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評論 > 對比 > 正文

劉紹華:中國連消費都不見得自由

這是典型的壟斷,區區幾家壟斷企業就把一般市民搭乘計程車這件事搞得烏煙瘴氣,人人抱怨,但沒人能抵抗財團影響,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國社會中被認真討論過。在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發展出一個比很多民主國家裡都還自由放任的市場,讓所有人身陷其中,抱怨卻無解。除了政府,誰能對付這麼龐大的財團呢?但政府並未出手。

台北101廣告圖

從中國的發展談服貿牽動的價值問題

我剛從中國回來,“太陽花”開的前幾天,很遺憾地我缺席了。當時我人在中國,看不到中肯的新聞,一開始還是當地人告訴我:“立法院的牌子都被砸爛了”,我當時的立即回應是:“早該砸了。”對方被我的回應嚇了一跳。然後當地人開始跟我大談民主的問題,大談他們眼中的台灣因為搞民主而經濟落後於中國,甚至下結論說:“太民主了不行。”“台灣現在比不上大陸了。”我不想跟資訊不充分的人做不對等的交談辯論,也不想怪罪長年活在資訊不透明的社會情境下而可能思考受限的人,只簡單回了兩句,就讓那位友人啞口無言。我說:“中國現在的確很有錢,但你們付出了多少生活的代價?”

沒錯,就是對生活代價的根本關注,讓我們對“服貿”(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有意見,對失能的政府有意見,所以願意暫時犧牲生活的品質,來到這裡表達我們對於服貿的質疑。生活的代價,從來就不只是經濟問題而已。中國便是全球最典型的一個例子,中國的經濟發展率高達七%以上,世界各國稱羨,但當地人付出的生活的代價是什麼?而又是什麼道理讓整體社會持續支付這個代價?

過去十多年來我深入中國的地方社會做研究,而且是以不平等的社會發展為主要議題。我也常去中國的不同地區,少數民族地區、農村地區、城鄉發展地區、大都會,看過不少不同社會階層的日常生活,在天高但皇帝一點都不遠的政治架構下,是個什麼樣子?今天就想來跟大家聊聊,分享我看到的中國的日常生活。

我不需要借用抽象的民主法治概念,也毋須上綱到統獨議題,也不會用一種東方主義式的方式來妖魔化中國,只需要從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兩岸服貿背後的價值差異。這個價值差異,正是令我深感憂慮的,卻是中華民國政府、善交中國權貴的國、民兩黨人士經常選擇裝聾作啞的價值差異。

我想透過五個日常生活的例子,很快速地瀏覽一遍中國日常生活的背後價值。

第一個例子是黨國文化的例子。三月(2014年)中我人正好在中國的時候,中國的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推出了一個新政策,就是,中國各地的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的會議室,都要高掛五句話。哪五句話?也就是五代最高國家領導人關於軍隊建設的五段話。所謂五代領導人,就是毛鄧江胡習,前四位已作古或下台的人的話,我就不提了,我們來看正在台上的領導人習近平的重要指示是什麼,他說:“努力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我在北京大學任教的好朋友說,這種手段,反映出習近平上台以來,加碼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也是習近平確立自己軍頭地位的手段。朋友說,這個黨的軍國主義化,已經停不住了。當前中國的經濟與社會發展就是在這樣的國家文化價值中提升它的經濟指標。

第二個例子是中國的多黨政治。中國從來就宣稱他們也是多黨政治,只是這個多黨政治是在服從一個絕對大黨的架構之下。服從一個大黨是什麼意思?我給你一個簡單的說明。其他的小黨,從辦公室運作到代表的薪資都是由黨國支付,他黨的成員就相當於“公務員”,由中國共產黨領導多黨合作,進行政治協商會議。這樣簡單說明,你明白了吧。這就是黨國對“多黨政治”的定義。

搭乘計程車都有很痛苦的經驗

我們再來看看日常生活經濟面的例子。第三個例子是在中國大都會裡叫計程車的例子。最近去過中國的人,如果是得自行解決交通問題的人,應該對於在當地的大都會中搭乘計程車都有很痛苦的經驗。主要的原因之一是,阿里巴巴或騰訊等大型的電子商務集團以誘人的回饋金收攏了計程車司機和乘客,也就是透過它們的管道來招攬計程車,它們會給司機比如說人民幣十到十五元的回饋,給乘客五到十元的回饋,結果導致計程車拒載短程、不載臨時客。而且,要搭車如果沒有智慧型手機,要叫車成了件非常困難的事。

你也許會問,為什麼中國沒有出現像台灣一樣各領風騷的叫車管道?我不會做嚴謹的經濟學研究分析,我的理解是從中國的日常生活而來的。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很多沒有裝置桌上型電話基礎設施的地方,都可能人手一支手機,這是很多第三世界開發中國家的常見現象。中國也一樣,所以中國產生了一家超級龐大的電話公司,叫作中國移動,後來有了第二家,叫中國聯通,但也就這兩家,瓜分了中國龐大的手機業務市場。然後呢,兩家富豪財團結合手機財團,繼續製造搭乘計程車的中國式經驗。

騰訊的大老闆馬化騰是排名第四的中國十大富豪,富可敵國。阿里巴巴佔據了中國八成的電子商務,八成是什麼概念?根據媒體報導,一家阿里巴巴的交易總額等同於台灣GDP(國內生產毛額)的四成。這是典型的壟斷,區區幾家壟斷企業就把一般市民搭乘計程車這件事搞得烏煙瘴氣,人人抱怨,但沒人能抵抗財團影響,反托拉斯法好像不曾在中國社會中被認真討論過。在這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發展出一個比很多民主國家裡都還自由放任的市場,讓所有人身陷其中,抱怨卻無解。除了政府,誰能對付這麼龐大的財團呢?但政府並未出手。

在財團加速壟斷的中國都市化里生活,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四個例子我就想提一下中國年輕人的生活。中國是個這麼龐大的經濟體,經濟發展率又這麼高,高到很多台灣政客、商人常說我們的年輕人要比不上中國的年輕人了,要在未來的市場競爭中敗下陣來了。我有聽到他們的真心憂慮,但我並不同意他們的詮釋。我不知道個別年輕人的競爭力如何,但我只知道,若把青年做為一個集體來看,我很懷疑中國青年跑在前頭這種論述的正確性和正當性。

可能有些人也知道,北京的學者廉思做了個社會調查,寫了一本叫作《蟻族》(二○○九)的書,他用蟻族來形容“大學畢業、低收入的聚居群體”,這是繼中國的三大弱勢群體(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之後的第四大弱勢群體。蟻族受過高等教育,主要從事保險推銷、電子器材銷售、廣告行銷、餐飲服務等臨時性工作,有的甚至處於失業或半失業狀態。他們平均月收入低於人民幣兩千元,絕大多數沒有保險和工作契約。平均年齡集中在二十二至二十九歲之間,九成屬於八○後一代,和在場許多同學你們算是同一個世代。

只看到13.5億人的商機無限

蟻族主要聚居於城鄉結合處或近郊農村,形成獨特的“聚居村”。他們是有如螞蟻般的龐大群體,但被主流社會忽視。他們所居住的聚落也經常面臨都市化而來的強制拆遷,所以流動性很高,他們在中國這十多年來高速加快的都市化中,日子愈來愈難過。但因為是高等教育畢業,很多人來自農村,在故鄉的小農村裡曾經是少有的秀才、狀元,如今在都市中無法功成名就,無顏回江東見父老,只能窩在都市邊陲的聚落中討生活。

如果,一個社會要讓年輕人以這樣的方式,犧牲熱情、犧牲對未來的想像,屈身在宏偉龐大但高不可攀的經濟體下,討一個沒有尊嚴的生活,來成就國家的經濟競爭力,成就金字塔頂端的財團富可敵國的實力,我寧願我的國家經濟平平,寧願年輕人不必展現這樣的經濟競爭力。我當然不反對經濟提升,也希望經濟提升能讓所有人的生活品質都提升,但得先看我們要付出的代價是否合理?

台灣的政客、財團,到了中國,只看到大都會的繁榮壯觀,只看到十三.五億人的商機無限。他們即使進入中國的邊陲大陸,也只是看中那裡更為廉價的勞工,還有因法治更為腐敗而容易取得的土地,多少的古迹建築、考古遺址、農地、居住地因此成為龐大的工廠用地。這些高高在上的政商,在他們的經濟發展藍圖中沒有一般人的臉孔,只有他的工廠可以僱用多少勞工的人頭數,然後還在斤斤計較不到人民幣兩千元的最低工資。

這樣的對比,還要說台灣的年輕人沒有競爭力?我知道也許說這話的人是認為我們比下有餘、比上不足。但是,正是因為要比較,請先在中國內部進行比較,再來評論,怎樣叫作具有競爭力。一個社會之中,絕大多數的人都無法競爭,無法在龐大的經濟收入中分得一杯羹,而只有少數的人有幸往上爬,這樣的發展方向是我們要的嗎?我不希望年輕人像中元普渡爬竹竿一樣,只有絕少數的人才能成功挺上去。

待續

(本文是作者2014年3月26日在立法院“民主教室”的演講稿)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上報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對比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