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小的時候，常聽大人們說起「59年」。比如誰家的孩子扔塊饃饃頭，或者丟下半碗飯，大人們總會帶著責怪的口吻說：「要是在『59年』，這塊小饃頭能救一條命！」，「這些孩子是沒有經過『59年』呀！」……當時對「59年」一詞不甚了了，只是模糊地覺得大人們大概是對孩子們不珍惜糧食很遺憾，譴責幾句，並不往深里想。即便有時挨上大人幾句罵，也不會去介意，因為畢竟小學語文課本里還有「鋤禾日當午」那首古詩。
後來漸漸長大了，上了高中，我才對「59年」一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原來，「59年」指的是公元1959年，恰處在我國發生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段內，在我的老家——河南省信陽地區息縣包信鎮姜寨村，自1959年中秋至當年冬末的短短几個月時間內，出現空前的大饑荒，全村由397人餓死僅剩下90多人，有多戶死絕，我家原9口，僅餘3口（父、母、姐），村裡有多人吃過人肉（現還健在的有幾位），有些人多次吃了多個死人的肉。從全國範圍看，河南信陽地區的饑荒最為慘烈，丁抒先生在其文章里這樣記述「……信陽地區『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白樺語）。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戶，息縣五千一百三十三戶，固始縣三千四百二十四戶。……」這就是所謂的「信陽事件」。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明史里，曾發生過多少值得後人汲取的事件，但由於當時危及一些人的利益，很多沒能記載和流傳下來，無奈地被淹沒在滾滾的歷史長河中，給後人留下的只有無限的遺憾。今天，就是這樣一樁可能是空前絕後的歷史事件，在我的學生時代，從教材到教師，再到官方口徑，要麼絕口不提，要麼輕描淡寫，要麼歸結「自然災害」。長期以來，學術界對此事也是無人敢涉（近幾年稍好），好像沒有發生過這一慘事似的。在我的家鄉，常聽到一些老人感嘆：「再過50年，還有人知道『59年』的事嗎？」，「我們現在把『59年』的事說給你們年輕人聽，你們將信將疑；等到你們說給將來的人聽，他們還會相信嗎？」……是啊，等這些老人都去世了，又有誰來見證這一事件呢？眼看家鄉經歷此事的老人越來越少，我的心情十分焦急。我也早想做這方面的記載工作，但因自己並沒有親歷『59年』，而且終日忙於教學工作，無暇去傾聽和記錄。1999年之後，我因生計離開家鄉來到浙江平湖，離家鄉遠了，這件事情做起來就更加困難。
2005年暑假，我回到老家河南信陽，終於有時間在家鄉小住幾日，其間和鄉親們座談，請他們敘說自己「59年」的經歷。每個小人物為活下來而苦苦掙扎的經歷，都是一段滲透著血和淚的悲慘故事，真是慘絕人寰，令我慘不忍聞！他們大都60歲以上，稱呼著我的乳名，讓我倍感親切。我注意到，老人們提起「59年」，在他們刻滿皺紋的臉上，掠過的總是悲哀和驚恐的神情。這是可以理解的，在他們塵封的記憶里，是家中多位親人活活餓死的悽慘場景。40多年來，他們也許對親人的哀思時斷時續，但一定從未忘記。縱使時光流逝，把記憶洗滌至淡漠，但終究可以拾起那曾經是刻骨銘心的記憶片段來。現在，又偏遇上我這位「多事之徒」，竟把這些片段收羅了起來，於是就成了這本《「信陽事件」中的家鄉》（暫取名）。
關於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記載，丁抒先生在其《人禍》中、曹樹基先生等一批作家和史學家在其文章中都高度宏觀地進行了記錄和分析。筆者認為，從總體和宏觀上居高臨下地把握這一歷史事件當然是必要的，但深入下去，從微觀上記錄最底層小人物在這場人類史上的大劫難中，倖存者是如何活過來的，死去者是怎樣悲慘死去的，當時的人們是怎樣的社會心態等，同樣必要。我早已給自己定下原則，即記錄的故事必須真實可靠，記錄用詞要恰如其分。必須本著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儘可能聽當事人親口敘述。筆者是搞理科教學的，既沒有把悲悽故事調理成文謅謅辭章的手筆，也沒有把哀苦事件演繹得讓人暢快淋漓的心情，筆者要用樸素的語言，表述出家鄉人在這場大饑荒中的實際生活情景，亦即力爭要做到樸素和真實。假如您讀了我的文章，達到了這樣的目的，我就念「阿彌陀佛」了！再一點，筆者原本打算文中「只記不議」和「只記不抒」，來個「面無表情說事」，以為這樣可以給讀者一種信任感，然而人非草木，我終於認清自己其實是性情中人，所以文中不少地方在「記」的同時，因情節使然，還是有意無意地加進幾句或小段的「議」或「抒」。在此筆者請求讀者給予諒解。
時值暑假，天氣炎熱。農村條件差，加之我的電腦打字功夫又「不咋的」，汗水從胳膊流下，每每滴到鍵盤上。就是這樣，我還是白天採訪、座談（拉家常）、傾聽，晚上整理、記錄，經常工作至深夜。疲倦了，站起身到院子裡走走。農村的夜晚一片漆黑，鄉親們已早早睡去，遠處不時傳來幾聲蛐蛐的鳴叫。家家房前屋後栽著許多樹，枝葉茂盛，夜風吹來，發出令人心怵的沙沙聲，我的心情愈發不能平靜。就是這個村子，就在40多年前，僅幾個月內，300多條人命逝去，而且又都是稀里糊塗地餓死的，有的死後肉竟被當時活著的餓極的人煮著吃了，有的全家死絕——我幾乎懷疑，這是真的嗎？聽母親講，我家房子附近幾處空宅地，都是「59年」餓死絕戶的家宅所在地。全家人餓死光了，房子便成了空房，常年沒人住，也沒人修繕，後來便倒塌掉，再後來夷為平地，就是現在的空宅地。
假如真有所謂在天之靈，相信這些本不該餓死的人們，他們的靈魂一定會在上蒼保佑我，保佑我不會因自己的文章而招惹禍端。我知道，「長江水沒有回頭浪」，人死不能復生，我沒有能力讓屈死的生命轉陰還陽。我一介教書匠——一位普通的中學物理教師，盡己所能，記錄著這些生命屈死的經歷，本無他意，目的只有一個：記住過去，走好現在。
願我們的後人生活在沒有飢餓和迫害，沒有打鬥和殺戮，沒有獨裁和專制的世界裡！
願我們的後人生活在充滿友愛和愛心，人與人之間平等、互助、誠信，崇尚法制和人權的世界裡！
舊事記憶
今年暑假，我攜妻、子一行三人，回到老家河南息縣包信鎮姜寨村。到家的第二天，我起床很晚。母親依舊勤快，早早地把飯做好，等我起床用餐。自2002年暑假至今，我們母子整整三年沒有見面。母親今年已70高齡，身體又不好，還要給弟弟看孩子。自從2000年冬父親去世，母親可謂既孤獨又忙碌。這些年中，每年我都會盡力所及給她寄去些錢，她自說生活過得還不錯，我看她氣色也較前好多了。
早飯後，我們母子坐在過道里聊天。不一會兒，東院的姜漢義和北院的姜樹遠走進來。兩人都是我家的鄰居，簡單寒暄之後也在過道落了坐。大家先是感嘆歲月匆匆，接著便暢談今天的幸福生活，再後就聊起父輩們從前如何如何吃苦。最後，把話題轉到家鄉「59年」的饑荒上。
「餓死了很多人。開始人不敢逃，隊長姜樹森說了，逃跑的人將永遠見不到姜寨樹梢！」姜漢義說，「後來實在不行了，有人還是偷偷逃到外鄉。不然，我們全村恐怕要死絕！」說到此，他顯得有些激動。
這裡提到的姜樹森，「59年」時是村幹部。這個人實在是壞透了，我曾綜合多人對他所作所為的描述，卻始終沒有發現能體現他人性的一面。他把各家各戶的鍋全部收去砸碎，讓村民們吃大食堂。吃不飽，他又不准人家開小灶，「不准私人冒煙」。村民們無奈，只好半夜裡偷偷在自己家用盆或罐煨一點野菜。可他十分靈通，總能順著煙味尋過去，端起盆罐不由分說摔個稀碎。母親曾親眼目睹一村民因為吃不飽，把自己偷著煨的野菜兌在稀飯里，被他發現後，他竟連碗帶飯端起來扔到水塘里，嘴裡還說：「湖南大米白亮亮的，不好吃嗎？你偏兌那綠兒叭嘰的野菜乾什麼？」；村民們在大食堂只能喝到極稀且限量的稀飯，但他和親屬及其他幹部卻可以吃到饃饃，還經常加夜宵。在短短几個月的時間內，在全村397口人餓死300餘人的情勢下，他的老婆居然還生孩子；村民稍不順他意，只消他一句「滾吧，上午沒有你的飯了」，這位村民就要餓肚子；由於他執行上級政策「積極」，竟成了外村學習的典型，前來學習取經的外地幹部絡繹不絕。然而浮誇終究是浮誇，飢餓終究是飢餓，正如常言所云：「紙包不住火」——村民們帶著菜色的面孔，瘦弱不堪的身軀，不就是對外地取經者無聲的傾訴嗎？於是，每逢外地取經者到來，他都強令村里因飢餓而瘦得不像人樣的村民，躲到偏僻的廁所里去。
餓死了那麼多人，姜樹森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卻不承認，甚至不准別人說「餓死」二字。我的父親那時年輕氣盛，因為幹部偷吃夜宵的事和他頂撞起來，兩人一路邊打邊走，找村支書張永鳳評理。張是一位老謀深算、兩面討好、「狡猾」如狐狸的人。「59年」後，張和姜樹森二人雖然都「栽了」，但張幾乎沒有什麼民怨；姜卻激起民怨沸騰，在「民主補課」會上，村民們懷著滿腔仇恨，一哄而上對他進行毆打，有人差點咬掉他的耳朵。
當著張永鳳的面，父親據理力爭：
「你們領導幹部搞特殊化，竟偷著吃夜宵。群眾幹著重體力活，卻終日吃不飽，餓死那麼多人……」
姜樹森一聽，臉色驟變，一臉嚴肅地對張說：
「支書，你可聽見了，他竟說死那麼多人是餓死的！——誰敢說這些人是餓死的？！……」
不過，這個沒有人性的傢伙下場很悲慘。「59年」後，他被戴上「壞蛋」帽子，在村里接受管制。在他人生的最後幾年，得了中風病，只能靠拄著棍子艱難挪步。有一次，他和時任村幹部的姜漢營在吃飯場爭吵起來，好象是抱怨村里對他不公平，竟委屈地說：「我想起來（你們對我的不公），就想哭上三天！」，姜漢營立即回應：「俺想起來，能哭上三年！！」顯然，姜漢營的言外之意是「59年」的事。後來，他的中風病加重，和兒子、兒媳的矛盾也加劇，家庭關係近一步惡化。夜裡，絕望的他乾脆喝農藥自盡了。大清早，死訊立即在村里傳開。記得那天很巧，母親早早幫我打點好行裝，我懷揣高招錄取通知書，正準備離家赴外地求學去，時間應該是1984年9月中旬。
「你的父親逃離家鄉後，有一次餓得實在沒有辦法了，他用兩毛錢把人家準備餵豬的半筐紅薯皮買下吃了……這件事你父親跟你說起過沒有？」姜漢義問道。
這件事父親生前多次跟我說起過，那是他逃往安徽省臨泉縣去尋我的母親和姐姐的路上發生的。此前大約20多天，我的母親帶著6歲的姐姐歷盡艱難偷逃到臨泉，暫棲在父親的朋友韋天鬥家裡，靠白天在田野里刨尋小紅薯為食。當時安徽臨泉的情況稍好，還沒有出現餓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