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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卡司機:當牆內的人開始為牆辯護

最近一年我觀察到的是許多人開始承認牆的合理性,並在社交平台上獲得大量擁簇。他們把隔離形容成一種保護,為那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人感到悲哀,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純凈的環境中感到慶幸。在這種言論塑造下,中國是安全、強大並帶有一定悲情色彩的,香港人對大陸滿懷歧視,台灣經濟衰落政治秩序混亂,印度滿街都是強姦犯,美國為了霸主地位聯合其他國家抵制中國。牆內牆外關於對方的信息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但我們連獲取信息的自由都沒有。

我其實是一個對政治鈍感的人,在我長大的環境里,成人們對政治的關心停留在飯桌上關於派系鬥爭的玩笑。

後來去廣州上大學,去探望在孤島上封禁幾十年的麻風病康復者,去參加老師組織的讀書會,在申請釋放被拘捕校友的聯名書上簽名,接觸的越多,就越發現我沒有辦法不關心政治。

但我還是一個謹慎甚至膽小的人,我沒有直面過壓迫,我對我生存的環境有不滿但不是怨恨。看到牆內牆外截然對立的觀點,我需要花很多時間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以及為什麼會產生如此大的分歧,然後再去選擇自己的立場。

但是最近一年社交媒體上的輿論時常讓我感到荒誕,在愛國主義裹挾下許多人開始自覺地為牆進行辯護,很多議題都被簡化為二元對立。大家開始熟練地使用各種標籤,女權、白左、境外反動勢力,卻對事實本身毫不關心。我想拿這次香港的《逃犯條例》修訂事件舉例,來探討一下牆建起來這些年,它對我們究竟產生了哪些影響。

1.‌‌“我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翻牆對於大多數人仍然是一個難題,對於完全被牆封鎖的人,牆外的世界就只是官方報道中的世界,反送中這幾個字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視野里,我的朋友圈裡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我在微博上關注的一個博主,她在日本留學,經常為女權發聲,但最近一直在問‌‌“到底發生了什麼‌‌”。豆瓣上十幾萬人的小組裡也有類似的帖子,這體現的問題對我來說更加嚴重,因為我有時也會有類似的困擾。了解全面的事實要靠機構媒體而非社交輿論,牆的存在極大提高了篩選信息的難度,長期困在牆裡的人對牆外的媒體缺乏基本認知。如果只是在Twitter或者Facebook上搜索,很容易被零碎的事實和情緒化的表達錯誤引導,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2.‌‌“我可以,但我不想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身邊可以翻牆的朋友不在少數,但大多數是出於娛樂目的,比如在ins上追蹤喜歡的明星,在Youtube上看美妝博主的視頻,他們對其他話題不感興趣也沒有觀點,即使看到相關內容也只是快速划過去。這種對牆外世界的無感,在牆建立初始我們就預料到了。

但無感並不是底線,最近一年我觀察到的是許多人開始承認牆的合理性,並在社交平台上獲得大量擁簇。他們把隔離形容成一種保護,為那些被境外勢力煽動的人感到悲哀,為自己生活在一個純凈的環境中感到慶幸。在這種言論塑造下,中國是安全、強大並帶有一定悲情色彩的,香港人對大陸滿懷歧視,台灣經濟衰落政治秩序混亂,印度滿街都是強姦犯,美國為了霸主地位聯合其他國家抵制中國。牆內牆外關於對方的信息都有很多失真的地方,但我們連獲取信息的自由都沒有。

3.‌‌“我知道,但我覺得他們都很蠢‌‌”

最近牆內關於《逃犯條例》的討論,大多數被頂到最上面的都是這類型評論。他們覺得言論自由只是一面蒼白的旗幟,港人是擔心自己犯罪被引渡,大陸支持的人都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牆內外的對立近幾年越來越嚴重,認真擺事實講道理的人被扣上‌‌“公知‌‌”的帽子,然後被圍堵被封殺漸漸沒有了聲音。很多時候在大學裡被認為是常識的事情,在社交平台上卻成了異端。一些有能力翻牆又有發聲權力的人成為了極端觀點的傳話筒,進一步刺激了雙方的對立。

牆內的信息環境逐年惡化,最開始人們憤怒,找各種各樣的方法搭梯子來翻躍這堵牆。後來人們找到了各種替代品,開始習慣牆內的生活,新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有這麼一堵牆的存在。現在一些人開始承認牆的合理性,並自覺為此辯護。

我不知道是否還能看到牆被推倒的那一天,我只能在我還有感知的時候時刻審視自己,不要被煽動,不要被同化,在了解事實的基礎上努力發聲。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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