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1924—1926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1924年度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數額，陳獨秀在1925年4月9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有過具體的說明。這應該是迄今為止筆者所見到最詳盡的一個年度收入與支出報告。故將其主要內容摘錄如下：
1924年1月至6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800美元和1017493元。A由維爾德同志經手的有59261元和400美元。B由維經斯基經手的有用於中央擴大全會的400美元，6月至11月的每月生活費補貼24095元。C由鮑羅廷同志經手的有用於鐵路工人總工會的500元，用於民族運動的500元（借款）。D紅色工會國際匯來的500元。E其他28933元。在這裡總收入額與單項收入之和不完全相符，以下內容中也有類似的情況。
（二）支出總額：300美元和9341366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3335026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639099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364元；（3）印刷、郵寄和電報：337012元；（4）交通運輸：1161元；（5）專項開支及中央全會開支83341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297384元。（1）山東：30684元；（2）湖北：540元；（3）鐵路工人總工會：1310元；（4）上海：265元；（5）湖南：240元；（6）北京：100元；（7）秘書處：170元；（8）唐山：4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借款50美元，共產主義青年團湖南地區委員會和上海委員會向黨借款共1833元。D償還債款250美元和1200元。收支相抵尚餘520美元和833064多元。
1924年7月至10月的預算：
（一）收入總額：145100164元。A每月生活費共4000元；B紅色工會國際提供了7、8、9月的一半經費1575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2550元，民族運動經費3200元；D前幾個月結餘833064元和500美元；E各地上交13986元。
（二）支出總額：12053234元。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58028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121854元；（2）郵件和電報：14861元；（3）工作人員生活費：2203元；（4）印刷：388元；（5）專項支出：79972元；（6）交通運輸：10455元。B地方黨組織共收入4259元。（1）安徽（用於民族運動）：195元；（2）上海（用於民族運動）：1200元；（3）湖南（用於民族運動）：400元；（4）香港：100元；（5）鐵路總工會：820元；（6）湖南：305元；（7）武昌和漢口：330元；（8）濟南：375元；（9）唐山：142元；（10）北京：180元；（11）天津：212元。C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上海委員會、上海店員工會、全國學聯等共借款1991364元。收支相抵尚餘245693多元。
1924年11月至12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740美元和8242225元。A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共提供2687795元和740美元；B共產國際給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援款870元；C向鮑羅廷同志借款1000元；D過去結餘245693元；E各地上交2276元。
（二）支出總額：A中央委員會（一共收入）255417元。（1）機關開支和各種開支：43282元；（2）工作人員生活費：1903元；（3）郵件、電報：12865元；（4）交通運輸：202元；（5）專項開支：162元；（6）印刷：5987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2548元。（1）北京：550元；（2）鐵路總工會：200元；（3）山東：233元；（4）湖南：100元；（5）唐山：90元；（6）武昌和漢口：275元；（7）上海：1100元。C各地民族運動總開支：1850元。D償還借款：740美元和698元。E學生聯合會借款：20元。收支相抵尚餘552055多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陳獨秀在1925年3月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中曾經提到，共產國際此前批准的黨費為每月2250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93頁。相比之下，可知1924年度共產國際實際提供的經費要大大超過預算的數字。因為計算1924年1月至12月中共總收入情況，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中共這一年度每月的平均收入應當在2960元上下。但與上述報告中頗為樂觀的「收支相抵尚余」有相當距離的是，根據1924年黨員增長的數量，和中共在國共黨內合作的情況下所擔負的工作量，無論是陳獨秀，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顯然都對莫斯科提供的經費數額不十分滿意。不僅如此，共產國際的經費提供仍舊時常出現延誤數月的情況，中共中央1—6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與11—12月收到的月平均經費數額，相差了將近一倍。故1924年9月上旬陳獨秀在給維經斯基信中就曾對此頗多抱怨，說：「我們黨的經濟狀況很嚴重。由於經費不足許多方面工作處於荒廢狀態。我們希望您立即從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給我們寄7、8、9、10月份的錢來。」《陳獨秀給維經斯基的信》，1924年9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29頁。在他看來：「由於我們黨做工作，職工運動和國民運動在日益發展，因此我們黨的組織工作也在不斷發展。但由於工作人員和物質力量不足，我們失去了許多有利的發展機會。」共產國際不僅不應再拖欠經費，而且應當增加原有的預算，將月費2250元提高到月費3650元的水平。《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第2號報告》，1925年3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92—593頁。對此，1924年底前來中國的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也有同感。他的建議是：「請從國民黨經費中撥給我們一定的數額用來為實現國共兩黨提出的口號開展強大的宣傳運動。」他明確提出：如果堅持要中共在原有的預算範圍內進行工作，「那會是個大的錯誤」。莫斯科有必要從給國民黨的巨額援助中撥出一定的數額給共產黨，用來增加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嚮導》周報和《民國日報》的印數，出版幾萬幾十萬呼籲書、傳單和通俗小冊子。《維經斯基給加拉罕的信》，1924年12月7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1），第558—559頁。
中共「四大」召開於1925年1月。在「四大」之後的一段時間裡，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一時間並沒有加以調整，但隨著赤色職工國際從1月份正式開始提供援助，從2月份開始工運費已單獨預算，因此整體上黨的活動經費明顯增加了。據陳獨秀4月9日的報告稱：
1925年1月預算：
（一）收入總額：5297元。A紅色工會國際和共產國際4700元；B過去結餘552055元。
（二）支出總額：552086元。A中央委員會：149186元。（1）機關開支、工作人員生活費以及中央組織部各種開支：1905元；（2）工農部：3446元；（3）宣傳鼓動部：250元；（4）出版部：399元。B地方組織（一共收入）：3056元。（1）上海：875元；（2）天津：170元；（3）山東：306元；（4）武昌和漢口：560元；（5）香港：100元；（6）湖南：565元；（7）北京：150元；（8）唐山：30元。C第四次代表大會開支：897元。（1）代表們的零雜開支：103元；（2）代表們的路費：490元；（3）膳食費及各種開支：310元。D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6元。收支相抵尚餘51195多元。
1925年2月預算：
（一）收入：1998065元。A過去結餘：51195元；B共產國際提供：194686元。
（二）支出：196165元。A中央委員會：100665元。（1）組織部：34365元；（2）工農部：19001元；（3）宣傳鼓動部：4079元；（4）婦女部：65元。B地方組織：885元。（1）上海：200元；（2）湖北：180元；（3）北京：255元；（4）山東：110元；（5）湖南：115元；（6）北京：20元。C民族團結促進委員會借款：70元。收支相抵尚餘36315多元。
1925年2月工人運動開支的預算：
（一）由共產國際提供的收入總額：1280033。
（二）支出：105802元。（1）上海：350元；（2）湖北：179元；（3）湖南：210元；（4）山東：130元；（5）北京：50元；（6）天津：130元；（7）郵資：902元。收支相抵尚餘22231元。《陳獨秀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報告》，1925年4月9日。
由上不難看出，從1925年1月起，赤色職工國際已經開始和共產國際一同向中共中央提供經費援助；從2月起，黨費和工運費已開始分開單獨預算了。即以2月兩項經費之和3226元計算，也可以看出中共所得月經費額已超過上一年度月經費的平均額了。
1925年，是中共組織發展發生重大飛躍的一年。由於中共成功領導了「五卅」運動，其影響前所未有地擴大起來，以至於黨員的數量從中共「四大」召開時的不足千人，到1926年竟達到了上萬人，到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開時，更達到了近57萬人的規模。從一個數百人的小組織，發展到上萬人的革命黨，共產國際原有的預算無論如何都跟不上形勢了。因此，進入1926年以後，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共的經費預算，已經達到每月6000元的水平了。即便如此，也仍然無法滿足中共組織發展的需要。1926年「三二〇」事變的發生，使得加大對中共資金援助的力度問題變得更加迫切和重要起來了。5月2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甚至通過了要「想方設法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人員和資金援助」的正式決定。《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27號（特字第21號）記錄》，1926年5月20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267頁。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對此更是再三呼籲。他指出：「中國的同志不僅具有良好的意願，而且具有堅強的意志、堅韌不拔的精神和巨大的工作熱情，只是需要給他們以幫助。」中共現有的經費完全不足以在全國範圍內擴展自己的工作和影響，「我想再一次提醒並堅決請求，根據中央的要求給中國黨增加預算，即從每月6000盧布增加到14000盧布」。「這個問題不能拖延了」，必須儘快履行政治局的決定，「因為工作確實廣泛地開展起來了，在這裡感覺到非常需要經費。不應讓我們的工作由於缺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必要幫助而被迫收縮」。《維經斯基給皮亞特尼茨基和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成員的信》，1926年6月7日、1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3），第300、303—304頁。
關於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經費的情況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決定和維經斯基等人的呼籲發生了作用。在1927年初的帳單上我們可以發現，共產國際批准的中共經費預算已經達到了12萬元。赤色職工國際和青年國際還有單獨的預算幫助中國的工人運動和青年團組織。但是，隨著1926年7月北伐戰爭的開始，中共組織的發展和工作推進的需要，變得更加迅速和難以預測了。於是不僅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國際要向中共提供工運費和青運費，農民國際和濟難國際全稱應為國際革命戰士濟難會，是用於援助各國因革命受難者及其家屬的一個國際性組織。也一度開始專項提供農運費和濟難費。再加上軍事工作的全面展開，聯共（布）還不得不委託蘇聯軍事當局設法提供兵運費。而為應付頻繁出現的意外事件，共產國際還通過專項撥款給在華的共產國際代表一筆特別費。進入到1927年以後，隨著上海工人武裝暴動的舉行、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變、國共關係全面破裂後中共轉入地下並在全國範圍進行武裝暴動，大小事件頻繁演出，整個經費援助的情況自然也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下面僅據已有的資料說明共產國際為幾次重大事件提供資金的情況：
（1）上海工人武裝暴動。據上海區委檢討第二次（2月22日）武裝暴動的情況時談到，此次暴動經費約支出2470元，實際花掉1789元，餘671元。據特委會報告稱，為第二次武裝暴動，曾準備用3000元活動海軍，僅花掉1000元。在準備第三次武裝暴動的過程中，據上海區委報告，曾向俄國人要求援助6500元，俄國人同意提供7000元；又向國民黨人提出援款要求，國民黨人則同意給罷工工人5000元。3月5日下午已得款13萬元。
（2）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93號秘密會議決定，以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名義，從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的款項中，給上海工會理事會匯10萬盧布，以便上海工會理事會將這筆款項用於救濟南京事件中的中國受害者。《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93號（特字第71號）記錄》，1927年3月31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169頁。
（3）開辦黨校。經莫斯科批准，決定在漢口辦黨校，開辦費497萬元，月費預算為142萬元。
（4）湖南農運。7月5日，共產國際代表同意為復興湖南農運撥款395萬元。
（5）轉入地下。8月9日，鑑於白色恐怖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政治局委員要單獨租房居住，不可兩人同住，以免發生危險。國際代表為此撥款1000元。
（6）秋收暴動。8月10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秋收暴動預算「至多不可超過滬鈔一萬元」。
（7）建立軍隊。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批准軍事總顧問加倫關於組織南昌暴動，然後南下占領廣東汕頭，接運蘇聯武器，以便裝備一個軍的提議。為此，在已向蘇聯駐武漢總領事伯納和軍事顧問加倫送款30萬美元之後，會議決定：還應「為此目的撥給15000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算在庫倫儲備物資帳上）、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帶2000發炮彈，總金額110萬盧布」。
（8）為將已經送去庫倫的41名接受過軍事或政治工作訓練的中國學生送往廣東，加強南昌暴動部隊的骨幹隊伍，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為把他們送回國去撥款4000美元。
（9）京漢粵漢鐵路罷工。9月，經中共中央批准，並經國際代表同意，決定由林育南帶去給岳州以南至安源的罷工基金1500元，岳州及其以北（漢口）的罷工基金由中央直接接濟。初步計劃：平均一個工人6元，堅持一個月。
（10）北方暴動。10月，共產國際代表未經中央同志，單獨匯給北方局3000美元用於組織暴動，後又寄出4500美元。
（11）緊急會議。11月，為召開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共產國際代表同意中共中央所提2000元的預算。
（12）廣州暴動。據中共中央1928年1月16日報告稱，從1927年11月至1928年1月，總計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已為廣州暴動用去了近10萬元。參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9號（特字第97號）記錄》，1927年8月1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0號（特字第98號）記錄》，1927年8月18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24號（特字第102號）記錄》，1927年9月15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16—19、20、71頁；《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6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8年1月16日。
除上述重要事件的專項撥款以外，已知1927年的經費援助情況亦可扼要列舉如下：
（1）5月26日，青年團中央書記報告稱：共產國際原定每年24萬元的預算已取消，青年共產國際決定每三個月提供經費7000元。中共中央書記報告稱：黨的預算，連同特別費，只能有15萬元。
（2）5月26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05號秘密會議決定，每月從中國委員會的經費中撥出1000美元用於在幫助中國同志組織軍事工作。《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05號（特字第83號）記錄》，1927年5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275頁。
（3）6月23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2號秘密會議決定致電鮑羅廷、陳獨秀等，說明已給通過領事館武漢政府寄去200萬盧布，但強調說：這筆經費「對於和陳獨秀一起組建可靠的革命軍部隊是特別需要的。必須了解實際上為此在做什麼工作，隨著這項工作的開展，我們將按確定的貸款數額（進一步）寄出經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112號（特字第90號）記錄》，1927年6月2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4），第345、349頁。。
（4）8月，鑑於國共關係破裂，蘇聯對國民黨的援助全面停止，中共中央反覆開會討論以後的預算問題。從最初提出總的預算每月82萬元，後減至4萬到5萬元，強調一定要細細地與共產國際代表核算。同時也要求黨員要自己謀生活，組織部要切實收黨費。據組織部長報告稱，自籌黨費估計或可有3000元。
（5）9月6日，共產國際為中共撥款17128美元。
（6）9月15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報告，已與濟難國際代表商定：濟難國際每月提供兩湖地區1500元，江蘇2000元，廣東1000元，北京700元，由中央轉交各地。中共中央提出，應請濟難國際每月再增加1500美元的援助。濟難國際1928年初為1927年後三個月實際撥款19萬美元。
（7）11月17日，因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困難，中共中央決定黨費月預算仍維持12萬元，中央7000元，各省5000元，工運費和特別費單列。
（8）1927年12月，中共中央又提出1928年月預算為55萬元。但與共產國際代表交涉談判未果。
（9）除非正常性開支外，共產國際在1927年預算內的撥款總數為187674元。《阿布拉莫夫給諾羅夫的電報》，1927年9月6日；《皮亞特尼茨基給阿爾布列赫特的信》，1928年4月3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5、396頁；《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5月26日；《中央常委會速記錄》，1927年9月15日，等。
由上可以了解到以下幾點：
（1）1927年共產國際提供的黨費一項，每月平均當不超過12萬元。連同特別費，中共中央每月從共產國際執委會得到的款項平均在15萬元左右。但加上濟難費等，特別是到8月以後，每月經共產國際聯絡局提供給中共的費用，平均應在2萬元左右。
（2）1927年幾乎整整一年中國革命的急劇動盪，造成了共產國際臨時性開支大幅增長，中共依照正常預算開支也全無可能，再加上赤色職工國際、青年共產國際、濟難國際、農民國際，以及蘇聯工農紅軍參謀部第四局等相繼介入，因此這一階段的財政收支已難有確切的統計。
（3）由於這一年重大事件頻出，受難者眾多，故濟難國際的援助力度極大，且已形成定期撥款。
（4）自8月以後，因國共關係破裂，中共轉入地下，形勢艱危，並成為聯共（布）和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唯一援助對象，因此，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經費援助的要求也明顯提高，以致與掌控金錢的共產國際代表多次發生意見分歧。為此，雙方均對現狀表示強烈不滿。中共中央領導人明確批評說：「他們不相信中國黨」，「管錢管得非常糟」。共產國際援助中共的經費，中共中央應有權自己進行分配，而不應採取交給共產國際代表掌握，中共中央反而要向其申請批准這種做法。共產國際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個懂財務的人來擔任會計。但共產國際主管向中共發放款項的代表卻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在給共產國際聯絡局局長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情況非常不好，由於共產國際的撥款不是從一個渠道進行的，因此在中共黨內造成了極不健康的現象。「迄今為止，黨通過國際聯絡局每月收到大約2萬墨西哥元。但這項預算被認為是不完全的。中央以各種理由請求我們為這樣或那樣的事情撥給或多或少的款項。而且幾乎為每件小事都提出請求。什麼樣的要求沒有提出啊！只是建議散發個傳單或宣言，需要調人到某地去，中央派個書記到省里去，就連某某人生了病，中央都會立即向我們提出撥給追加經費的要求。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結果，「所有從地方上來的同志都要舉行報告會，以款待俄國同志。例如，如果俄國同志對暴動特別感興趣，那麼在每次報告會中都會十分詳細地敘述暴動的準備情況，幾乎所有報告都千篇一律地這樣做。如果對必須立即舉行暴動的情緒已經消失，而方針是進行組織工作，那麼所有同志就立即開始敘述他們省里這方面工作的光輝前景。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同上海省委書記鄧中夏）的事務性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還開始濫用感情，每天跑來要求經費以救援被捕同志出獄，歇斯底里地責備我們，說我們為救援這些同志沒有做任何事」。《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基的信》，1928年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60—361頁。
（5）共產國際方面的撥款仍舊存在著嚴重不足和拖欠的現象，對危機中的中國革命影響甚大。這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對救助激進工人的態度有所不同，中共中央沒有任何資金可以救助那些因為投身中共的事業而失業的人員，不得不從自己的預算中撥款，而共產國際代表相信這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拒絕為此增加預算；另一方面是因為共產國際方面對中國形勢的變動往往難以迅速反應，做事拖拉。對此，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即曾表示過很強烈的不滿。他在給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信中寫道：「為什麼你們一次也不給我寄來薪水？光靠空氣是難以為生的，只好東借西湊靠別人恩施。總之，錢的事情令人難以置信地混亂：昨天和前天我們才收到一部分錢，這是四個多月來第一次。你們自己可以想像，沒有錢會對團的工作產生什麼影響。日子一天比一天難過，儘可能地借著、拖著。各省在這段時期里幾乎沒有得到一個戈比，有些團委簡直是四處逃散，大概是由於饑荒。」《希塔羅夫給青年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信》，1927年8月26日，《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0頁。即使是主持對中共撥款並嚴厲批評中共中央的共產國際代表，也明確認為：「現在給中共的預算，即大約2萬墨西哥元是不夠的。如果考慮到困難的工作條件，黨所擔負的諸多職能，如在農民中、工會和軍事組織中的工作，以及必須建立經常的聯繫，路途又很遙遠等等，那麼黨用這些錢是不能完成任務的。我建議撥給黨的總預算為35萬墨西哥元。應該責成它放棄任何慈善活動，通過國際工人階級聲援的辦法幫助它來做這件事（指救助失業人員——引者注）。責成它按時撥款給五個大省——上海、湖北、湖南、廣東和北方省委各3000墨西哥元。責成它撥給其他省各500墨西哥元，最後責成各地將全部預算的2/3用於報刊。責成黨為工人和農民出版一份通俗的報紙。」「如果黨同意這些條件，那麼預算必須增加到35萬元。」《阿爾布列赫特給皮亞特尼茨尼的信》，1928年2月，《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7），第362—363頁。
當然，莫斯科在國共關係破裂後對中共暴動的支持態度和力度都是很大的，其數目肯定要比上述資料中透露的要大得多。已知莫斯科1927年7月下旬就曾明確電告當時還在中國的蘇聯軍事總顧問加侖（即布留赫爾）稱：「我們不憐惜錢，我們已經給您寄去了，但是在上海被截留了。糟就糟在沒有寄送的渠道。請告訴我們渠道，一切就會就緒。我們將盡一切可能去辦。」同時，史達林也曾指示加拉罕，要他馬上設法從海參崴派一名可靠的特工人員送30萬美元到中國來。中共發動南昌暴動後，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馬上就決定撥出1。5萬支步槍，1000萬發子彈，30挺機關槍和4門山炮，2000發炮彈，緊急海運廣州附近以援助南昌暴動南下的軍隊。這一年10月，共產國際派去中國指導中共發動廣州暴動的是德籍軍事專家諾曼。他的妻子後來回憶稱，諾曼乘船到中國來的時候，就帶了一大筆錢轉交當時在廣州準備暴動的中共領導人。光是這筆錢在途中遺失的數字，就超過好幾千美元。轉見徐元宮：《1927，廣州暴動中的蘇聯因素》，《同舟共進》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