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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民:美國和我們正面對一個「蘇聯共產主義和德國納粹」雜交體

——殖民與獨裁

假設英國殖民統治者不許民間辦刊物,你還能在刊物上指責他們嗎?就算你有勇氣想,有勇氣寫,有勇氣拿去發表,也得有個載體啊。一如七年前跳樓自殺的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徐懷謙遺言:「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可見,不管殖民也好,還是所謂「有尊嚴」的國家主權也罷,只有當一個社會給人民以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那麼,辦刊者才有可能生出批評或「指責」政府的勇氣,也才可能讓批評乃至指責統治者成為現實。

本人不會歌頌殖民統治,但更不會歌頌專制獨裁。

殖民統治當然不好,誰都想自己當家做主。按人天性,每個人都想“自己說了算”,即使是個孩子,只要生活在自由環境,一定也會這麼想。原始社會,成人間沒有任何人可以替別人做主,或者說沒有任何人可以統治別人,每個人都享受著天賦自由、平等的權力。

中國人民曾奮起反抗日本侵略,那是為了反抗日本軍國主義的殖民。但如果尊重事實,又不能不承認,有些文明的殖民統治確實給某些地區帶來了文明進步;換而言之,這個星球上有些地區,如果不是曾經有過相對文明的殖民統治,一定比現在野蠻落後得多,香港,就是典型例子。如果你連這些鐵的事實都不承認,我也沒辦法。

這則短文當然不是要系統研究“殖民”和“獨裁”的好壞,只是在讀一篇文章時對其中一段話很感興趣,想就這段話談點感受。

有位署名荀路的作者發表了一篇談美國焚燒國旗是否合法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話:

“出生於1697年的約翰·彼得·曾格,是北美大陸最早的出版商之一。1733年,他創辦了《紐約周刊》,經常刊載一些指責英國殖民統治的反映北美人民心聲的文章,因而被英國駐當地的政府懷恨在心。同年11月,英國殖民當局終於找到了一個收拾曾格的機會,他們在《紐約周刊》上曾格發表的抨擊英國殖民政府總督腐敗無能的報道上大做文章,說曾格的報道嚴重失實,包含著煽動殖民地民眾叛亂的禍心,傷害了英國總督的威信,造成了很壞的負能量影響。1734年,英國當局以誹謗罪向當地法院控訴曾格。”

官司的結果,曾格勝訴,這裡不說。只說當時的英國殖民統治者為什麼要那麼大費周折才能懲罰一個讓自己“懷恨在心”的出版商:直接抓起來不就完了嘛,幹嗎還要向當地法院控訴,多麻煩。即使近三百年後,一個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府,對即使享受著“一國兩制”的自由港的出版商不仍然是這麼乾的嗎?——不就一個出版商嘛,有什麼了不起,整個地區都是我們殖民政府代為統治,你一出版商也敢在刊物上指責我們,你眼裡還有這個殖民政府嗎?現在想想,當時英國殖民者肯定一肚子委屈:我們給你們帶來文明,帶來進步,讓你們和我們一樣享受人類更高的文明,享受應有的自由,你倒好,反而在刊物上指責我們,真是太不像話!

諸位,那是18世紀30年代初,眼看就快300年了啊!當時的“我大清”還是遍地草民,遍地奴隸,朝廷上也是“奴才”聲聲,就像魯迅所講,很多中國人還在想著自己的這個奴隸位置是否做穩了呢。近300年前,中國當然還沒有美國獨立前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那種出版商,但一定有刻版印刷者;我不相信,整個“大清”讀物,全是官家出版。可那些民間刻版印刷者有膽量在書稿中指責滿清政府嗎?不可能。你借十個膽給他也不敢。一首詩詞中哪怕只有個別犯忌的文字,腦袋都有可能搬家,他怎麼敢去指責滿清王朝?

所以我在想,同樣是異族,雖是殖民,被殖民者也肯定要失去一些天賦權力,可在近300年前,就在被殖民的土地上允許民間創辦刊物,可以說,當時英國殖民的北美大陸就是比滿清統治更文明進步,甚至比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統治的中國大陸都要進步。

試想,假設英國殖民統治者不許民間辦刊物,你還能在刊物上指責他們嗎?就算你有勇氣想,有勇氣寫,有勇氣拿去發表,也得有個載體啊。一如七年前跳樓自殺的人民日報“大地”副刊主編徐懷謙遺言:“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說,敢說不敢寫,敢寫無處發。”

可見,不管殖民也好,還是所謂“有尊嚴”的國家主權也罷,只有當一個社會給人民以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那麼,辦刊者才有可能生出批評或“指責”政府的勇氣,也才可能讓批評乃至指責統治者成為現實。哈耶克認為:“自由是道德產生的源泉和條件,沒有自由的國度,註定不可能產生道德。”而富蘭克林也說過:哪裡有自由,哪裡就是我的祖國。

說到這兒,忽發奇想,當時如果把滿清臣民送到英國殖民的北美大陸,敢說這些人也一定喜歡那塊被殖民的地方,而未必還想回到大清國,除非其大腦與常人有異。因為中國人也是人,與其說中國人也會喜歡被殖民的北美大陸,不如說中國人同樣喜歡自由民主,喜歡更高的文明。文化老人周有光去世前早就在談話以及出版的著作中強調:“要從世界看中國,不要從中國看世界。”

其實在晚清,就有實實在在睜眼看世界之人,像晚清名臣徐繼畲、郭松燾就是最好的例子。當時的北美雖然已經不再是英國殖民地,但是其政治、法律還是繼承了英國殖民通知時期建立的文明。

徐繼畲雖“未歷西土”,更沒像郭松燾那樣出國做過大使,但由於多在沿海省份做高官,常與西方洋人打交道,用清史文載中的話,“務博覽,通時事。在閩、粵久,熟外情”。

史載,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春,徐繼畲和美國新教傳教士雅裨理在廈門進行了歷史性對話,中國人始知西方現代民主政治思想和制度,始知通過選票取得合法性、創古今未有之局的美國共和政體。

徐繼畲又廣泛接觸西方來華人士,對自己國家的專制制度的合法性和永恆性深表懷疑,五年數十易稿,終於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版了《瀛環志略》。在這本堪稱劃時代的著作中,“徐繼畲率先突破根深柢固的天朝意識和華夷觀念,將中國定位於世界的一隅,引進了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價值體系,紀錄了當時世界以民主政體為主導的各國各類政體,宣揚西方民主制度和理念。對通過選民的選票取得合法性的各國民主制度推崇備至,在黑暗的東方專制大國點燃了幽微的民主燭光”。

徐繼畲在170多年前就對美國對華盛頓尤其推崇,盛讚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的豐功偉績及其創立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創舉:

“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位號,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余見其畫像,氣貌雄毅絕倫,嗚呼,可不謂人傑矣哉!米利堅(即美利堅)合眾國之為國,幅員萬里,不設王侯之號,不循世襲之規,公器付之公論,創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華盛頓為稱首哉!”

再說郭松燾。他是我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大使,也是我國睜眼看世界的另一位代表人物。

郭嵩燾出使前,對外部世界並沒多少了解,認為英國之強,不過船堅炮利而已;在社會文明方面根本無法與中國相比。然而,到英國不久即嘆曰:“徐先生未歷西土,所言乃確實如是,且早吾輩二十餘年,非深識遠謀加人一等者乎?”

可當他根據朝廷要求,將其從上海到倫敦的赴任過程(橫貫半個地球,長達51天),逐日記錄的所見所聞,以《使西紀程》的形式報送總理衙門,卻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守舊派的口誅筆伐,結果是朝廷下令銷毀了《使西紀程》的印版。

這讓郭嵩燾有些心灰意冷。但他仍將其見聞以及思想觀點記在他的日記中,於是給華夏留下不可多得的《郭嵩燾日記》。現不妨摘錄一條:

(1877)十一月十八日,他記下了對英國政制的印象:“推原其立國本末,所以持久而國勢益張者,則在巴力門(parliament)議政院有維持國是之義;設買阿爾(mayor,市長)治民,有順從民願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與民交相維繫,迭盛迭衰,而立國千餘年終以不敝,人才學問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國之本也。……中國秦漢以來二千餘年適得其反。能辨此者鮮矣。”(以上有關徐繼畲、郭松燾文字,參考“360百科”及安立志《徐繼畬、郭嵩燾才是真正睜眼看世界的晚清名臣》)

啰嗦一通,按說也該談幾句專制獨裁,可感覺好像又沒這個必要。因為人類史告訴人們,只要是在獨裁統治下,這些在某些殖民地區有的自由和法治,都不可能存在。既如此,殖民與獨裁,哪個更壞,也就不言而喻。

當然,如果殖民你的同樣是一個獨裁政權,那麼,它絕不比不殖民而獨裁的政權好,這是肯定的。天下所有獨裁統治,本質都一樣,最多不過是所玩的花樣有所不同而已。前段時間,美國斯伯丁將軍在接受採訪中所言不無道理:美國面對的是一個“蘇聯共產主義和德國納粹”在意識形態和經濟上的雜交體。

2019.8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議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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