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時間整理手上資料及自己的思緒，一連十三日的理工大學圍城戰，橫飛的催淚彈和汽油彈，逾千人被捕，這一役，無疑是六月至今以來，最激烈的攻防戰。隨著警方在11月29日解封校園，事情總算告一段落，但無論是示威者，還是傳媒行家，回想起這兩星期，相信仍餘悸猶存吧。
警方全面封鎖理大，並訂出傳媒採訪「一換一」的規定。我首天踏足理大與同事交接，已經是18號的早上十時半。理大四周布滿警察，相信至少停泊了50架警車，龐大的封鎖線更擴展至佐頓、尖沙咀及何文田一帶，我需要從西九龍高鐵站步行前往警方在尖東科學館道所設立的「記者交接區」。
穿著記者反光衣、背包上扣著一個印有「Press」頭盔及配戴著記者證，我到達科學館道後向駐守的防暴警自報家門，並要求與理大內的同事交接。隨即，數名防暴警包圍我，要求我出示記者證及進行搜身，又問我：「點解香港而家咁多記者？記協系咪有證賣？」我沒有理會，只默默地配合他們的搜身工作。搜身後，防暴警帶我進入防線，終於見到我的同事，正要交接之際，身穿藍色背心的傳媒聯絡隊又要搜我身，今次搜得更仔細，他們將我銀包內的物件和證件逐一翻出，每一張證件均要對比我的樣貌，整個過程接近5分鐘。
11月17日晚，在理大北面李兆基樓（Y座）出入口，有多名穿著反光衣的醫護急救人員和記者離開時被捕，雙手遭警察以膠索帶反綁，並排列坐在地上，這張相片震撼社會。網上照片
由於前一晚有多名身穿反光衣的記者、急救員及醫生被捕，他們一個個雙手被反綁排列坐在地上的相片震撼社會，我好奇地問警員：「我會否同樣被控暴動罪？」警員只笑著回答：「你入去咪知囉！」模稜兩可的答案令我對這趟理大圍城的憂慮進一步加深。
才踏入理大校園，我第一個感覺只能用人間地獄來形容──四周的頹垣敗瓦、隨處可見的汽油彈、俯拾即是的催淚彈殼、被黑煙燻黑的紅磚、遍體鱗傷的示威者，以及無窮無盡的低泣聲。中午時分，示威者先後兩次由A Core正門突圍逃亡，最終均失敗而回，更有多人被捕，理大示威者士氣直線下降，部分人戰意全失，不知所措，更有人泣不成聲，校園瀰漫愁雲慘霧的氣氛。
當時校園內仍有逾千名示威者，當日有網民發起「九龍開花」行動，希望藉此以「圍魏救趙」的方法救出理大的示威者，油麻地、佐敦及尖東一帶都有人聚集聲援理大示威者。理大內的示威者起初亦十分有衝勁及希望，但隨著多次的突圍失敗，越來越多人被捕，加上前一天與警方激戰超過12小時，大部分人均面露疲態及垂頭喪氣，但精神卻長期處於極度緊張狀態，有示威者向記者表示已長達48小時未眠。
黃思銘攝
其中一名被困理大的女子小櫻（化名），在混亂中遺失了電話，故向記者詢問外面的形勢及最新消息，她說，她本來只打算與數名朋友帶同乾糧及替換衣物來支持前線，放下東西後就離去，沒料到會因此回不了家。
「我淨系想返屋企。」這句說話也是記者在理大九日聽得最多的說話，小櫻低泣地說：「其實我哋真系咩都冇做過，我同我啲Friend都系和理非嚟，點解要咁樣韞住我哋？」小櫻指她不懂如何向父母解釋，因為她編造了到朋友家過夜的理由，萬一被拘捕，相信年邁的父母會接受不了。她表示自己從來沒有上過前線，一直以來都是以「和理非」的身份支持這場運動，從來沒有想過自己都會有機會被控暴動罪，感覺匪夷所思。
小櫻的夥伴小明（化名）說，他在之前一日（17號）下午4時許到理大，警方傍晚6時就已不准校園內的人離開，之前卻聲稱讓人和平有序地離開校園，但離開者卻即時拘捕，他斥責警方出爾反爾，形容心情非常無奈。「大家覺得警察遲早都會攻入校園，衝出去同留喺度根本冇分別，同樣都會被告暴動罪，擺到明系想逼死我哋！」
理大內的示威者經商討後，不再正面挑戰警方，以免再有更多人犧牲。直到傍晚，有示威者呼籲想離開的人儘快趕往連接Z core的行人天橋，原來外面有人策劃了一場營救行動，只要游繩到漆咸道南天橋的行車路上，就有人會接應他們，再登上「家長車」離開。有示威者雙手合十，向在場記者懇求道：「求嚇你哋唔好報住！我知道有新聞自由，我唔會唔俾你哋影，但你哋只要報遲少少，就可以有更多手足走得甩，求嚇你哋！」各行家相對而視，沒有人回答，記者身處的地方沒有傳媒作即時報導，只可惜這裡的新聞尚未出街，警方就已經發現了示威者在Z core的逃亡大計。
其後幾日，留守者都以不同的自己方式離開理大，包括向警方登記離開，校園內人數越來越少，傳媒行家人數甚至比留守者更多，現場感覺更顯荒蕪。
記者繼續在理大四處搜索留守者，希望可以跟他們聊聊天，但都沒有發現，故決定吸口煙休息一下。香菸才點燃了幾秒鐘，就有兩名留守者主動出現在我的面前，其中一個就是「理大廚房佬」。「記者哥哥，請支煙嚟食嚇得唔得呀？依到咩都唔缺，最缺就系煙！」我向他們遞出一盒剛剛新買的香菸，廚房佬爽快地接過後，立即從中取出一支煙交給我，我還來不及反應，他就笑著說：「呢一支就你嘅，呢一包就俾我哋啦，我哋真系出唔到去買呀嘛！嗱，當我塞錢入您袋喇，有煙就有人，冇煙就冇人，你想搵人訪問？買多D煙仔入嚟啦！哈哈。」我只能無奈地苦笑，不過也是在這個機緣巧合下，我認識了廚房佬。
廚房佬指理大雖然只是被困四天，但現時香菸已演變成如貨幣般的存在，因為校內物資尚算充足，無論是食品及日常用品都足以支撐一個月，只有香菸的消耗量遠超過補給的數量，所以有香菸的地方，就會有留守者的身影。果然，廚房佬所言不虛，隨即有多名留守者逐一出現，該盒新買的香菸，瞬間被分攤了。
對於廚房佬，他令我聯想起一句七言古詩（〈桃花庵歌〉）：「別人笑我太瘋癲，我笑他人看不穿。」或許有人會認為他是精神病、或許會有人認為他愛出風頭，又或許會認為他難以接近。不......言談間以三言兩語、借古諷今、笑談政治，可想而知並不簡單，我在文中不能盡錄。「廚房佬」？不......哲學家、政治家，理應如此，只可惜生於這時代。
廚房佬：「我系一個廚師，我淨系識煮飯，我唔識打人，只要佢哋仲需要我，我會繼續留喺度。」
伴隨廚房佬一起「打劫」我的香菸還有另一名男留守者──黑仔（化名），約30歲，皮膚黝黑、身型健碩、身高至少一米八、滿面鬍渣，不過他不愛說話，也不願接受我的訪問。
托廚房佬的福，我連續兩天的「菸草攻勢」終於奏效，終於與黑仔打開了話匣子。閒聊間，才得知黑仔因為參與抗爭，已經多達三個月沒有上班了，他表示因為自己這幾月來常常臨時「射波」（缺勤），所以被僱主列入「黑名單」，他形容自己已經「臭咗朵」，「都冇得怪嘅，咁你成日臨時射波，系人都唔會再用你啦！不過算啦，咪靠住積蓄先囉，好過啲細路食都冇得食呀！」黑仔在中大一役後，馬不停蹄來到理大支援，他指自己由「雙十一」開始，就一直在外抗爭，計一計日子，已經超過十日沒有回家。
他吸一口煙後，淚凝於睫地坦言：「其實我都真系好想返屋企，我好耐冇見過我老母了。但系我更加想見到啲細路仔可以安全走得甩，返到屋企再同我報聲平安，已經系成埸運動我感到最欣慰嘅事。我覺得好諷刺，返屋企明明系一件好平常、好簡單嘅事，點解我哋而家好似連呢個權利都冇埋咁？點解要逼到啲細路仔為咗返屋企，又要游繩又要行坑渠，你知唔知幾危險呀？林鄭有冇諗過，班細路連命都可以唔要，就係為咗返屋企，佢竟然仲可以繼續圍學校。我覺得已經唔系訴唔訴求嘅問題，系有冇人性嘅問題！」不多久，黑仔指他將與其他留守者商討逃亡的事宜，著我不要跟去，隨即他的身影就消失於一棟又一棟的紅磚樓之間。
理大校園內留守者越來越少，一片凋零。
同日，記者在李兆基樓附近發現一行五人的留守者，四男一女，看似是正尋找出路。他們全身黑衫黑褲，每人手上均手持著攻擊性武器，如弓箭、鐵通及鐵撬。記者在好奇下，決定悄悄地在背後跟隨他們，才跟了數分鐘就被發現，其中三人手持武器包圍著我，當中一人呼喝道：「你邊間架？跟L完未呀？系咪做少日新聞會死呀？」我隨即自報家門，並解釋沒有惡意，也沒有拍攝，只是好奇心作祟，但他們態度強硬，不斷叫我離開「唔好L再跟」，我只好轉身離開。事後與其他行家閒聊此事，原來他們都有類似經驗，他們認為現時的留守者極度敏感，部分更視記者很offensive，因為他們都很擔心有「鬼」，擔心有警察假扮記者及義務急救員，行家勸喻我單獨一人的話別去招惹他們，以免出意外。
雖則校園內環境已經漸漸冷清，但連日來都有警員向理大播歌及嗌咪，包括播放《監獄風雲》主題曲《友誼之光》、《十面埋伏》及《告別校園時》，又有警察嗌咪，形容留守者只能吃「冰冰冷冷的生命麵包」，自己則可在同事接更下班後，到深圳光顧海底撈，又可以享用冰凍的啤酒等，躲在大光燈背後的警員，算是為理大內的記者帶來一點「娛樂」。這晚開咪警員暢所欲言，講完「海底撈」多好吃後，我收機準備轉身離開時，警員突然多贈兩句：「影完嗱？死黑記！」我當下無奈苦笑，想不到這段影片翌日在網路瘋傳，生命麵包竟賣斷市。
翌日，從廚房佬口中得知黑仔於清晨與其他十多名留守者已成功離開，理大內人數日漸遞減，甚至連廚房佬都因身體及精神出現異樣而離開了，沒有人打理的理大校園，開始進入崩壞時期。校內的衛生情況明顯比早幾天更為惡劣，飯堂附近一帶的範圍傳出陣陣惡臭，堆積如山的垃圾隨處可見，不斷有蚊蟲滋生。學校飯堂有大量廚餘及未清洗的碗碟，廚房內，其中一個放置了生肉的鋅盤，更有大量不斷蠕動的蛆蟲，很多傳媒行家進入飯堂範圍均需配戴防毒面罩。
理大廚房內放置了生肉的鋅盤，滋生了大量不斷蠕動的蛆蟲。
隨後兩天，見不到留守者的蹤影，杳無人跡的校園，荒涼中帶點危險感覺。我不想逗留在飯堂附近一帶範圍，決定四處「洗樓」看看，終於在賽馬會創新樓遇上一名女留守者。
裘琪（化名）不願透露年齡，但樣貌非常年輕，目測身高約1米5，見到記者時，表情很驚惶及不安，記者立即展示記者證、放低背包及高舉雙手表明自己並無惡意，亦詢問她有沒有甚麼需要，因為我背包中有食物、水及禦寒衣物，沒有想到她開口問我有沒有多一件「反光衣」。裘琪指自己身處的賽馬會創新樓任何物資都不缺，她只希望能離開這裡，她聲淚俱下地說：「我畏高，所以真系唔敢游繩，我又唔識游水，我驚我落咗下水道會浸死。除咗匿埋，我真系諗唔到可以點做，記者哥哥，你可唔可以帶我出去呀？」我不能答應，亦不忍拒絕。她指外面有手足一直替她想辦法離開，但她真的接受不了游繩及走下水道，所以只餘下她一直留在校園內。
裘琪向記者展示她曾躲藏的地方，包括假天花
裘琪向記者展示她在賽馬會創新樓曾躲藏的地方，包括假天花、通風口、冷氣機槽、機房等等，記者看得目瞪口呆，總之就是一些意想不到的地方，務求令到攻入校園的警察也捕捉不到她。被問到為何不跟隨警方指引，走出正門登記姓名便可以離開了，她壓低聲線地道：「行出去自守同投降有咩分別？咪一樣俾人告暴動，咁我寧願繼續留低，等佢嚟拉我！」與裘琪交談期間，我離開一會去採訪進入理大協調的議員記者會，之後再回到賽馬會創新樓已不見裘琪的蹤影，其後數天我再努力也尋找不到她，至今也不知道她如何離開理大。
最後兩天警察及消防進入理大搜證和清除危險品，然後警方解封 。
在理大的十天採訪，老實說壓力是有的，感覺上就和理大內的留守者一起被圍困似的，身處同一空間，一同呼吸飯堂的惡臭、靠著廚房佬的伙食填飢，甚至一同在校園內探索逃生路徑、餐風露宿，彷佛我們就是他們的一份子。
但記者從來都不是他們，我們不用提心弔膽，害怕警方不知何時突襲拘捕；我們可以相對有自由地進出校園；我們亦不用擔心未來可能需要面對十年刑期。而他們只可以躲藏在大樓內上鎖的房間、校園內沒有人發現的窿窿罅罅，背負著巨大的心理壓力，過著不見天日的生活，相信那些恐懼、陰霾、無助、悲憤，都是記者想像不到的。
