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不是半馬半猴，想像也不重要
知識（knowledge；intellectual）在漢語訓詁學原理層面講，它是「知」與「識」的合併。前者是know-how的意思，為「然」；後者是know-why的意思，為「所以然」。這樣來講不是為推廣語言學知識，而是涉及到思維質量問題。「思維質量」在本講義系列是個重點詞彙，幾乎每個小節都會關聯它，即便沒有明確使用它。就knowledge之英語詞彙本身而言，有語言學初步知識的人很可能希望拆分它，但是，它既沒有詞根也沒有前後綴。這涉及到一個問題即「知識的精確性」。而就精確性問題本身而言，以「知（know-how，然）」與「識（know-why所以然）」為例，基本可以說明問題。Knowledge可否拆分作為一個知識準確性舉例，它邏輯地關聯兒童記憶，相當於「馬猴子」是怎麼形成的那樣一個趣事。當然，只有注重思維質量的人才會關注此類問題，絕大多數人會接受不準確的習慣知識。在這個層面，知識仍是「know-how，然」。
而超越不精確的知識習慣就要進行一定工作量的知識訓詁：一者，馬猴子首先不是一種半馬半猴的動物，因為即便有這種動物，也沒法比可複製的想像之「青面獠牙」鬼更能威懾兒童；二者，通俗詞彙普遍存在語音嬗變的特徵，在文獻層面，「馬猴子」實質上是「麻胡」之音轉——閱讀唐代歷史學家顏師古的隨筆文章《大業拾遺記》（野史類）並對照此後的同類作品、張鷏《朝野僉載》，可以知道是這種情況。
在顏師古的作品裡，說是有一個叫麻叔謀的隋煬帝臣下（職位「屯將軍」）嗜殺成性，大人用其名嚇唬孩子很靈，影響到唐朝未消——「至今兒啼，聞人言麻胡來即止」。在《朝野僉載》裡面，麻秋作為北朝時期的後趙政權將領，他是「麻胡來矣」的原本，同樣是嚇唬兒童的由頭。不同的是，麻叔謀是虛構的人物而麻秋是真實歷史人物，儘管正統史書上無後者傳記。比較之下，同為非正統史書，張鷟作品要比顏師古作品的知識精確性高得多，它寫明麻秋是胡人，有「麻胡」之社會稱謂很正常。而作為虛構人物，麻叔謀則沒被顏師古標明胡人身份。
一、不準確的概念：文憑縮水，畢業證通脹
現在，我們沒法知道張鷟是否有意校正顏師古的知識失准，但是，在知識精確性層面討論問題，其指向是：人們在使用習慣知識時，往往是在謬誤下而不自覺。「馬猴子來了」是北京南部（可能更廣泛的華北地域）嚇唬幼兒的近現代用語，來源於上述兩種文獻。普通人不會在意「馬猴子」與「麻胡」的歷史演變關係，除非一個天資聰穎的兒童從小就想知道「馬猴子長得什麼樣的」，直到他（他）有相關知識能力去考證。
「馬猴子來了」之說辭作為曾經的記憶，對絕大多數知悉者來說，是一種「知」；「馬猴子來了」之說辭本源於「麻胡來矣」，對所有知悉前者的人來說，是一種「識」。在經濟學意義上，「知」相當於紙幣，「識」相當於黃金加硬通貨。形象地說，一個社會一旦出現「知多識少」的持續狀況，就出現了「知識通脹」。毫無疑問，網絡條件下，知識通脹更容易產生，儘管網絡技術為社會提供了天文級別的充沛信息。也正是由於知識通脹存在，才使得一些專業人士反對大學的網上公開課，其如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社會學講席教授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就認為：不管網上課程收費與否，結果都是「把更多受過教育的人推向市場而助長文憑縮水」。
需要注意的是，他的「文憑縮水」說法與我們的「知識通脹」是有部分交集但價值指向絕對不一樣的概念。他只知道猶如旅鼠數量極限擴大而導致自殺性遷徙抉擇之後果，儘管他沒有用「旅鼠效應」來分析「文憑縮水」——與他同樣主張的人士稱此數量極限擴大現象為「畢業證通脹」。而無論如何創造並使用概念來描述高等教育領域的旅鼠效應，只要核心性表述未能分清「知，know-how」與「識，know-why」之區別與內在關係，概念的創造者暨使用者就是學識不逮。這好像「華盛頓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里根成為總統前的政治名言）那麼一種諷刺，柯林斯本身確實存在知識不精確的瑕疵。在另一端，柯林斯把「文憑縮水」問題納入「資本主義是否還有未來」討論，算得上負責任的學術選擇。
論及大學課程上網，那種行為只是在傳播「知」，絕少有「識」的含量，而且，大學作為具有商業性質的機構或者本身就完全商業化，它一定是以利潤為維持生存的基礎而追求的。商業的基本事實是，沒有任何一家理性的商家會把自己核心產品無償送出或者低價出售。網上公開課不具有「知識含金量」是一個基本事實。對於絕大多是表面的受益者之情形來說，他們無從收益與時間付出對等的「識」。裡面只有極少數可以自身「鍊金」，而即便不是接受網上課程，代之以去圖書館做紙面閱讀，這類的極少數仍然可以自身「鍊金」。此類的「鍊金」能力不僅在知識方面有隱性表現，在財富創造、事業成就方面則是非常顯性的。中專畢業的斯坦福、高中畢業的洛克菲勒是「鍊金」的傑出代表，儘管在他們的時代中專與高中算是「還行了的」文化程度。而華人世界的李嘉誠以其基礎學歷之低，在斯坦福、洛克菲勒之後為他們那個系列添上了濃重的一筆。
有趣的是，就算在今天，利蘭•斯坦福為紀念自己早逝的小兒子而建的全名「小利蘭•史丹福大學」在全球前十名最佳大學裡面（2019/2020年度排名第三），那些追逐者根本不知道斯坦福只有「可憐的」中專學歷。諷刺的是，美國社會追求上知名大學的熱望一直不減，名人不惜冒無形資產嚴重虧損的風險而造假資料把孩子送進名校，成為一個社會常態。這個常態讓中國家庭逼迫孩子「進名校（高中）、考名牌（大學）、端金碗（就業）」之行為模式，顯得低端了一些。當然，在美國也有華裔雖然不是名人，但不惜動用四十萬美元賄賂仲介人士，以保孩子上名校（如加利福尼亞大學的洛杉磯分校），同樣與女星菲麗西提•霍夫曼一樣成為醜聞主角。
二、負面案例：德國職業教育的衰落
今天的人們沒法設想史丹福大學的創辦者假若活著，如何看待他創立的大學被醜聞「輕度污染」之妝。但是，不管醜聞本身有多嚴重，它們只不過是」知識通脹「情形下的旅鼠效應之縮影，儘管「旅鼠效應」最初是在股市問題上被使用。比如，百度百科的解釋是：「驅使旅鼠前進的，不是求死的欲望，而是驚慌。包括對飢餓的驚慌，以及對方向迷失的恐慌。正如投資者的突然增多，導致過多的錢追逐過多的股票，投資機會頓時減少。而當市場出現暴跌時，撤離市場的通道將非常狹窄，集體的恐慌導致了投資者的自殺性的拋售。」
旅鼠效應的本意是：在族群迅速膨脹、導致食物嚴重匱乏的後果之下，就會有一批成年者選擇風險畸高的長途遷徙，發生穿越險地（如波濤洶湧、水溫很低的海域）行為會導致相當部分被溺死、凍死。至於在這個抉擇前，成年旅鼠不避天敵是真的自殺行為還是生存環境導致非常特徵出現（如明顯吸引天敵的外觀顏色），還是個知識準確性問題，這裡因缺乏科學定論支持不展開討論。不過，既然族群膨脹是周期性的，那麼，群體生命的「含金量」自然會降低。一定量的食物（樹根、草等）供給相當於貨幣的邏輯支持力量（黃金與硬通貨），無限的至少是冪級族群成員增加速度相當於每一張紙幣在貶值。每一個成員就是「一張紙幣」。同樣，每一個社會乃至於一定時期的全球（各個社會加總）其就業量是有限的，至少不可能短時間內大幅增長，它們相當於旅鼠族群面臨的食物，而每一個要求就業的人就相當於「一個旅鼠」或「一張紙幣」。這樣比喻當然要做道德避險，即必須聲明我們不贊同社會達爾文主義。
在旅鼠效應之下，個體所具有「知識含金量」即「識」往往是被忽略的，尤其此類「識」者在謀求一般化的就業機會時。甚至說，「識」還會起副作用——沒有幾個僱主願意聘一個有哲學頭腦的學生去做他們公司本不高端的業務。所以說，這個悖論在很大程度上會逼迫出一些特立獨行的創業者。這些創業者即便有一天做到非常成功，他們都沒法避免自己在相對優越的位置上不接受旅鼠效應。簡言之，只能任由旅鼠效應在自己的招聘中起作用。同時呢，文憑生產系統本身會追求多「知」化，以便為產品找到好的銷路（畢業生的就業機會）。有見識的生產者（單個的，如負責任的教授）針對學校的多「知」化追求，會提出「讀書高於創新」的主張，但這樣的主張能有多大影響力不得不交給宿命啦！
在純經濟學理論或曰規範經濟學層面講，「知識通脹」屬於資本主義特質——生產的更多，消費得更快。它有待制度性改進來解決，比如一個具有「羅斯托平滑」可能性的社會，為「每一個旅鼠」提供更加福利性的就業支持。就美國本身而言，最近兩年出現的工人缺乏客觀上達到了這個效果。「知識通脹」導致了就業中的旅鼠效應，雖然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難題之一，但是，裡面也存在教育投資者選擇錯誤的因素。德國目前出現的技術人才短缺就是如此，而這個國家歷來注重技術教育。2019年9月6日出版的《經濟周刊》在提到人才短缺問題時說：
「在人口老齡化和經濟連年增長的背景下，三分之一的德國企業抱怨招不夠年輕員工。專家預計，德國今年經濟下行也難以改變企業缺人的狀況，而掌握一定專業技能的人才就更搶手。現在，企業普遍用招待客戶的態度來招攬青年俊才。有一技之長的年輕人即便沒有工作經驗，在找工作時也可以挑三揀四。德國現在不僅缺乏資訊技術、電氣工程和自動化這類高端產業的技術人才，而且也缺乏建築工人、幼兒園教師和護士這類專業技能人才。專家稱，隨著戰後嬰兒潮一代大批退休，德國企業的用人缺口只會越來越大。勞動力和人才的缺乏將對德國經濟構成嚴重威脅。在這種大環境下，企業招攬人才也必須調整用人制度，畢竟現在年輕人普遍不願為了工作而犧牲生活品質。」
這個具有全球參考意義的現象，在經濟學邏輯上等於駁斥了米爾達爾貶斥「生活品質」概念的主張。在教育投資者決策上，作為實證問題，反映了持續時間不短的普遍輕視職業技術教育的社會後果。這點是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一個致命盲點，尤其是德國以其「職業教育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典範」而有上述危機，值得全球化主張者重視！事實上，當「識」的價值性不得不被貶低時，所有人的生活都會遭遇品質下降的危險，無一例外，哪怕是精英社會的頂端精英。「識」的積累難以出現冪級水平，它是類似於馬克斯•韋伯所講的資本主義精神那樣一種動力。在積累與發揮的過程中，「識」者未必會獲得明顯的高水平經濟報酬，但對推動非成熟市場社會的理性化作用非常之大。
三、師範教育劣質：中國的文明危險
說到社會頂端精英會受「知識通脹」的影響而致生活品質下降，一方面是在個體上他（她）必然會接受低「識」量的服務，而低質量的服務可能會是一次醫療事故或者公共系統低效率造成的不間斷困擾；另一方面，低「識」量的群體高估自己應有的報酬而造成社會秩序壓力，以及整個社會心理環境的負面化——到處是抱怨，一定會導致社會整體上仇視精英階層。對於普通社會成員來說，他們既要承擔低「識」帶來大量低質量服務而付出的更高生活成本，還面臨比精英階層更高的服務風險。這在非成熟市場社會尤其如此。
有統計數據標明：每年有260萬人死於誤診（醫療事故之一種），其中百分之八十來自於中低收入國家。中低收入國家的教育質量偏低是基本社會特徵，各項社會服務低端化是常態。狹義到診斷失誤這一案例，其中「識」的問題尤其明顯了，即誤診因於專業知識存在精確性方面的巨大缺陷。再以中國歷史上神化醫生職業為廣義參照系，可知非成熟市場社會對高「識」量的需求有多麼巨大與持久。即便不說較為特殊的醫療服務問題，而論教育質量問題，如果一個社會的教育從業者處於低「識」水平，受教育者只能被灌輸更多的「知」。無須諱言，中國有不少大學進入了上面指標體系的二百所全球名校，但沒有一所進入前十名，就是因為「知」量非常之大而「識」量小得不成比例。無論是名校還是非名校的畢業生在至少十年的時間裡處於旅鼠效應中，至今沒有變好的跡象，這與人生中十分關鍵的中學教育有直接關係，儘管不能排除大學教育對此的疊加效應。
曾有一位經濟學家在人情壓力下代替遠親寫了一篇在職的本省師範大學學士學位論文，論文交給導師，導師似是而非地提了一連串修改意見；經濟學家覺得從面子上過不去，又沒法實名反駁遠親的指導教師，就跟遠親討論參考文獻的規範問題，結果是學校從來沒教過參考文獻的使用方法，換言之，代筆的論文以規範的參考文獻格式來完成變成了指導教師的負擔。這個故事與真假茅台的段子（大意）很相似：一位覺得自己有社會地位的人士在朋友招待極為私密的舊交時，捧場、拿了一瓶年份茅台，諸位在座舊交都認為這瓶茅台是假的；大家爭執起來，乃至於請了專業人士評理，結果」被認為的假貨「是真的；後果則是除了該位拿出真茅台的人，那幾位常喝「真茅台」的在場者等於沒喝過一次真茅台。
如果說段子有嫌娛樂化，那麼，一篇發表在重要理論雜誌的道德指點文章則從側面說明中國師範教育的劣質之危險：文章作者是另一家省立師範大學教授，教授在文章中要求藝術家「做到台上台下一個樣，戲內戲外一個樣，人品藝品一個樣」；如此，一個表演藝術家在作品裡若是巨賊權奸或地痞流氓，在現實中他也一定要以深計害人、霸道做事、調戲良婦、欺壓漿擔為能事了？
師範院校出來的產品大多是供給中學的，而以上兩個省立師範大學教授「識」量低得如彼可怕，中國普遍的中學教育質量可想而知了。只能生產批量且「無限繁殖」的知識旅鼠意味著文明的衰敗，乃至自我滅亡。經濟學不會深入干預道德問題，但是，對文明命運的憂慮與制度效率、制度的人道性密切相關。否則，制度經濟學就成了必須廢除的學問！
結語：全球化與私塾化
本章講義第一節提到的女星菲麗西提•考夫曼為代表的當下醜聞，其實是美國的一個文化常態——推進「知」的低質量化與大規模生產是美國經濟創富時代的社會取向——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美國教育界堅信數量化效果，「大學裡光是選擇理學士或文學士那種老辦法是不夠的，還必須有適合每一種興趣的課程，並給不管什麼人一個學位」。大學的數量也到了驚人級別，到1910年美國有一千所大學，而法國只有十六所；是年的美國大學在校生數量是三十三萬人，而法國只有四萬多人。如彼之狀，被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著有影響巨大的THE AMERICANS三部一系）認為是教育民主暨國家民主的歷史性成就。
後發國家或非成熟市場社會的教育產業化是對美國上段時間的模仿，儘管模仿者不曾設想民主目標。而今，全球化並未因全球秩序崩潰而止步，秩序重構在緩慢進行中，服務的全球化更是日新一日。如此，就要求高「識」量教育（特別是在人文範圍）採取全球化方式，而高「識」量教育以採取私塾化為最優途徑。私塾化培養頂尖級人才在中國古代是成功的，尤其它的變異形式（名師選高徒，或者高徒投名師）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核能」——某次成功的教育即特定產品的出現會產生數百年後續影響。
教育是一個成本高昂的生產系統，它與其他生產系統是有共性的：材料的質地，機器的等級，工人的技能——這三項決定了終端產品的質量。工人技能徒有其名，機器精密度欠缺，即使擁有再好的材料，產品出來也是真實的次品。還好的是，美國的著名投資人彼得•蒂爾（Paypal創始人之一）的非學歷而真學力教育實踐是一個希望信號，儘管他著眼的是教育成本之降低，儘管有一位哈佛大學前校長極力反對蒂爾的創新。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全球化之下的私塾化或曰私塾的全球化必然增進不同文明之間的通約性，從而帶來跨國的社會性教育紅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