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悲哀：該學的不會，沒用的都知道，扭曲知識塞滿一腦瓜。（網絡圖片）
1971年，我們全家終於相繼回到北京，又沒多久，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那年，我踏進了人民中學讀初一，進了學校才發現，我居然連小數點、漢語拼音都不會，錯別字連篇，好在我不算笨，也知道讀書的好處，很快就趕上了，數學課拿到了90分以上，還學會了用漢語拼音查字典，歷史、地理、語文老師都很喜歡我。這時，雖說還有考試，但考試不影響升學、無關畢業，再加上人人都知道未來不是當工人、入伍，就是下鄉插隊，所以沒多少人聽課。我們全班30多人，只有7位同學專心聽講，其他人都是在課堂上睡覺、聊天、瞎玩。
那時的老師很有水平，我就讀的人民中學，後改為165中學，有著百年歷史，曾經是所教會學校，所以擁有不少一流的教師。數學老師劉淑訓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我剛進學校時她還戴著大口罩在掃地，因為被懷疑為日本特務，後來終於走上講台，依然留著個「特嫌」的尾巴。歷史老師時宗本曾先後在輔仁大學和燕京大學讀書，地理老師王守讓則畢業於輔仁大學，即使1949年以後讀大學的老師讀的也是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這樣的名牌大學。但是，當時由於大學畢業的師資不足和政治的需要，已經開始讓中學畢業的學生教書，主要教政治和當輔導員，結果，我們學校發生過多次老師和高中學生談戀愛的風波。
我在165中學讀了初中和高中，共5年，有語文、數學、政治、歷史、地理、化學、物理、外語、農業基礎知識、工業基礎知識，最後這兩門新課程就是為了將來進工廠、下農村做準備的，後來的經歷證明，基本沒用。
語文課其實和政治差不多，所有課文都圍繞著階級鬥爭，有的課文實在難以稱之為語文範文，只能說是合乎當時政治需要的階級鬥爭範文。魯迅是當時推崇的文化巨人，已經被形容得比共產黨員還共產黨員了，所以，課本里必然會有他的文章，但都是《論雷峰塔的倒掉》《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友邦驚詫」論》《祥林嫂》《孔乙己》這樣的文字，經過老師的解讀，我們從中得到的是封建禮教吃人、反動勢力一定要打倒這樣的信息，從此也知道梁實秋、林語堂、楊蔭榆都是反動派的幫凶。文言文雖說也被選入，但像《東郭先生》一類的文章，其目的就是告訴我們對敵人絕不能心慈手軟。課文里還有文革中的報刊文章，我記得選有一篇《楊水才》，因為楊水才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是毛主席讚揚的，他的「小車不倒只管推，只要還有一口氣在就要幹革命」的豪言壯語是輿論宣傳的。楊水才的事跡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不結婚，只讀毛主席著作，有一次他問中學歷史老師在講什麼課，回答是從猿到人，他馬上批評道，講那些幹嘛，還是講講咱們的「老三篇」。
外語課分英語和俄語，那個年代連中文課都沒人聽，如何上外語課？老師只好勸導大家，學英語是因為毛主席還在背英語單詞，而學俄語是將來社會帝國主義侵略我們時可以用得上。我們學的英語是毛主席萬歲、祝毛主席萬壽無疆，還有一篇課文《半夜雞叫》，裡面別的沒記住，可周扒皮的那句話：起來，幹活去，你們這些懶鬼！人人都會。我們的英語老師姚景唐畢業於洛陽軍事外語學院，教這些真是大材小用，記得他還教了一句繳槍不殺，我們也記住了，因為他說朝鮮戰爭時，這句英語被改成「葡萄糖一根兒」，教會了所有戰士，從此同學互相打鬧時都喊「葡萄糖一根兒」。
歷史課就是鴉片戰爭、太平天國、義和團、五四運動，政治課則是10次路線鬥爭再加秋收起義、八一南昌起義、井岡山會師、五次反圍剿、長征、遵義會議，那個時代，10次路線鬥爭，人人了如指掌，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是我們的基礎知識。抗日戰爭，我們所知道的內容就是國民黨消極抗戰、積極反共，而抗戰的主力則是共產黨。少量的革命電影也逐漸被解禁，《地道戰》《地雷戰》《平原游擊隊》《小兵張嘎》出現在電影院裡，成為我們這些孩子對抗戰的基本認識，至於南京大屠殺、台兒莊戰役、慰安婦，那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才知道的事情。平型關大捷曾經是我們了解最詳細的抗日戰役，連被殲滅人數、被擊毀車輛的數字都記得很清楚，但「九一三」事件後就隱去不提了。
文革前，我們這些少年兒童最響亮的口號是：時刻準備著！而文革期間，全國人民，也包括我們這些學生，「提高警惕、保衛祖國、準備打仗」自始至終響徹雲霄。前些年，北京萬壽路一家以鮑魚聞名的餐館，每天早晨員工培訓的口號竟然也是這一句，足見這一口號早就滲透進我們的血液里。可以說，我們是在戰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拉練這個詞，現在打開詞典說是部隊訓練的一項內容，可我們這些初中學生當年經常離開學校、跑到郊區拉練，像士兵那樣學會打背包、背背包，雙腿腫痛、腳底磨泡，都是我們經歷過的事情，為的是戰爭到來可以隨時出征。比拉練更頻繁的是在學校里挖防空洞，有一段時間每周下午都在那裡挖掘，挖出的土就運到東單公園，我曾經多次跟車去公園卸土，如今公園裡那座小山也有我的一份功勞。我們中學的防空洞與四周的防空洞還連成了一片。為了配合戰備，政治課里增加了納粹德國發動閃電戰的內容，這讓我們聽得津津有味。此外我們還常去電影院觀看教育片，內容主要是老沙皇和新沙皇如何掠奪我國領土，如何亡我之心不死。
文革里的戰備教育讓我們的戰爭意識深入骨髓，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許多人與我一樣，在地震那一刻都以為是蘇修扔原子彈了。事實上，「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除去自己打自己的文革武鬥以外，境內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戰爭，兩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都是在境外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而60多年來讓中國大陸死傷慘重的一是大躍進、二是文革，還有就是大地震，幾次大地震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可我們從來沒有接受過任何地震防備的基本教育，每次地震都讓老百姓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應對。
憶苦思甜是我們經常接受的階級鬥爭教育。憶苦，是讓我們知道「三座大山」壓迫下的舊社會，國民黨反動派、資本家、地主老財，無惡不作，貧苦人民忍飢挨餓，牛馬不如；思甜，是讓我們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來之不易，因此要感謝毛主席。我們吃過憶苦飯，那是由糠和爛菜葉子混合而成的窩窩，還聽老工人、老貧農上台控訴舊社會，但每次控訴都是老一套，所以不生動、也不感人，儘管大家口號震天，但除了幾個特別愛表現的同學痛哭流涕外，其他人好像無動於衷。尤其是憶苦飯，有的同學因為家境困苦，天天吃窩頭加鹽水，而且還吃不飽，所以也沒覺得苦到哪裡去。那時有一句話很流行，叫「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好像泡在了蜜罐里」，可有的同學就說還從來沒吃過蜜呢。那時對外主要教育我們仇恨蘇修、對內主要仇恨劉少奇和林彪，而劉少奇和林彪就是妄圖復辟資本主義，回到舊社會，讓我們「吃二茬苦、受二茬罪」，所以，憶苦也是為了加深對劉少奇和林彪一夥兒罪惡的認識。
了解國際時事是我們在文革中的一種生活，身在西下窪、放眼全世界，是我們的座右銘，國際時事主要靠讀報紙、聽廣播，再加老師上課得來的。那時我們對國際的了解雖說很偏狹，卻特別細緻，以至連世界上一些小國小黨都格外清楚。
美帝，被我們打倒了許多年，但後來的主要敵人又換成了蘇修，全國所有輿論10幾年中始終以蘇修為靶子，三年困難時期撤走專家、撕毀合同、逼中國還債，而今在邊境陳兵百萬、覬覦我國領土、隨時可能來犯，這些話語，我們大多能倒背如流。尼布楚條約、璦琿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伊犁條約等等，是我們必須背誦的歷史知識。
印度支那三國四方，如今恐怕已經被人遺忘了，可那個年代卻是我們最熟悉的知識，還一再被列入考試的內容，多次遊行都是為了這三國四方。越南是「同志加兄弟」，胡志明是我們尊敬的越南領袖，越南北方的領導人黎筍、長征、范文同、武元甲、黎德壽，我們耳熟能詳，甚至我們都知道越南南方共和臨時革命政府領導人黃晉發、阮友壽、阮氏萍的名字，因為這些名字天天出現在報紙上、廣播裡。
估計我們那代人對柬埔寨政治之熟悉，已經超過了柬埔寨的老百姓了。紅色高棉是我們多年堅持支援的對象，波爾布特、喬森潘是報紙和廣播裡天天歌頌的人物；當然還有西哈努克親王、莫尼克公主、賓努首相，他們的見報率和周總理一樣多，我們經常在電影院裡跟著和藹的「努克」、美麗的莫尼克、搖頭晃腦的賓努週遊全國各地，欣賞美景，吟詩作詞，陪同常常是文豪郭沫若，他們的行蹤幾乎都拍成了記錄片；先是朗諾、施里瑪達集團，後是洪森、韓桑林，都成了我們打倒的對象，其實這些人長什麼樣當時我們根本不知道，只是隨著報紙一起喊而已。
寮國的蘇發努馮親王、富馬親王，當年念起這些名字，就和我們說鄰居街坊一樣熟悉；澳共（馬列）主席希爾，大概澳大利亞都沒幾人知道，而我們中國人卻最熟知，因為他每次來中國都受到毛主席接見，永遠登在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朝鮮是「鮮血凝成的戰鬥友誼」，但那時好像中朝關係不如中越顯得那麼熱烈，只是每當中國來了政治運動，金日成都會表示支持，我在人民日報上就讀過他支持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批投降派的來電。
阿爾巴尼亞是「歐洲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黨、兩國人民……」這封毛主席致阿爾巴尼亞的賀電還被譜成曲，旋律上口，人人會唱。地拉那，阿爾巴尼亞的首都，改革開放以後我經常問外國人，回答都說不知道，而我們全國男女老少那時誰人不曉？霍查、謝胡，連國防部長巴盧庫，在我們這裡都如雷貫耳，後來，巴盧庫成了反黨集團頭子，我們都說他是阿爾巴尼亞的林彪。
中國當年拚命援助和支持的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後來都曾與中國交惡，記得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後，一位伯伯來我家串門說，阿爾巴尼亞開始公開批判中國，對毛主席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也是全力攻擊。中國在阿爾巴尼亞的眼裡，已經成了中國眼裡的蘇聯。回想起來，當年的革命外交路線真是徹底失敗，口號白喊了、援助白給了、仗白打了、人白犧牲了、歌也白唱了，原來養了一群白眼狼，我們受騙上當不說，還打腫臉充胖子，反不如以後的中美、中蘇、中日關係，獲得的好處特別多。其實，蘇聯和東歐國家一直堅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席位，作用不小，並不像有人說的那樣，完全是靠「非洲兄弟抬著進入聯合國」的。
我在中學時，正趕上毛主席號召多學點理論，於是我就經常參加課外學習小組，讀了一堆的馬列原著，讀過之後的感覺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越讀越對現實有懷疑，總覺得現在距離馬克思主義太遙遠。文革前期，書店裡除了馬恩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外，幾乎沒書，而圖書館長期被禁閉，文革後期，隨著批林批孔、評法批儒、評《水滸》的運動，書店裡開始出現一批所謂儒法鬥爭的書籍，儒家都是「供批判用」，法家則是為了學習，一律由工農兵大批判組注釋，這讓我讀了不少書，買了不少書，如果不看前言，不看套話注釋，還是開卷有益。我家有位鄰居曾文經是哲學系教師，忽然間門庭熱鬧起來，一個工廠的工人理論組每天一早就過來，說是和曾老師一起注釋法家著作，可爭吵聲常常從窗戶里傳出，最後不歡而散。好在那時不是文革前期，社會沒有那麼嚴酷，他沒有因此被批鬥。
文革時期，我們獲得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是靠報紙社論轉引，二是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中學生都經常集中起來傾聽中央文件的傳達。每項指示一出來，都有特定所指，但常常語焉不詳，頗費揣測。文革後期，大家都明白上面有兩股勢力，明爭暗鬥，此消彼長，一遇毛主席指示出來，周圍的長輩都會在那裡紛紛猜測，這是指誰的，那是批評誰的。例如「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這幾句我記得非常清楚，不僅老師、父母、鄰居在議論，同學之間也在傳小道消息。「走後門」在那個時代非常盛行，似乎幹什麼都會想到「走後門」，招工、當兵、逃避上山下鄉，買熱門商品，都有人「走後門」。售票員、駕駛員、郵務士、保育員、理髮員、服務員、售貨員、炊事員，這「八大員」是當時最好的工作，更有人靠後門往裡鑽，還有人靠著頂替制度，讓父母提前退休，然後自己頂替當工人。我哥哥高中畢業那年一門心思想入伍，我父親想盡了各種辦法找後門，可我家在部隊實在沒什麼後門，只得作罷。
文革後期，除了8個樣板戲外，終於出版了一些小說，還上映了一批新電影，都是反映階級鬥爭的，也有舊作新拍，浩然是那時最著名的作家。不過，包括8個樣板戲在內的所有新舊作品裡，那時最鮮活最生動的形象幾乎都是反面人物，而且語言也有味道，不那麼乾癟生硬，讓我們過目過耳不忘，如刁德一、胡傳魁、鳩山、錢廣、馬小辮、松井、湯司令、胡漢三，還有葛優的父親葛存壯飾演的那個講授「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我讀過的一部有史以來最差的小說叫《虹南作戰史》，也誕生在那時的上海，後面署名是集體創作。電影《閃閃的紅星》是那個時代家喻戶曉的影片，也是最著名的兒童片，可現在看來，一個孩子又殺人又放火，實在是「兒童不宜」，不知為什麼，這部影片時至今日竟然還在電視頻道不斷播出，說是愛國主義。對電影《決裂》，當時我已經心存疑惑。郭振清飾演的那個主角舉著一個長滿老繭的手說，有人講上大學要有資格，看，這就是資格！我想，既然如此，那何必叫大學？乾脆辦個農業小學豈不更省事！實際上，這也是我對當時工農兵上大學的想法。我的三姨夫在天津大學為工農兵學員上課，他告訴我，有的學生連小學水平都不夠，多數人必須從初中開始補起。於是我就發問：那這個大學又有什麼意義？我也常想，大學畢業生甚至中學畢業生都被說成是世界觀沒有改造好，是小資產階級，必須接受工農的再教育，那為什麼不取消大學和中學，讓大家直接當工農不就得了！何必費了那麼大勁，將人培養成資產階級，然後又費勁再來改造？
那時的外國電影就那麼幾部，觀眾都是來回欣賞，情節爛熟於心，如蘇聯的《列寧在十月》《列寧在一九一八》；朝鮮的《摘蘋果的時候》《賣花姑娘》《南江村的婦女》《鮮花盛開的村莊》《看不見的戰線》《永生的戰士》，其中的「600工分」（《摘蘋果的時候》），特務老狐狸還有接頭暗號「你拿的什麼書」「歌曲集」「什麼歌曲集」「阿里啦」（《看不見的戰線》），印象最深；越南電影的名字都忘了，只有一個跳大神的鏡頭，「天靈靈地靈靈」一直難忘。阿爾巴尼亞的電影水平最高，《海岸風雷》《地下游擊隊》《寧死不屈》《廣闊的地平線》《勇敢的人們》《第八個是銅像》，讓我們領略了歐洲電影的手法。這些電影今天看起來實在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但當時都比中國電影好看，朝鮮電影有愛情，蘇聯電影有生活，阿爾巴尼亞電影有情趣，所以，我們百看不厭。
看內部書、欣賞內部電影、去內部書店，是70年代前期北京一些人的生活。我讀過的內部書有《林肯傳》《拿破崙傳》等，鄰居王金陵是王崑崙的女兒，人民大學語文系教師，她翻譯的《這裡的黎明靜悄悄》特意送給我父親一本，前面標明供批判用，我反覆讀了多遍。日本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戰》《聯合艦隊》等內部電影，誰如果有幸搞到一張票，就是榮耀，看過之後個個津津樂道，讚不絕口，沒人對日本軍國主義產生什麼仇恨，同學裡還有人非常崇拜山本五十六和神風突擊隊，其中有位團幹部將這種崇拜居然寫進了思想匯報，在學校轟動一時。人民大學當時已經被撤銷，我父親當時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工作，不但常常可以給我帶回來各類禁書，還能開出內部購書介紹信，我時常手持介紹信去琉璃廠的中國書店內部營業部看書、買書，一看就是半天，裡面的幾位店員都認識我，誇獎我會買書，物美價廉。我買了《於湖居士文集》《蘇東坡文集》《經傳釋詞》《經籍纂詁》等，最高價2元5毛，最低價5毛，都是線裝書，可惜那時我沒多少錢，以瀏覽為主，不然可以擁有多少善本珍本啊。
我父親在北師大圖書館的同事中，有好幾位是因歷史問題而不准登上講台的，有的留日，有的留美，有的留德，都會三門、四門外語，所以被分配到圖書館做編目工作。一位姓賈的伯伯會英日俄德法西5門語言，被定為「特嫌」「有嚴重歷史問題」，他曾抽空教了我半年日語，我至今未忘。如今回憶起這幾位老先生，很替他們遺憾，一肚子學問卻長期不能教學生，算是白白耽誤了。
文革從頭到尾都是與教育過不去，與老師過不去，與考試過不去。開始是鬥老師、打老師，學校長期無法正常上課，後來又不斷地掀起事端，運動不停。從馬振福公社中學事件、批判《園丁之歌》，到學黃帥反潮流、學張鐵生交白卷、批師道尊嚴、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老師始終是靶子，而且總會拿考試開刀。後期的這些批判浪潮，我們這些中學生都被要求寫出批判文章，我在班裡算個寫手，又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所以，黑板報、廣播稿和大字報沒少寫。在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時，學校團委要求第二天必須貼出自己署名的大字報，我只得寫了一張「令人髮指的教育」，不點名地批判我們的物理老師唐潤和。唐老師沒有歷史問題，60年代清華大學畢業，所以在那個課堂紀律十分混亂的年代，敢於站出來維護秩序，愛搗亂的同學們都怕他，而他對我們這些愛學習的學生卻關懷有加，可我實在找不出什麼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的問題，因此，他的形象就成為我的批判對象。這張大字報讓我後悔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