
5月19日晚，中共當局宣布對北京實行軍事戒嚴。
5月19至6月3日，來自全國的戒嚴部隊竟然被北京上百萬的民眾所攔截，難於進城實施戒嚴。
當時的北京城，一方面是市中心的全球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廣場，高聳的民主女神像周圍，變成了帳篷遍地的和平絕食露營區，成為全球日夜關注的新聞焦點和民主訴求的舞台；另一方面，城外幾十萬大軍壓境，步步進逼，北京百萬市民通宵不眠，四出勸退和圍堵軍人軍車。
一幅和平民主城市與武裝專制軍隊對峙的壯觀歷史畫面。
終於，6月3日晚到6月4日，中共軍隊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向和平民眾開槍了。一輛輛坦克，一排排士兵，橫行在文化古都的大街上，數百上千的平民學生倒在了血泊之中。
六四，作為災難深重的近代中國的基本訴求和基本命運的象徵符號，已經篆刻在了歷史上。中國未來的任何政治家、思想家都不得不仔細地聆聽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聲音，都不得不慎重地考慮六四亡靈的遺願。
六四，宣判了共產意識形態合法性的死刑。天安門事件之後不久，發生了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事變：柏林圍牆倒塌，蘇聯東歐陣營解體，共產主義失敗。
六四的遺產，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