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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略中國 到底有多少正事被耽誤了?

1936年月12月1日,軍政部次長陳誠講道:「假如現在就發動對日本作戰,一定會處於被動地位;再遲一年,最低可以爭取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可以爭取到完全主動的地位。」一位外國學者著文說:「中日戰爭在中國來說是早了五年,在日本來說卻是遲了五年。」日本沒打算給中國從容備戰的時間。他們已查覺到中國的種種變化,如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所寫,「如讓中國有更進一步的自強機會,日本就會等於自殺。」

宋美齡於新生活運動中縫衣照(維基百科)

1937年的早些時候,正在中國旅行的美國人拉鐵摩爾對英國記者勃脫蘭說:“這太像1931年了,太平靜了,太平靜了,平靜得不能讓我們放心。我們怕又要見到一個‘九一八’了。”

果然,盧溝橋畔的那一聲槍響,發出了這一年最驚天動地的聲音。

但這一聲槍響之外,還有很多聲音作為背景,被淹沒在歷史的驚濤駭浪深處。或許,在隆隆的槍炮聲中更仔細地聆聽,那些細微而嘈雜的聲響,更能演繹出歷史的主調,更能描摹出1937年的中國。

1937年7月7日之前,是怎樣一個中國?

在這一年,中國擁有了3935家現代工廠,1萬餘公里鐵路,11萬6千多公里公路,12條民航空運線路。

追溯此前十年間,工業經濟成長率平均達到9.3%,經濟增長率估計達到11%以上,為當時中國有史以來增長最快的時期。

同樣在這個時段,中國小學生人數增長了86%,大學生人數增長了94%。

到這一年,法幣已成功運行了近兩年。全國幣制漸漸統一起來,中國經濟初步形成統一的格局。《第二次中日戰爭史》評價,假如中國一直停留在銀本位時代,中日戰爭一旦爆發,就會因為戰費籌措困難,抗日戰爭恐怕無法支撐半年以上。

4月1日,國民政府設立了鹽務總局,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主權。在此7年前,中國海關實行海關新稅率,這是近百年來中國第一次行使關稅主權。

至這一年的6月底,國家稅收總額達到法幣8.7億元,是8年前的2.6倍。而貿易逆差為1.5億元,不足兩年前的一半。

至1937年,中國棉稻麥也基本實現了自給,經濟學家何廉說:“農業經濟發展已步入‘起飛’之路”。

有了這樣的經濟基礎作底子,忙碌的中國陸軍整理處處長陳誠,正致力於將擁有170餘萬人,超過180個師卻隸屬不同派系的中國軍隊整訓為一支現代化武裝。按照他們的計劃,到1938年底,中國將擁有60個具有現代作戰能力的陸軍師。在湖南或是南京等地兵工廠,已經製造出德式1924式步槍,仿捷克式輕機槍,金陵兵工廠出品的重機槍已經與德國製造的一樣好。到1937年5月,中國空軍已有600多架飛機及262個機場。

到這個時候,1936年12月首批徵集的新兵約5萬人已經入伍,這得益於當年3月1日開始實施的《兵役法》,推行徵募並行制,“凡我國民須知服行兵役為人人應盡之義務”。這也使得在全面抗戰爆發的半年內,中國能夠迅速徵募約70餘萬壯丁,作為士兵投入到戰場。

1937年上半年,從西安事變中脫身不久的蔣介石,與中國共產黨代表周恩來等多次進行關於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談判,並最終原則上承認國共合作抗日,並同意紅軍改編為三個師4.5萬餘人。

全國大體上實現了政治和軍事的統一,大約兩年前,美國駐華大使詹森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說:“川黔已入蔣委員長統治的範圍,在另23個行省中,他的力量已擴展至11省。雲南不久也將劃入他的統治。”

蔣介石還在致力於推動他的“新生活運動”,以使國民的生活“軍事化、生產化、藝術化”。他說,“我們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應該具備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

這一切的種種努力,成敗得失均有之,但多少給了百年積弱的中國的人民以一些信心。或許是出於鼓勵國人信心,胡適在較早前說:“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知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過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滅損這二十年總進步的凈贏餘。”

至1937年的那十年,在學界亦有“黃金十年”之稱,雖然仍舊內憂外患不斷,仍舊是百弊叢生,但於內,中國步入了近代相對快速的發展時期,於外,至少在當時的領導人看來,則有屈以求伸,蓄力備戰的戰略謀劃。按照蔣介石的說法,“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犧牲有犧牲之決心,以抱定最後犧牲之決心,而為和平最大之努力”。

1936年月12月1日,軍政部次長陳誠講道:“假如現在就發動對日本作戰,一定會處於被動地位;再遲一年,最低可以爭取到半主動地位;再遲兩年,可以爭取到完全主動的地位。”

而戰爭打響兩年後,一位外國學者著文說:“中日戰爭在中國來說是早了五年,在日本來說卻是遲了五年。”

但是,日本沒打算給中國從容備戰的時間。他們已查覺到中國的種種變化,如一位中國歷史學家所寫,“如讓中國有更進一步的自強機會,日本就會等於自殺。”

這一年,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向外交部報告:日本朝野覺得中國日漸中央集權、充實軍備和修築國防工事,將會從抗日走向侮日的道路,日本將不惜用一切手段,甚至直接在中國奪取政權。

而緊隨而來的盧溝橋槍響,使日本也陷入了長期苦戰的泥沼,也使中國耽誤了和平建國的機會。

常常有這樣的假設:如果再給中國五年時間,又會怎樣?

歷史不能假設,但70年後卻給了我們回望與反思的視角——1937年7月7日前,尚未被硝煙籠罩的中國。

1937年

元旦

一代文豪胡適用了7個半小時,才寫完了一篇3千字的文章,文章提出了三個願望,但後來卻只實現了一個。

3月3日

老資格外交家王寵惠接替張群成為國民政府外交部長——這或許是當時中國最不討好的一個職位。但數年之後,居然峰迴路轉,百年來的外交弱國一躍而成世界五強。

6月12日

孔祥熙出現在德國貝西特斯加湖畔的希特勒別墅中,賓主言談甚歡,但最終沒有能挽回中德多年的軍事合作關係。雖然德國顧問法肯豪森親自參與指揮了當年的淞滬會戰,卻不得不在次年黯然離華。

8月

宋子文主持救國公債勸募工作,以抗日救國為號召,1個月內,公眾認購2.4億元,完成設定總額一半。

12月14日

王芸生在給《大公報》寫下最後一篇社評《不投降》後,率領《大公報》西遷,他給上海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唯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東方白 來源:看歷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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