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人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又必須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吸收別人的長處。如果採取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那麼中國便必須放棄一切源於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個人層次上，我主張中國人個個都有一種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義今天不能泛濫為大規模的、集體的"運動"。
居住在美國新澤西州普林斯頓的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在新年到來之前接受了《東方早報》記者的專訪，就"中國崛起"這樣一個宏大的歷史命題發表了看法。
不久前獲得素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之稱的"約翰·克魯格終身成就獎"的余先生，如今退休在家，潛心著書立說。經過逾半世紀的"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這位被老友稱作"逍遙自在、不以天下為己任"、自稱對中國前途"冷眼旁觀"的人，熱情依然溢於紙上。
在於美國東部時間凌晨6點半完成的手稿中，余先生說他是"直話直說"。
"大國崛起"有誤解
東方早報：您贊同"大國崛起"的概念嗎？您怎樣理解這種觀點？
余英時："大國崛起"作為一個概念是容易引起誤解的，好像說，整個世界永遠是被幾個"大國"管制，"大國"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國"都微不足道，只有聽"大國"支配的分。這恐怕不是未來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現方式，更不必說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國崛起"的潛台詞是"中國崛起"，那麼問題更大，使人感覺到中國要取西方大國的"霸權"而代之。中國原有的"大同"觀念，重點在"仁道"不在"霸道"。這一點希望有人展開討論。
東方早報：在以前的採訪中，您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的看法，我們應該怎樣理解您的這種觀點呢？
余英時：我不同意"下個世紀是中國"這樣的提法，其理由與我不贊成"大國崛起"、"中國崛起"這樣的提法基本相同。但並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國在下個世紀變成一個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國家。事實上許多西方國家，還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滯不動，等著中國超過它們。以文化、學術、藝術、內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現有的先進各國都有很深厚的基礎，不是短期內便能完全趕得上，更不必說超過了。如果因為中國目前經濟發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壯語，則難免"暴發戶"之嫌。
我們還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經濟成長的背後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國的科技、生產力已超過了西方各國？是中國的政治、法律、社會秩序上比西方更先進了？是中國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藝術成就已高於西方？這些問題似乎不能不先認真討論討論。
中國前途在革新
東方早報：有人形容您是"這個時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學貫古今中西，一直著眼於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當代研究和未來發展。結合對歷史的認識，您對當代中國的前途感到樂觀嗎？您認為中國的前途在於什麼？為什麼？
余英時：從歷史角度觀察，我對於中國前途既不悲觀，也不樂觀，而是冷眼旁觀，看中國究竟要走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首先在於能不能在經濟快速成長的情形下，在國內建立一個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體秩序。
中國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創造等等動向之上。"內"是本，是體，"外"是末，是用。漢唐之所以成為盛世，成為"大國"，首先因為有了"文景之治"、"貞觀、開元之治"。這是先將中國內部事務、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治、經濟、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後才有漢武帝的開邊、唐太宗成為東亞的"天可汗"。但這已是過去的歷史，無法照抄。以西方"大國"言，英美都是在憲政、法治、科學革命、思想創新等等方面奠定堅實的基礎，然後才能向外擴張。美國過去長期顧內不向外，所以有"門羅主義"，威爾遜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伸向國際事務，很快便遭到國內的反對，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對外開啟戰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國家的戰爭糾紛。羅斯福眼看英國可能被希特勒擊潰，也無法律援助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襲，第二次大戰也無法出現。二戰之後，美國是被形勢所逼而成為世界兩大"霸權"之一的。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義不能泛濫
東方早報：在美國居住這麼多年，您有沒有感受到國外對於中國或者中國人看法的改變？
余英時：美國這幾十年種族歧視的觀念變化很大。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國的時候，常常聽說白種人不肯租房子或賣房子給有色人種。但今天已聽不到這樣的故事了。這是因為黑人的民權運動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實的成就。歧視是違法的。中國人在美國的處境也在這一大運動下越來越好。個別白人也許偶然仍抱著種族偏見，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很少碰到這樣的情況。
東方早報：您在著作中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您怎樣看待當前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如何引導這種情緒使其促進中國的發展？
余英時：我在著作中並不特別強調"中國的民族主義"，我僅僅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能完全拋棄掉，一切唯西方的馬首是瞻。我又認為中國傳統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論之。
中國對外來文化是比較開放的，佛教傳入中國，終成中國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證。十六、十七世紀基督教士到中國來，他們傳入了當時西方的天文歷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覺得民族主義是在國家受侵略時期所必須提的，一旦沒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義"崛起"的，其苦難已人人皆知。
我主張人人都認同自己的文化傳統，但又必須同時保持一種開放的態度，這樣才能吸收別人的長處。如果採取極端的民族主義立場，那麼中國便必須放棄一切源於西方的科學與技術，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事。在個人層次上，我主張中國人個個都有一種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義今天不能泛濫為大規模的、集體的"運動"。
知識人要做批評者
東方早報：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個不同的時代，各有其知識人特為關注的問題。而中國的知識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會的使命感。那麼您認為，對於當今中國的發展，知識分子應當肩負怎樣的責任，應該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時：知識人在中國是從傳統之"士"轉變而來的，必然負有更大的使命。過去的"士"有特權，現代的知識人則沒有特權，但仍有監督、批評各方面的責任。過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來自知識人階層，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會必須改進。這個責任首先落在知識人身上。所以知識人不能再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心態面對巨大的權力和財富。扮演批評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識人必須各有專業，在學術領域中不斷創新，提高中國的學術與文化水平。美國的杭士基（Chompsky）在語言學上是一代大師，但它批評美國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餘地。我不一定贊同他的觀點，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余英時余英時原籍安徽潛山，1930年生於天津，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先後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也曾擔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少有的幾位校級教授（universityprofessor）之一。他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楊聯升，從儒學到現代時局，無所不精，主要著作包括《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士與中國文化》、《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現代儒學論》以及《宋明理學與政治文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