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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特色世界紀錄:因為愛眨眼 竟然丟了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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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在台上批鬥王建國叫他必須「老實交代」,他老兄卻在台下一個勁地眨眼睛,其「眨動」的「頻率」肯定高於一般人。於是立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幹部發現,說鍾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國「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話說得,哪句話說不得。人家分析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而且是眾目睽睽看見的,你還「抵賴」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著幹什麼?不停的眨眼乾什麼?真是「鐵證如山」。立馬被隔離禁閉,最後被定為該「反革命集團骨幹」!

只要是人,是活著的人,沒有不眨眼睛的。眨眼是一種快速的閉眼運動。常見有兩種:一種稱為保護性的,如當外界物體接觸到我們的眼角膜時,或者有人示意恫嚇你,或耀眼的光束在眼前突然閃過,都可以引起眨眼動作。這種反應,在醫學上叫做「角膜反射」。第二種眨眼的起因至今尚不太清楚,這是每個人平時常做的一種眨眼動作,並無外界刺激存在,由於是在不知不覺中做的動作,所以叫做「不自主運動」。據統計,一個人每分鐘要眨眼1O余次,每次眨眼要用0.3-0.4秒鐘,通過這種眨眼能夠將眼淚水均勻地分布在角膜和結膜上,保證它不幹燥。我之所以講這麼一大堆「廢話」,是因為我們這個悲劇性故事中的主人翁,平時有個愛眨眼睛的習慣,而就因為這個對誰都無妨害的「習慣」,竟然把命都丟了!這在古今中外史上,恐怕再難找到第二人。

此人姓鍾名毓文,是當年湖北省漢陽一中語文教研組的組長,一位勤勤懇懇教書育人的老師。當時的漢陽一中,在中國大陸是當地所謂的「重點中學」。也就是說在師資、教學設備和其他教育資源上都比同類其他學校享有更優越的條件。因而升學率也大大高於其他同類學校。這是中國大陸教育界多年形成的陋規。

但是到了1957年,由於毛澤東對外一邊倒向蘇俄,為了死保邪惡的北韓,不惜對抗聯合國軍,付出了慘重代價,又欠下蘇俄一大筆債。對內從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到統購統銷、合作化等一糸列的政治運動,全是大開歷史倒車,把個中國已搞得來民窮財盡,內外交困。更加毛澤東立足於要打世界大戰,醉心「人海戰術」打敗了國民黨,於是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4億5千萬左右,六、七年間就劇增了一億多人。而工、農業生產,在「大鍋飯」,合作化的體制下,生產力已嚴重受限,所謂「社會主義經濟飛速發展」,只是黨報上的妙筆生花。而人口猛增更加劇了就業、升學形勢的嚴峻。但為了標榜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硬說在資本主義社會是「畢業即失業」,於是打腫臉充胖子。硬「包下」大、中專畢業生的工作分配。但僧多粥少,早已捉襟見肘,打腫的「臉」也無法長久裝「胖」。於是只好強壓升學率,以減少畢業分配給就業帶來的壓力。這就是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決非御用文人所吹噓的什麼「反右前五十年代的新中國欣欣向榮」之類的神話。

就是在這樣的「一派大好形勢下」,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日《教師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年「二十個初中畢業生中,只有一個能升入高中;一九五七年孝感專區下達的招生計劃,漢陽縣當年應為初中畢業生一千零一名,計劃招收一個高中班(五十名),升學率只有百分之五」。連高中你都「沒門」,還談什麼進大學,分配工作呢?1957年6月12日上午漢陽一中青年教師李穗,在初三(四)班上課時便對學生講了這件事。她說「今年高中招生比例很小,二十個中取個把」。李老師的本意應是提醒和鼓勵學生好好用功。但這位青年教師卻忘了中國是個不能說真話的國家。尤其對學生更是只能報喜,不能報憂。她這句本是好意的話,卻捅破了那張畫著「前程似錦」的廣告紙,更觸動了每個學生最敏感的神經。

一下課,學生們就去找到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和校長韓建勛,詢問升學率到底是多少。而這兩位「學官」,只好以假話來安撫學生。由於事起蒼促,假話未先取得「共識」,因而回答口徑各異。於是更激怒了學生,知道校領導在欺騙他們。於是提出要到縣教育局查看文件,校長韓建勛、和副校長王建國雖予勸阻但未能奏效。午飯後,初三(八)班一名學生敲響了集合鍾,全校九個初中畢業班的部分學生湧向操場,一哄而出,到教育局去討說法,沿途有的學生還寫了一些要求升學的標語。涌到縣人委會後,學生推出代表,要求縣長接見。因為縣長不在,教育局和其他辦公室都沒有人,學生翻不到文件,就扔辦公用品,在牆上書寫要求公布升學比例之類的標語,到郵電局給二中、三中學生打電話請求聲援(電話未通)。不久,學生得知縣長在縣委會,又一齊來到縣委會,見縣委會鐵大門關閉,便去推撞大門。這時,縣兵役局長和團縣委一名官員,由於平日作威作福,高高在上習以為常,見此情景,便出來進行恐嚇和辱罵。由此更激怒了學生。於是雙方產生語言衝突。官方便定學生為膽敢「圍攻」縣委幹部。

第二天,即6月13日上午,又有數百名學生列隊上街,副校長王建國在勸阻無效後,於是自己帶著部分教師跟著學生一道以防事態擴大。學生代表到縣人委會向縣長韓茂林提出要求擴大招生比例,縮小城鄉招生差別等完全正當的要求,卻遭到韓茂林蠻橫地拒絕。有的學生不服,拉扯著縣長帶領他們去省教育廳請願。有兩名機關幹部為討好縣長,竟對學生動手與學生發生衝突,被學生捆住,押經縣委會門前時,被縣委機關幹部攔截下來,並扭打扣留了幾名學生。王建國為防止事態擴大,趕來要求放出被扣留的學生,縣委官員根本不理,強行將幾名學生扣押不放。在幹部與學生爭吵加劇時,官方使出毒招,招集了數百名以黨、團員為主的工人對學生大打出手。中學生怎麼是這些壯漢痞子的對手?多名學生被打,並被強行驅散。有的學生被家長拉回家,至此,學生請願被強行鎮壓了下去。

此時正值老毛御筆親撰的人民日報六.八社論《這是為什麼》剛剛出籠,正要抓「典型」。漢陽一中幾個中學生吵吵鬧鬧的事,大不了算個治安事件。可中國的事,尤其在毛澤東暴政年代,你撞在政治運動的風尖浪口那非死人不可。此事立馬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小匈牙利事件。」。接著,孝感專區與漢陽縣委共同組成所謂「考查團」進駐漢陽一中。但這些整人專家也明白,如把那麼多初中生統統打成「反革命」實在說不過去,而且就是為了個升學率,人家又沒有要求實行民主、自由,如何去騙天下人?但這些經驗豐富的階級鬥爭專家,早有一套製造政治冤案的公式與操作規程。正如要定1989年愛國學生是「反革命暴亂」,便指其背後有「操縱」學生的「黑手」一樣,漢陽一中學生背後也有「反革命份子」指支,操縱。這就是人家幾十年一貫整人的固定模式。

他們經過一番「階級分析」的排查,首先確定副校長王建國是個最好捏的「軟柿子」。王建國時年三十二歲,1950年從湖北革命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漢陽縣工作,1952年調任縣一中副校長,主持全校工作。但此人家庭出身是富農,又有所謂「三青團」的歷史問題。在毛澤東暴政年代家庭出身地主、富農就已基本具備「反革命份子」的「資格」了。何況又加了個「三青團」。所謂三青團,即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簡稱。實際上是國民黨執政年代的一個青年群眾性組織。而且根本沒有共產黨、共青團那麼嚴密的審查程序和嚴密的組織制度。其團員往往都是許多人一起集體加入,加入後根本沒有什麼「組織活動」,一個鬆散性虛名群體而已。但這些整人專家,便拿來與共產黨、共青團相提並論,那你不是反革命是什麼?就這樣一錘定音,王建國就成了學生「鬧事」背後的「反革命黑手頭子」。

更為荒唐的是,根據階級鬥爭的偉大理論,既然有了「反革命黑手頭子」,又出了這麼大的學生「鬧事」,那肯定就還有「反革命集團」在背後操縱,這才符合偉大的階級鬥爭的「理論」。於是凡與王建國工作上接近的,甚至曾在湖北革大與王同學的,或許有一點政治歷史問題的,乃至一塊與王建國陪客喝過酒的,都被列為「反革命集團」成員,而這個集團的首領自然是王建國,「骨幹分子」則有副教導主任楊松濤、張良紹,原一中教導主任、當時縣教育局副局長鬍平軒,教研組長鄒振巨,初三(七)班班主任、「革大」同學胡斌等人。真是天羅地網,一網打盡,在劫難逃。

但語文教研組組長鍾毓文與上面任何一種情況都不沾邊。照理說他應該是平安無事了。可有一天開大會批鬥王建國等人,我們這位鍾老師神差鬼使地跑去坐在台下第一排。人家在台上批鬥王建國叫他必須「老實交代」,他老兄卻在台下一個勁地眨眼睛,其「眨動」的「頻率」肯定高於一般人。於是立馬被有高度革命警惕的革命幹部發現,說鍾毓文在台下向王建國「使眼色」,示意王哪句話說得,哪句話說不得。人家分析得「頭頭是道」,「有理有據」,而且是眾目睽睽看見的,你還「抵賴」得了?不然你跑到台下第一排去坐著幹什麼?不停的眨眼乾什麼?真是「鐵證如山」。立馬被隔離禁閉,最後被定為該「反革命集團骨幹」!

請看,革命人民的警惕多麼高!哪個狡猾的反革命份子能逃脫這天羅地網?!

1957年9月6日,在反右運動血雨腥風的高潮聲中,漢陽縣召開公判大會,以「反革命暴亂罪」判處王建國、楊煥堯、鍾毓文死刑;對胡平軒以及鄒振巨、胡斌等九名教員和一名學生分別判處二至十五年有期徒刑;將那位說了一句真話「今年升學率低」的青年教師李穗等三人送勞動教養;給三名教師戴上「壞分子」帽子;韓建勛等十一名教職員和十名縣直機關、政法機關幹部受到黨紀政紀處分,三十三名學生被開除多麼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銅牆鐵學籍、團籍和勒令退學…….

多麼偉大的「階級鬥爭」,多麼正確的「反右」運動,壁啊!

2009年4月2日初稿。6月18日修改完稿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觀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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