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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智華:中國特大饑荒60周年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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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之所以在黨內高層中力排眾議,心急火燎要實行人民公社化,從經濟角度而言,就是要在一夜之間,完全無償地、全面徹底地、毫無剩餘地掠取5億農村人口的全部人力、物力、物質,投入到他的經濟建設大躍進運動中去。儘早實現他的也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就是把億萬農業人口送進監獄乃至地獄的過程。

4年特大饑荒全國餓死7千5百萬-1億2千5百萬農業人口

中共建國後的1959-1962年的4年間,發生了人類有文字記載開始的亘古未有的特大饑荒,全國性的。餓死人數約7千5百萬-1億2千5百萬之間,占1957年全國農業人口的15%至25%之間(全國農業人口約5億多)。

而8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人數總計才1千2百80萬人(其中軍人作戰傷亡3,227,926人,軍人因病死亡422,479人,平民傷亡9,134,569人,總計人口傷亡12,784,974人。)4年特大饑荒餓死人數是8年抗戰期間傷亡的軍人和平民總人數的6倍以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亡的軍人人數合計約有1,800多萬;死於交戰各方刻意殺戮的平民和戰俘大概也有1,800多萬(其中80%以上死於納粹德國之手);而死於戰爭相關原因如因戰爭導致的災害、饑饉、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徵兵、徵募勞工等的人數則在1,500萬-3,000多萬平民。全部死亡人數不到7,000萬。而1959年開始的4年特大饑荒餓死人數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亡的軍、民總人數。

據顏智華調查,在四川省涪陵專區,有的生產隊(相當於現在的村民小組)在1959-1961年夏天的兩年半中,餓死人數就占總人數的80%。涪陵縣農業人口餓死比例超過50%。四川全省,餓死人數至少在1200萬至1500萬,甚至達到1800萬,約占全省農業人口的20%至30%。四川是全國人口最多的省份,自古有「天府之國」的美譽。在中共建國前從來未發生過因自然災害引起的全省性的大饑荒。甚至在一個縣境內也未見過因水、旱災害糧食減產而發生如1959年開始的這種嚴重程度的大饑荒(全省約180個縣)。

四川餓死人數全國最多,但饑荒嚴重的程度與之相當甚至更嚴重的還有山東、河南、安徽、甘肅、青海等省。河北、山西、寧夏等省饑荒也非常嚴重。

江蘇北部、雲南省、廣西省等,在1959年前農村鬧饑荒餓死人的事就驚動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素有「湖廣熟天下足」的中國糧倉湖南、湖北省,大饑荒4年餓死人情況也很嚴重。蘇、浙、閩、贛和廣東等省也餓死人不少。東三省也嚴重缺糧。

楊繼繩先生在20年前寫就的《墓碑》一書中,記載三年大饑荒全國非正常死亡3千6百萬人的數據主要是從各省里的《地方志》中的統計數據計算出來的。

這個數據是大為「縮水」了的。當年,地方的人口統計數據都是層層上報,上報的數據的第一道管卡在縣委,上報前都要經過縣委第一書記「把關」。書記們在上報糧食產量時,都是以少報多大搞浮誇,為得到上級表彰升官發財。而餓死了人則三緘其口,死亡人數以多報少大量隱瞞,為了掩蓋罪惡保自己的烏紗帽。全國各地的省、地、縣委都是這樣隱瞞餓死人數的。就涪陵地委,1959年至1960年底的兩年,人口減少80萬(根據地方志的統計數據),而在1961年2月上旬召開的省委工作會議上(縣委書記以上的三級幹部會議),地委書記孫俊卿就涪陵專區餓死人的問題做檢討認錯,說「人口減少40萬······。」打了對摺,少報40萬。這還是當時省委派出的欽差大臣梁歧山(省委整風整社工作團涪陵分團負責人)對涪陵地委餓死人的責任進行嚴格監督下,地委才給省委報告40萬的數字。在其它專區(全省有約17個專區級行政區劃),省委排除的欽差大臣對地委上報餓死人數的監督,多沒有梁歧山這樣認真。

在其它省,也有不少地方黨委隱瞞餓死人數的情況發生。據《炎黃春秋》主編之一的洪振先生披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無為縣誌》提供了一份《無為縣人口變動情況表》,其中1958年底的總人口是950,056人,1959年底為820,259人,1960年底為662,557人。這就是說,無為縣在從1958年底到1960年底二年內人口減少了287,499人。人口減少的原因,不外死亡和外流。縣誌提供的死亡數字,1959年為86,278人,1960年為41,703人,合計127,981人。外流,這兩年淨遷出16,184人。兩者合計,只有144,165人,與減少的人數相差甚大。同時,這兩年還出生了22887人。因此,縣誌的人口數字是矛盾的。根據《安徽省志•人口志》提供的安徽省公安廳匯總的各縣人口死亡數字,1960年無為縣死亡人數是126,524人,比縣誌84,821人,相差這麼大,合理的推測只能是編修縣誌時做了手腳,隱瞞了死亡人口。」

在河南省,那個信陽專區(下轄17個縣)餓死百萬人的數據也只是統計至1960年10月份前,此時4年特大饑荒時間尚未過去一半。就是這100萬死亡數據,也是由中央監察委調查組去查證的。4年特大饑荒信陽專區餓死人數至少在180萬-200萬。當年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在1961年一次會上說河南省三分之一的地方情況類似信陽專區。實際河南全省大饑荒餓死人的問題嚴重程度和信陽專區差不多。在全國紅極一時的碴岈山人民公社就在信陽專區,也餓死很多人。河南省餓死人的罪魁省委第一書記吳之圃被追究責任,免去省委第一書記改任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實際是平級調動。官職比接任他河南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潘復生還高半級,

這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的1958年下半年,像蘇北、魯南、雲南地區農村的饑荒就很嚴重還餓死人了,情況都上了新華社《內參》。1959年春,山東菏澤專區的農村人民公社食堂無米下鍋,停伙斷炊。饑民吃樹皮、麥苗,還攔路搶劫運糧的汽車。逃荒人數上100萬。情況報告都送到了毛澤東案頭。4月下旬,毛澤東在國務院辦公廳的專題文件上批示「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實際全國五億農業人口都無飯吃。

毛澤東和他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們,都知道從1949年中共解放軍南下所到之處,農村里就開始普遍發生嚴重饑荒餓死人——強行向農民高額徵糧(農業實物稅),征糧工作隊都帶槍,類似武裝搶糧。黃炎培(中國民主建國會負責人、政務院副總理)在1950年初給毛澤東寫信,報告上海和蘇南共產黨政權高額徵糧使農村餓死人,言下之意是批評共產黨不顧農民死活。鄧小平賀龍分別從南、北兩路帶領人馬約40萬進入四川後,也是強行征糧,民眾怨聲載道。國民黨舊政權遺留人員借民怨發動武裝暴動,戰火燃遍整個雲、貴、川3省,共產黨新政權調動正規軍耗費了半年多時間才鎮壓下去。而消滅國民黨聚集在四川的正規軍隊40萬人馬才費時兩個多月。從1950年到1958年的9年中,中共政權徵購糧食數量年年加碼,到1958年,像涪陵這樣的山區,徵購糧食數量是1950年的3.5倍;1950-1958年(9年)徵購糧食總數量是民國1940-1948年(同樣是9年)民國政府征糧(實物稅)的2.6倍。在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前的9年中,天府之國四川,農民家庭都是糠菜半年糧,農村里常有人餓死,這個現象在中共各個地委、縣委的歷史檔案中有大量記載。

1959年毛澤東的秘書室主任田家英去江西九江出席廬山會議,告訴同船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說:你們四川農村有餓死人的······。田家英當時在四川成都遠郊區農村駐點調查研究,和人民公社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李井泉回答說:「那朝那代沒有餓死人的······?」1956年廣西一個縣農村餓死人的事情被人告發到中央監察委,1957年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等官員被撤職。陳被處分的真實原因應該是其它事情得罪了高層領導,藉故拿他開刀。前面談到的四川、河南、安徽等省都分別餓死上千萬、數百萬人,省委第一書記都升官。全國受處分的,就只有河南一個路憲文(信陽地委書記),還有幾個縣委書記。四川餓死1千幾百萬人,省委只追究了豐都和滎經兩個縣的縣委書記的刑事責任。包括路憲文在內,在當年被省委或者中共中央拋出作為替罪狼的因餓死人受處分的地委、縣委書記在1979年都撤銷了原來的處分(包括刑事處分),恢復原來的行政級別待遇。而餓死(包括在反瞞產運動中鬥死打死)的至少7千5百萬農業人口,至今未得到撫恤。近年來,以徐州師範大學數學教授張經先為代表的幾個文人,還公然不顧歷史事實,要翻轉1959-1962四年中餓死數千萬人的公案。這個公案,當年擔任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以及其它職務的幾萬名中共官員,在1961年開始的以「整風整社運動」作為載體的「糾左」工作中,都是公開承認了的事實。文革(三年)初期,地、縣級以下的地方造反派造反,其仇恨主要方面就是共產黨官僚人為製造了這場大饑荒,餓死了他(她)們的父老鄉親,兄弟姐妹,親戚鄰里。這幫官員也在各種場合、用各種方式認罪道歉,公開檢討。1980年中共中央召集全國4千高級幹部聚集北京討論共產黨建國30年歷史的成敗得失《關於中共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完全否定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為止的20年歷史。鄧小平獨斷專橫否決了與會絕大多數人的意見。鄧小平深知丟掉毛澤東這面旗幟和這把刀子,包括他在內的共產黨高層官僚集團在中共建國前後的所有反人類罪行都將會被清算。他的「四個堅持」的根基將不復存在,共產黨專政會一夜間傾覆。因為毛澤東犯下的所有反人類罪行都有他鄧小平的份。鄧小平是共產黨高層中血債幫幾大巨頭之一。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包括涪陵在內的四川省的中共老幹部,絕大多數人對中共1958年後20年的歷史都是持全盤否定批判態度的,不少人還寫了文章發表在地方期刊上。

在民間,據顏智華調查所及的原四川省涪陵和江津兩個專區,農民們都有一本受共產黨壓迫的苦難史,血淚帳。包括年輕人都知道他們的父輩(包括爺爺奶奶)在4年大饑荒中死裡逃生的故事;1979年前的30年間餓肚子的難受滋味。

4年特大饑荒,餓死7千5百萬以上的人口,完全是共產黨之禍、整個共產黨官僚集團之禍、毛澤東之禍。

就事論事而言,1958年下半年開展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它是在農業合作化運動剝奪了農民家庭的生產資料(耕地和大型農具)的基礎上,再剝奪農民的生活資料(私有房屋住宅、家具、生活用品(鍋碗瓢盆)、家中的糧食、餵養的豬甚至雞鴨鵝等);還有農業社裡尚未分配給社員(農民)家庭的當年的口糧、現金(都是社員勞動一年的報酬);還有農業社裡的公共積累(公積金和備用糧食,都是社員共有的財物)。還沒收了農民家庭的自留地和自留地里的莊稼。

所謂」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完全是一個假命題。公共食堂剛建立,強迫各家農戶把家裡的糧食交到食堂去,之後地里收穫的糧食中本應該分給社員家庭的口糧再也不分給社員,而是集中在食堂里,強制社員全家到食堂吃飯——但是是吃不飽的,後來無米下鍋停伙斷炊餓死人······。

四川江北縣石船區麻柳公社(鄉)民利村村民楊勇(右)告訴顏智華:1958年人民公社剛成立伙食團(公共食堂),是由各家各戶逗(拿)糧食去的,吃的好。後來逗的糧食吃完了,食堂就斷糧了······。

食堂斷糧,飢餓的社員在家裡煮野菜吃都是提心弔膽的——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在家中煮東西吃就是反對公共食堂就是反對人民公社,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輕則沒收鐵鍋,重則批鬥毆打。

名義上是人們公社社員的農民,沒有人身自由;被剝奪了全部財產和財物;強迫勞動;強制集體生活方式(公共食堂制度);普遍的虐待、打罵及各種方式的迫害;長期的飢餓、死亡······。人民公社化制度具有中國古代皇權暴政下監獄制度的野蠻原始、納粹監獄殘暴血腥、蘇聯史達林古拉格(勞改集中營)里重在迫害」政治敵對分子「等的特徵。即它具有上述監獄制度的6大要素。人民公社就是看不見圍牆的監獄——勞改農場。這是1958年9月通過人民公社化運動所建立起來的「共產主義天堂」——全中國農村的制度形態的屬性與特徵。

毛澤東之所以在黨內高層中力排眾議,心急火燎要實行人民公社化,從經濟角度而言,就是要在一夜之間,完全無償地、全面徹底地、毫無剩餘地掠取5億農村人口的全部人力、物力、物質,投入到他的經濟建設大躍進運動中去。儘早實現他的也是共產黨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過程,就是把億萬農業人口送進監獄乃至地獄的過程(見第二、三集)。

體制內的老一輩有人感嘆:我們的人民是多麼好啊!寧願餓死都不搶糧。

也有晚輩提出疑問:為何不去搶糧?

老一輩的「感嘆」只是政治謊話;

晚輩們應該知道的是:「囚徒在監獄裡面搶糧可能嗎?」

在百年共產主義運動造成的人道主義災難中,特別是在中共建國後製造的各次災難中,人民公社化運動所造成的特大饑荒餓死7千5百萬以上的老百姓(主要是農業人口)是其中最大的災難,劫難。

為罹難的億萬父老鄉親默哀!

(2019年9月)

(本專題共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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